广东侨中老三届“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征文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综述(转载)文章来源:老知青之家网站 邱新陆

码头工人歌   曹健 我的大学   黎康乔
(转载) 知青运动与知青  金一虹 也谈知青运动与知青  陈贤庆
记一位上海知青  陈贤庆 我所经历和感悟的“上山下乡”  2 陈贤庆
知青生活点滴 杨正平 魂漂大海 黄天源
台风 李鹤鸣 分粮 李鹤鸣

 

                    码头工人歌           曹健

 

伴随着我走过知青岁月的“SONY”牌收音机,回城后被冷落在角落里。都市的日子,理应是看TV、听CD居多。但近年我又习惯听FM了,在陶街淘了一部小巧的随身听,还是“SONY”牌。在出差的旅途中,喜欢带上耳塞收听当地的方言广播。吴浓软语似轻而温柔的苏堤柳,巴蜀方言像爽而火热的麻辣烫。置身各地聆听各种乡音,真切地感受到华夏大地和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

那天汽车奔驰在江南水乡的高速公路上,从无锡到常州的旅途中,闭目养神听着江浙的FM广播,差点被女DJ的吴浓细语催眠入睡,突然传来一段似曾相识的激昂音乐旋律,仔细一听,那是电影“创业”中抒发革命浪漫色彩的主题曲啊:“用那大吊钳推着地球转……石油工人心向党,乐在天涯战恶风……”心中不禁一凛,头脑完全清醒了,思绪回到了七十年代的雷州半岛,在南海边亲眼目睹的那场台风。在令人敬畏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那么的渺小;在大自然的威慑下,有的是飓风面前人类的弱小和无能为力,与天奋斗何乐之有?

在沙场砖瓦厂近一年的劳动岁月里,二十多个广州知青除了挖沙、打砖烧窑外,还兼职客串了码头工人的角色。每当载有勇士农场物资的船只靠岸,砖厂领导挑选十几个青壮劳力,我屡被挑中,把船上的水泥、尿素、化肥搬运上岸。

      记得第一次做“咕哩”是在708月的一个下午,十几个还在发育中身材单薄的小“苦力”,拼凑成一支装卸队,砖厂领导带领我们开赴海汊码头。听预报说过两天有台风到,海边已是风雨欲来,天色阴沉,时值退潮,水位低落,一艘几十吨的机帆船,停靠在仓库对开的泊位上,两块长长的跳板架在码头与船之间,呈15度角的坡度。船舱里堆满了白色布袋包装的日本尿素。

 第一次踏上那仅宽60厘米的跳板,晃晃荡荡的,象荡千秋似的,竟觉得好玩。上船后,不知那个带头,用打砖的围裙,往头上一罩打个结,披在肩上活像一队洪秀全麾下的勇士。日本尿素每袋重80斤,对刚从大城市来的我们,可是一个不轻的重量啊。肩上扛一包尿素,手拿一支竹签,我小心走上跳板,只觉得跳板上下晃悠,心里很紧张,生怕失去平衡,掉进海里。好不容易走上岸脚踏实地,才感到平稳。到了仓库。把竹签交给站门口的梁支书,按指定的位置卸下货包,周而复始,往返不已……走了十几趟后,脚步开始沉重逐渐蹒跚,筋骨不听使唤了。那好玩的感觉早抛到九宵外了,就像以后体验过的在青藏高原上行走似的艰难。

  两小时后,海水潮退,露出跳板下面的一片污泥和许多残砖破瓦,跳板更加倾斜。“行百里半九十”,越到后来,步履越加沉重,小腿颤抖,肩膀由酸痛变得麻木……

精神胜利法开始了,眼前浮现出电影“六号门”,那是父亲对我的启蒙磨难教育。李向阳——郭振清演的游击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码头工人的地下党,也是步履艰难地在两块跳板间,搬运着沉重的麻包、弹药箱。跟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饱饭吃,而六号门的码头工人在烈日下是饿着肚子,每支竹签是结算的血汗钱,我们的竹签用于数量统计。在这边远的海汊码头,我们算是几号门呢?

在沙场的海边劳动生活了3年多,真正见识了大海的狂暴是1972年的台风季节。那是9月的一个十几号台风(那时台风不像现在冠以美名容易记忆),要在湛江到海南一带登陆。

下午,场部领导打电话来,命令我们抽人到码头突击台风抢险。家典大叔让我和另一个广州知青小高马上冲去码头参加抢险。

这时的台风半径已波及雷州半岛了,下了一整天的倾盆大雨。夜晚我们在草棚里,听着台风前沿低沉的嘶吼声,挟着暴雨猛烈地撞击着茅棚顶,幸好茅屋没有为台风所破歌。到了上午,风雨竟然平静下来,只是天色越发阴沉,大有风雨欲来之势。天边乌云翻卷,阴暗的天空时而裂开乌云,透出几道亮光。

通往码头的山涧小路雨后变得泥泞湿滑,刚走下山坡就听见河水的咆哮声浪。往日清澈的小河翻卷着混浊的泥色洪流,漫上半山腰。原本平静的小河汇集了上游的暴雨,像一匹不羁的野马,发泄积压多时的暴怒,嘶叫着向前奔腾。卵石滩上平日阻碍河水前行的嶙峋大石不见了,仿佛被烈马愤怒的铁蹄践踏踩碎不知所踪,洪水裹挟着被台风撕断的碗口般粗的树干,一河的残枝败叶,摧枯拉朽之势奔腾向前。

惊怵的我们被大自然的暴怒震慑,不敢涉水过河只能原路退回,绕道收获砖厂的木桥过河。多走了半个钟,幸好木桥还未被洪水没顶,但离水面也只有几十公分了。码头上,已聚集了调风公社、收获农场等20多人组成的抗风抢险队,任务是连夜奋战,将几个地势低洼的靠近泊位的仓库物资,搬到地势高的仓库,垫高地台板堆码放好。以免海水漫上浸泡物资而受损失。我们肩扛手提,不顾劳累,像蚂蚁似的来回搬运着。通宵连轴紧张的劳动,终于在天亮前完成了抢险任务。

搬完最后一包水泥,我们才感到腰酸骨痛,手脚麻木,像“水浒传”里被吴用下蒙汗药醉倒一般,很快的七歪八斜地倒在货堆上酣睡。我过度疲惫后反无睡意,走到仓库前的屋檐下,看着天色渐明,眼前的码头、海堤、小屋、红树湾……随着夜幕的褪下渐渐露出了轮廓。

台风真的来了!铅灰色的天空低压着海面,飓风挟持海浪从入海处汹涌地奔向码头,码头的海水比平日涨潮时还高出2米多水位,快漫上堤岸了。南面滩涂上的红树林淹没不见了,只剩汪洋一片,变得空旷和宽阔。放眼东方,大海的一角被铅灰色的云幕隔断了视线,海堤和小屋还依稀可辨。风势越来越猛烈,推着海浪从天边向码头翻涌而来,拍击岸边的花岗岩石,溅起几米高的白浪花,发出阵阵令人震撼的吼声。

远处的海堤是个风口,看到海堤上的小砖屋却看不见平日停泊在旁边符大叔的小渔船。台风风势越加增大,远处天空被撕碎的云团仿如狂风驱赶的灰色羔羊,刹那间变成扬鬃野马向大陆急驰。呼啸的飓风撕裂着海面,卷起白浪滔滔,冲击海堤,让我真正见识了古诗中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意境。随着风势猛烈到几近疯狂,排浪越来越快越来越高,海堤上的小屋就像滔天巨浪中一叶孤舟,时隐时现……突然,巨浪像一头白灰色的恶魔冲过海堤向小屋扑去,一个比一个更大的恶浪像群魔张狂地扑向海堤和小屋。一个巨浪过后,海堤消失了,小屋也没有了踪影。我看着发生的一切,战栗惊恐不已,我的心揪紧了,祈祷那只是可以重建的间空房子,大叔没有作无谓的坚守吧。那突如其来的刻骨难忘震惊,直至前几年太平洋大海啸对沿岸地区生命和财产的残酷破坏,我马上就想起几十年前领教过的台风恐惧与威严。

曾听大叔说过,在调风镇那边的小渔村里,有个温暖的家,同住的还有两个小孙子,但愿大叔早就回家避风去了。我努力想象着这样一幅情景:在不远处小渔村风雨之下的茅屋里,大叔悠闲地抽着大碌竹,点点烟火闪现,舒展他脸上岁月的皱纹,孙儿在嬉戏打闹,全然没有眼前飓风肆虐的严酷与恐惧。

半年后,我接到通知,到场部筹办阶级教育展览,采写老工人的血泪史。时值暮春,也是雷州半岛特有的雾春季节,迷雾到处弥漫。临走时我到码头,期望能看见小渔船和憨厚的大叔,满载着鲜活的海鱼和欢笑,但码头上只停泊着两艘几十吨的货船,等待卸货。

我爬上山冈顶,回首眷恋地望着这片平静而曾惊心动魄的红树湾,灰霾的天空,泥色的潮水,海天一色。往家乡方向了望,西望长安不见家。大海的一角,半壁青山被迷雾笼罩着,迷惘而凄嘁。海堤一片狼籍,满目沧夷,仍留着风魔践踏的段段残垣断堤,淹没在潮生潮汐中,滩涂上的红树林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根系相连,展现出不屈不挠的风姿,显得更加团结。更深刻地留在我脑海里的是这样的一副情景:两块长长的跳板,晃晃悠悠的一头架在风浪拍打的斑驳的船上,另一头搭在被岁月磨压显露出印痕的岸边石头上。跳板上,人们佝偻着腰,背负沉重,周而复始地背上、卸下、又背上,步履艰难而蹒跚,最后麻木。这让我想起俄国的名画《纤夫》里刻画的:他们像蝼蚁般整天劳碌,没有闲暇去享受生活的情趣,也没有心情去发现和欣赏周遭自然景色的美好,这是人类的悲哀,也辜负了造物主将人类放到世间的一番好意。

眼前的情景又像一帧灰蒙而失去光泽的老照片定格在脑海里。耳边响起在家时常听的老唱片熟悉的旋律——

“从早搬到夜,从夜搬到早。

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沉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

都往我们身上压吧!

为了两顿吃不饱的饭,

搬那,搬那,嘿咿嗬,嘿咿嗬,嘿咿嗬……

成天流血、成天流汗,

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

……

(白):难道一辈子这样下去吗?

不!弟兄们,团结起来!

(唱):向着我们的路上走,

搬那、搬那,嘿咿嗬,嘿咿嗬,嘿咿嗬……”

这是上世纪30年代人民音乐家聂耳为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谱写的一曲“码头工人歌”,也是这台风季节里我常哼唱的老歌。是啊,我们的人生路才刚开始,就注定布满了荆棘、陷阱、石头,还有重重的迷雾。我们每艰难地前进一步就要付出比别人数倍的努力,只能是不断拨开霾雾,披荆斩棘,躲避陷阱,搬走石头。后来或许听到闲人豢养的八哥几声尖细的聒噪,对于身光颈靓的八哥学舌,不听也罢。

虽然我们被某些人嘲为素质低下,可我们早就在山野中听惯了对面山头传来声声鹧鸪嘹亮的啼叫,比八哥好听多了。当然,我们还是从鹧鸪声中听出了,那是拙扑的鸟类对人类好意的呼唤:“行不得也……哥哥……”。

尽管前面的路充满坎坷和艰难,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坚定的走下去。我们坚信在崎岖艰辛的路上,会阅尽人间无限的春光和美景,决不会比其他人逊色,其境界是他们无法达到的,旖旎风光更是他们无从体验到的。

走我们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谨以此拙作为抹之不去的知青身份和40周年的纪念,也为我们的网站抛砖引玉。

                          

                                                                                     2008-2-7羊城

                      我的大学   黎康乔                               

                                                                  一、  梆子   酒吧楼上

          一声巨响嘭、嘭”摔酒瓶声从楼下传来,不但震松我正在绘图的铅笔,也把睡梦中的老蒋惊醒,楼下是一阵夹集着中英文争吵声。我看看墙上的挂钟,才十一点,离打烊还有一个半小时,本来想在今晚完成这幅制图功课,看来又要再挨多一个晚上。老蒋催我快到下面看看。在楼下酒吧工作的陈飞也在大声叫“Sam 快来帮帮手!”我一个箭步冲下阁楼,只见陈飞和几个侍仔正在努力隔开一黑一白两个喝醉闹事的美国水兵。我随手抄了把扫帚也来充当打手。酒吧的妈妈山Marry恶狠狠地骂他们说:“赔钱!不然我马上叫海军宪兵!”几个原本在旁边煽风点火起哄的水兵,慌忙过来拉开自己的兄弟,一面给妈妈山赔笑脸道歉,表示愿意赔偿,千万别惊动宪兵。水兵都知道事情闹大了,宪兵来了,一干人一齐带回军舰问话,说不定就得在军舰上过这个难得的假期。妈妈山看到局面控制了,马上请大家坐回自己的桌子。陈飞也及时在唱机里换了一首美国抒情名曲“Kiss me  goodbye”,客人们拥着吧女回到灯光昏暗的卡坐继续喝酒调情。一切恢复平静……

        我和侍仔们赶忙收拾推倒的抬椅、地下的杯碟。妈妈山在斥责刚刚惹事的吧女天娜“死姣婆,讲你几多次,在酒吧里可以过台应付几只鬼,出街钟就绝不可以同时应承两只鬼,最骤忌是一个黑一个白,出了这酒吧门口我就保不住你,以后醒定点!”很快大家各就各位,象没事发生过。

      那是70年代越战期间香港的酒吧常发生的情景。

      七十年代初,我和几个不甘在乡间与草木同腐的老三届学生,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到了香港。到港时拍手无尘,为了生活先在地盘做了几个月靠力气的泥水工。站稳脚后,我转到一家装修冷气工程的公司做技工,晚上上夜学英文。为了生活要工作赚钱,日间工作晚上上课,繁忙得我很不习惯,根本应付不来。为了省钱和几个人合租一个小单位,晚上有人打麻将打到半夜,吵耳的麻将声令我头疼、失眠几乎病倒。多亏陈飞(他下乡和我同大队)介绍我住到这里来。为我省了每月200元的房租,住在湾仔谢菲道一间酒吧的阁楼上,不用交房租的代价是每天酒吧打烊后帮忙清洁,有事发生帮帮忙,就象今晚这样。还有个好处,越战期间美国休假水兵来港上岸寻欢作乐,酒吧生意特别好。我星期天休息还可以在酒吧打短工赚点外快,也跟水兵们学几句英文口语。一句英文不懂的我很快就“OkYesSorry”地给客人端酒送水,还知道了美国兵最爱的啤酒名字叫Budweiser。那些水兵还为我起了一个英文名:“Sam”。住这里,不但经济上给我极大的帮助,还提供了我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湾仔酒吧区近海皮,晚上热闹,白天很安静。我上班的冷气公司也在湾仔,酒吧在谢菲道,后来考上香港理工学院夜校。上学在红墈要过海也不远,慢慢也习惯了这种日夜颠倒的环境,日子过得很艰苦而又充实。

                                      二、   注册入学

         把地上的破瓶烂罐清理干净,妈妈山示意没事了,我才回到阁楼,同房的室友老蒋早就呼呼入睡了。望着这国军留在香港的老兵,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老是睡得这么好?看着桌子上的绘图仪和功课,夜深快打烊了,三维齿轮图今晚画不完了。我望着图纸发呆,等着陈飞放那首打烊歌“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然后下去清洁。

     我不禁想起两月前入学报名的那天。

     到了香港已经一年多,上大学是我愿望,也是人生再向前的必须。和我同房的老蒋是49年从大陆撤退来香港的国民党老兵,他在一家银行当看更(现在叫保安),是湖北人,在香港20多年,但粤语还是半咸不淡,一听就知是外省口音。初见面我就主动用普通话和他交谈。他很兴奋,那年代在香港会讲普通话是稀有动物,真是他乡遇故知,一下子就和我变成老朋友。他告诉我,在香港没有学历,唔识英文一辈子难出头。他经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来港时他也是20多岁的小伙子。南征北战除了扛枪和一身力气什么都不懂,连广东话都不会。香港那时的经济太差,揾两餐都难,年轻时本想学当厨师,无奈听不懂大厨的广东话,学不成只好靠力气在地盘当工人,仅得温饱。现在老了当个银行看更还是熟人介绍,到老来是一无所有。老蒋叫我不要步他后尘,现在香港经济好找工易,进修机会多,目光看远点,趁年轻辛苦点修个学位。有一天热心的老蒋拿了珠海书院的招生简章给我看。珠海书院是国民党政府支助的大专学院,学的都是文科。我自觉自己的文学基根差,读书时的作文就干巴巴的。读文科不合我口味。数理化才是我的强项,何况俗话有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告诉老蒋自己的志向。老蒋说:“那好啊,理工学院合你,理工学院招收夜校(Part  time)学生,但门坎高点,要F5或同等学历,你有证明吗?”一言惊醒梦中人。我还真有,侨中高中毕业证书不正是F5同等学历吗?不管他们承不承认,反正不用交报名费,我就去试试。谢谢老蒋!

      第二天,我拿着侨中高中毕业证书和冷气公司的在职证明。到香港理工学院报名,我恐怕是第一个拿着文革期间老三届那特有的毕业证书前去报名的。那时理工学院还在建,位于红墈填海区过海隧道的地盘旁边,一路问人,还很少人知道这家新建的学院。到了门口,看到写着“询问处”。 我还没询问,一个热心的学生就招呼我:“是来报名吗?”他带我到一个大的教室拿表格,填好后交上去,就和几个报名同学坐着等面试。招生的老师照着报名表我填的英文名,叫了声“Lai  Kong  Kiu,黎生”,我上前递上毕业证书。老师拿着印着毛主席头像只有巴掌大的证书左看右看,望了望我又看看这张没有照片的证书,无法决定,说声“稍等”,拿了毕业证书走进办公室。很快另外一个老师出来,把我叫到办公室,请我坐下,说:“我姓方,你叫我方Sir。”接下是一连串的问题:“你的毕业证书写你是1966年广东省侨中高中毕业,你实际念了几年中学?什么时候到香港?做什么工作?”我老实回答:“我念了6年中学,毕业试都考过了。来香港一年多。做冷气安装工。” 这时方Sir在抽屉随意拿了两张试题纸说:“这是很普通的中学数学和物理题,你到那边的桌子做。”看到我紧张和迷惑的表情,他补充说:“这电机工程夜校是给在职人士进修,只要有香港中学F5 或同等学历,就不用考试。但我实在不知道你的程度如何,怕你读不下去,简单考一考,而且我也不会根据你的成绩来决定录不录取你,你别紧张,慢慢做,不限时间。”听他这样解释,我心情放松过来。大概一个半小时,把试题纸交回给方SIR。他也略略看了看,对我说,“你的条件基本符合,我接受你。”“你录取我了?”我有点不相信!就这么容易?“是呀,到外边登记吧,我没考你英文,但这课程是用英文上课的,你知道啦!”又拍拍我的肩膀说:“比心机学!”。

     就这样,我进入香港理工学院电机工程夜校学习文凭课程,开始了我在香港的半工半读生涯。

                                 三、   校园 朋友 同学 老师

      我被取录了,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陈飞和老蒋。老蒋还有点不相信我这么快就真的去报名,还被取录了。拿过我带回来的录取信和上课时间表看。他知道(当时我还不知道)香港理工学院Hong Kong Polytechnic(现在叫香港理工大学),当年是除了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外,第三间政府承认的文凭大学。而我才来香港一年多的大陆仔,就这样轻易地闯进去了。老蒋拿着录取信看了又看,羡慕地说:“你真好彩,够胆量!”我忙着解释:“是夜校,入学的标准比较低。”他回答我:“管它日校夜校,反正有文凭发,祝你成功!”我说:“老蒋,谢谢你的指点。我们到外面大排档庆祝!庆祝!吃餐劲的!”

      能进入香港理工学院, 重拾荒废了将近十年的学业。我很兴奋,但也深深知道要攻取这纸文凭不容易。白天要应付繁重的冷气装修工程,晚上课后要帮酒吧打烊清洁,只有那三更灯火五更鸡,才是我的读书时。又一次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还要论持久战,才能争取这次胜利。

      下决心容易,但遇到的实际总是比想象困难。幸运的是在最困难时,都有朋友、同学、老师、甚至老板无私的帮忙和支持,才使我一步一步完了这上大学之梦。

 我读的课程有四门课,加上实验,那就是每星期四个晚上,加一白天上午要到学校。晚上下课后,10点半到家吃饭略休息一下,刚好赶得及酒吧打烊。我的两个老友陈飞和老蒋也非常体恤我,没有水兵上岸酒吧生意不太忙时,他们一切搞掂,尽量让我安心做功课。最大的难题是参加每星期一天的实习课,每星期必须请假一天,老板会批准吗?只怕提出来会被炒鱿鱼。记得那天我拿着学院的取录书,忐忑不安地进入冯老板的办公室。我说:“多谢冯生!多谢你写给我的在职证明。我已被理工学院的电机工程系录取。”他听了也有点吃惊,因为我开证明时没有说是用来报读香港理工的。他也许以为我用来到移民局、领使馆办出国手续。他看了看录取书和课程表高兴地说:“好!好!学以致用,难得,难得!”看他心情好,我赶紧说:“不好意思,还有一事,请冯生多帮忙,这课程是夜间,但有一个实习是日间的,我想每星期请假一天。”冯老板想都没想就说:“没问题,你什么时候上课早一天告诉管工,让他安排。”想不到老板就这么爽快的答应了。

     万事起头难,突然要上大学,一切都乱了套,减少了一天工资,经济上要更加节衣缩食。工作、上学的时间要安排好。陈飞、老蒋和冯老板帮我消除了后顾之忧,让我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是不眠不休,如饥似渴的追赶着课程,学习渐渐觉得进入了轨道。但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来临了。一天老板冯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黎生,我很支持你读大学,但我们小本生意,长期找人替你做一天,不熟你做过的手尾,令管工很难做。一天的临工也很难请人,……”

     我说:“我明白,请让我再做一个星期。谢谢你几个月来的关照。”老板说:“那好,日后如果能做全职,随时欢迎。”出了办公室,这结果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心头很沉重,感觉有点前路茫茫。在香港生活自由,思想自由,但经济上的压力,在某种情况下比在下乡时压力更大,离开乡下一年多,但几年农村的生活依然历历在目,那年代物质尽管很贫乏,单身汉基本吃住不会有问题。平均主义令大家的追求和期望不高, 年尾生产队一人一份猪肉、副食,就是知青们的盛宴。来到香港几乎生活每一步都涉及到金钱,无钱是万万不能。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除了我的生活费、学费、书费,还要寄回老家养活给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让单位押送回乡的父母。来港一年多我还是周日清,家无隔宿之粮。一星期後,找什么工做呢,经济不解决,大学肯定读不下去了。几年知青生活的把我磨炼得特别坚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回到酒吧阁楼,老蒋见我心事重重,问我:“又有什么难事啊?”我告诉他:“失业了,请教什么工可以让我不用每星期请假一天?”老蒋想了想答:“做饮食呀,星期六,日不能休息,一至五轮休,这一行最合你。.”一个星期后,经陈飞的老表(他在中环一家会所餐厅学厨)、也是我们老三届的难兄难弟的介绍,我去了中环一家西餐厅做侍应。只能做早餐和午餐,尽管工资较少,也解我燃眉之急。这是我来港的第四份工。

   读大学是我青少年时的理想,生在高知的家庭,本以为是必然的,父母望子成龙,一出生我就被命名康桥,希望我长大能上剑桥。可惜命运捉弄,莫讲是剑桥,就连大学都沾不上边。此康桥离彼康桥越来越远,我辜负了父母的期待。我原本也不知道“康桥”的含义。到了香港读到徐志摩的诗歌《再见康桥》,后来也看过电视连续剧《 人间四月天》,才知道康桥就是剑桥,英文是Cambridge。这是题外话。

  能意外地进入理工学院,我犹如宝物失而复得。我一定要把握机会,但要实现理想必须解决很多实际问题。因为书本和功课全是英文,我面对最大的困难是英文,在课堂上,四堂课四位老师,其中三位是中国老师还好,通常讲课都会夹上广东话,我还可以估到几分。他们布置的作业和要求我们阅读的课文我都清楚。招收我的方Sir是担任高等数学的老师,他也关心我的学业,问我有什么困难。我想了想,笑着说:“最大困难是钱。”他一下子没说话。我看他这样反应,马上说:“开玩笑,不是问你借,最大困难是英文,特别是那鬼佬史Sir。”方Sir回应我:“香港地谁不是为两餐奔波?歌仔都有得唱,‘为两餐乜都肯制,前世’。英文的困难,我收你时就跟你讲过,一早我就预料是你最大难关,唔紧要,反正读夜校又不需考高分,我们电机系也不用考英文,无非是博张沙纸(文凭)。而且我们也很少‘肥佬’(不及格)工读生。你别紧张。”他后来还把一些课本借给我,这样令我省下一笔不少的买书费。

  最大的困难是上机械制图课,老师是来自美国的史Sir。记得第一天上他的课,一进课堂他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史Sir r  Stephen ”,然后滔滔不绝自我介绍外籍老师不似中国的老夫子他表情多多动作夸张不时引发同学们的笑声。课堂的气氛轻松愉快但我却一句都听不懂只能跟着傻笑。接着老师请同学们也自我介绍。我们班30多位同学一半是香港电灯或九龙电力公司的职工,上学进修得到公司的支持和补助,取得学位还可以升职加薪。其他是考不上全日制大学的中学毕业生,象我这样自费半工读只有少数几人。坐我旁边的同学叫刘志远,第一天进教室就招手让我坐在他旁边,说认得我。原来他报名那天他拿着一份夜校的F5文凭报名,夜校的文凭也被怀疑学历不够,报名那天也要进办公室考试。他记得我,但我那天太紧张,没有注意周围的人。刘的年纪和我相若,我们算是班上的大龄青年。他在九龙电力公司先当学徒,现在是技工,有10年实际经验,英文听讲都好,就是理论知识弱,因家贫小学毕业就出来社会,学历不够,没有大专文凭,老是升不了职。做工后才断断续续上夜中学。我的数学和物理非常好,但英文就是象我们叫侨生“不懂”(可怜我在侨中是学俄文的)。我和刘志远都是生活在香港下层小市民,希望努力读书改变命运,共同的目标,令我们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好同学。一路下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轮到我做自我介绍时,他及时为我解围,代我向史Sir 翻译,说我到香港两年不到,连简单的英语也不会说。在所有同学都介绍完毕以后。史Sir在黑板上写的30%、30%、40%。全班同学一起高兴的大笑起来,刘志远告诉我,史Sir意思是指出席率占30分,作业占30分,考试占40分,60分合格。老师派了定心丸。这样算,只要不缺课,交齐功课就肯定合格。大喜过望我也开怀笑起来!他生动的教学令课堂研讨气氛好热烈,我却象“一旧云”。头一个学期我基本是不知道史Sir 讲什么的。而史Sir也很醒目,从来不会在课堂上问我问题,上课时刘为我翻译,我们两人窃窃私语他也不管,有一次上课前,还拿起我交的作业扬一扬,对我说了一句简单的英语:Mr. Lai,Good work.慢慢的,我不再怕上史Sir的课了。

  回到家做功课,最困难的也是英文,那年头什么“机”都还没有流行,一本商务印书局的小小英文字典是我学习英文的最佳武器,被我翻烂後,才买了一本牛津双解字典。平常勤记生词,在餐馆和酒吧我厚着脸皮跟“鬼佬”对话。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梦里都在学英文。就这样以勤补拙,不知不觉开了窍,慢慢能听懂史Sir讲课了。最困难的时刻也挨过去了。

                                    、 尾声 毕业

  在好学校,有好老师辅导,好同学相伴,还有好朋友帮助加自己的勤奋。到了学年末我各课成绩都平平稳稳过关。一切上了轨道,我更加要加倍努力赶到前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终于我以平均85分以上的优秀成绩取得了夜校毕业文凭。我们夜校生,也没有什么毕业礼自己一班同学开了一个Party庆祝 。记得当我回校领取文凭时,也是到方Sir的办公室拿文凭。他告诉我,理工学院夜校下一年也第一次开高级文凭课程,我们这一批在普通文凭毕业的同学会优先录取,还关切的问我报名了没有。我对他说,我已经拿到移民美国的签证,不久就会移民美国,谢谢他的关心。他高兴说,那也好,理工文凭有越来越多美国大学承认,到美国学进修就容易多了。后来到了美国,一想起在香港这段半工半读艰辛的日子,我就没勇气再重新再试。白白辜负了方Sir的期望。

     献上此文的同时,我衷心感谢曾经给我帮助的朋友、老师、同学。

                                                  2008 315日 

                                           知青生活点滴    杨正平

 

68年我到了勇士农场14队,大概干了2年多的农场工人,然后当了教师,在农场整整十年,高考后回到广州读书。回忆过去,种种酸甜苦辣,很难一下子说的清楚。现在退休了,看了一些资料,包括“凤凰大视野”播放过的知青访谈,该如何正确看待当时的历史,恐怕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分析研究。本文我只谈当时所见所闻,希望读者不要随意对涉及到的人和事作过多地的评价,几十岁的人了,何必还要对当年的同学进行谩骂攻击呢?

刚到农场,当时14队的老工人约五六十人,知青约四五十人。当地的住房大部分是用山上的石头,经过人工开采,打凿成一块块的石砖,再砌成地基和墙壁,屋顶的金字架用木头,在金字架上架上横梁,钉上板条,用灰沙砌上瓦片等,房屋(毛坯房)就基本做好了。这种石头房子当地称为瓦房。由于来得知青很多,因此头半年,知青们只好住老工人为我们准备的茅草房了。

茅草房的墙是先用石条作柱子,再用细长的木条搭好墙壁的框架,用黄泥、加上香茅草或稻草、牛粪和水,搅拌后糊在木条上,墙壁就做成了。在柱子上安装好金字架、屋梁,然后铺上厚厚的干茅草,再做些门、窗、睡觉的床等等。

茅屋就是我们的宿舍了,秋天时分还没有什么,入冬的时候,难免就有些小动物来取暖,我就试过晚上有老鼠跳到床上,还见过有人和蛇共眠一晚,起床后才发现蛇还在被窝里,而且还是一条小眼镜蛇。春天梅雨季节,屋内的衣服非常潮湿,屋外一片泥泞。

大概过了一年,我们队的知青终于住上瓦房了,瓦房是老工人和知青一起建起来的,建筑材料中的砖瓦由农场的砖厂生产的,沙要到收获场的山丘上开采的(我去采沙场干过),木头是从工地上砍伐运回来的,石砖、石条靠自己队组织人去打石并靠人挑和牛车运回来,这一年,很多同学学会了木工、泥水、打石等等技能。

农场和插队的知青不一样,农场每月每人有36斤大米,外加集体种的花生、杂粮,生油每月有半斤以上(当地花生比较多),但是集体养的猪肉不多,除了过年过节之外,一般一个月杀一次猪就不错了。每次杀猪宰牛分的肉,一般可以吃几餐。但是对于当时正在长身体的同学来说,恐怕要吃得更多一些。平时的菜就单一得多,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只能吃咸酸菜、咸萝卜,所以,曾听过一位知青说过,咸酸菜就是我的命,见了猪肉命就不要了。

14队的知青大部分都是侨中的知青,主要有高一、高三、初二的同学也有部分初一的同学,其中高三2班的原兆业也在我们队。知青来到后,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在生产队的旁边筑坝搞了一个小水库,原兆业还搞了一个无线广播(利用发报机的原理),在菜地上搞了半自流灌溉,也种上了广州寄来的菜种。在当时的条件下,队里的业余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等等也出现了。

几年后,一些知青被抽调去学校当老师,十年后雷州半岛考上中专、大学的学生中,农场的职工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至今,还有职工子弟以自己曾经是某某知青老师的学生为荣。

在农场的这一代知青,一方面带来了比当地高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自己又失去了中学、甚至大学系统学习的机会,很多问题又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政策、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遭遇,生产力的落后,各地域经济、科学、文化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进行探讨,各抒己见。对过去的历史做一个真实的回忆。

 

魂漂大海

 

黄天源

 

记得送你起锚”⑴那天晚上,是1973年第一个寒流将至的晚上。入夜,风突然刮起,把大沙头的榕树吹得唦唦哗哗,江水也开始起浪,大沙头客运站的浮台上下颠动。我有点迷信,对你说:起风了,今晚是不是先不走?(35年过去了,凭印象记忆,这里所写的,不一定是当时的原话,故不加引号,下同。)你豪气地回答:风高夜黑,正是好时机,那能放弃!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大家都筹划了好几个月,哪能说不去就不去。我无话可说。你女朋友翠儿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你,这云雀般的小护士今晚却像乌梅似的沉默,从她忧伤无奈的眼神里,我知道她极不情愿你起锚

临上船前,你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不在,翠儿有什么事,就请你多帮忙。

那当然。自文革以来,翠儿已经和我们混得像同班同学一样熟了,她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她的事就是你的事,也是我们大家的事,你放心吧。不过,你到了那边,可不能不管她呀。说到后边,我还忘不了打趣你。

你和傻狗、矇猪下船了。我们依着江边的栏杆目送着载着你们的花尾渡在夜色中向东驶。走吧,我对翠儿说。你们先走,我想再呆一下。她的眼睛仍凝望着渐渐迷蒙的船影。我们自然不会让她一个人留下,也和她一样望着那向着珠江口开去的船只,直到它消失在黑夜里。

 

三天后,不见你传来任何消息。一个星期后,仍不见一点音讯。翠儿急了,跑到我家来问。我自然没有任何信息给她。他会不会把信只寄到他家里?我说。我到他家里问过了,没有收到他的信。她说。他这次是瞒着他妈妈起锚的,只说回生产队。说能到达,就告诉他妈妈,若失败,就什么也不说。临走时,她一再叮嘱我:一有他的消息,说打电话到医院找她。

两个星期后,翠儿来我家说:可能被钉格了。她的神情并不忧伤,甚至带点儿轻快。你曾经跟我说过,翠儿一开始就不赞成你督卒,她说,她每月可以给你寄伙食,她有能力养活你。可是,堂堂一个男子汉,你怎么能让女朋友养活自己呢!你一天赚的工分,还不足以买一张寄信回广州的邮票,仅靠诚实的劳动,实在无法养活自己,你才走此路的呀。翠儿劝你把希望寄托在招工、补送上大学上,但你说,那是出身好、或有背景人的事,作为敢顶撞队长的你,即使全队知青都走光了,恐怕也轮不上你。翠儿知道你的牛脾气,就不以此为理由了,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是:你走了,我怎么办?你郑重地向她作出庄严的保证:到了香港,就落力赚钱,钱一够,就交给那边的蛇头,用船把你只旱鸭子运过去。翠儿无话可说了,只好让你走你想走的路,但她的内心,估计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你上次被反解回来,她颇高兴地请我们吃大餐,为你洗尘压惊。

真正使翠儿害怕的,是她得到矇猪被反解回生产队批斗的消息。一下班,她连饭也吃就跑到我家里来。那时,家里正开饭,请她吃了饭再说也不肯,我只让她进我房里。

这回坏了,他可能出事了。矇猪是同他一个生产队的,有什么道理矇猪被反解,而他逃脱了?她白里透红的脸色,近来日渐变得苍白。

也许,他福大命大,真的逃脱了呢?我反问。

好吧,就算他不被巡逻艇发现,侥幸过去了,为什么至今还不来信?

也许,他被外国船救起,到外国去了。

黄天源,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就算他被外船救起,快一个月了,也该有音讯了吧?

我一时无言以对。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没了;二是到达了,却对我隐瞒。除了这两点,还有其他解释吗?别看翠儿娇小玲珑,说起话来却是咄咄逼人的。

开玩笑,他到了,怎么可能瞒你呢?我不以为然地说。

说不定,你也和他一起合谋来骗我!说着,她眼泪汪汪的瞅着我。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我想,此刻她的心情一定万分痛苦和复杂,她一定希望在我的表情和语言中看到什么合谋隐瞒她的破绽。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隐瞒她的,就直来直去、实话实说地对她说:

你的想象力比我还丰富呢,你怎么会想出我们合谋骗你呢?

也许,我越诚实,她就越认为我装假,也许,我的苦笑令她越加怀疑。她显然平静了下来,掏出手绢擦了擦眼泪,跟着振振有词地说道:他不想我去嘛,他不想我冒险嘛,他临走时的承诺,都是骗我的!

此时此刻,我隐约明白她内心的意向了:她宁肯相信他不遵守诺言,也不愿意想到他真的死去。转眼间,我也变得复杂了——是故意诱导她往她愿意的方向想呢,还是极力说明我们没有设局瞒她?无论如何,我不能太残酷,我能残酷地面对现实,一个初恋的痴情少女,能承受永远失去情人的痛苦吗?我同意她二者必居其一的推断,他最大的可能性是魂漂大海。让她的痛苦有一个缓冲和过度吧,于是,装得轻描淡写地说:

我饿了,我们到外边吃点东西,边吃边谈。

 

这次谈话没有结论。半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

天源:

您好!

我常常在噩梦中醒来,再无法入睡,今夜我索性爬起来,给您写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那么固执认为你们串同起来瞒我了,因为我每次见到他的妈妈,她都很平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只说这懒鬼很久没来信了,问我有没有收到他的信,有没有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本来她准备寄点钱给他的,可是给阿弟交了学费后,手头又紧了。我连忙骗她说:他生产队最近预支了一些分红,不必担心。看样子,她连儿子起锚了,她还不知道!一想这里,我就心如刀割,如果他真的不能回来,我将如何向他妈妈交待呢?

如今,我太后悔让他走出这一步了。如果他第二镬归来,我拼命反对,或许他不会有第三镬。但谁能料到有今日呢?在我们所认识的卒友当中,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听说过谁不能回来的,难道他是最悲惨的一个?

一直令我无法硬起心肠来反对他督卒的,是我第一次到博罗探望他时的感受。我来了,他只能端出一碗没油水的大白菜招待我,他要开我给他带去的鲮鱼罐头,我立即制止,那些罐头还是留给他慢慢吃吧。即使白菜也不是时时都能吃上,青菜接不上,就只能吃腌的咸菜。那是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挨到尽头的日子呀,换上我,也是非走不可的! 

春节将至,一切都无法再隐瞒,无论对我,对他妈妈,真相都要大白。几乎没有知青不回家过年的,格仔也要清场了。能回来的都会回来,到春节还不见他的音讯,那他就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写不下去了,上帝保佑,让奇迹出现吧!

 

  我至今还保存她的许多信。这信上有几处字迹模糊,可能是被泪水湿化了。

 

春节,依然不见你回来,也没有任何有关你的音讯。翠儿不敢面对你妈,只如实告诉你弟,关于你的去向。从初一开始,翠儿便大病一场。她不吃药,也不打针,她说,她想随你而去。后来,我们找到她卫生院的好友,她的同事背着家庭药箱,硬给她开药、打针。直到节后,她才慢慢恢复过来。她的眼睛因消瘦而显得大了,自从你走后,再没有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此后,她不停地给我地给我写信,不停地诉说着对你的回忆与思念。读多了,我竟然萌生妒忌:若是我的女朋友像她这般痴情就好了。

除了对你的思念,更多的是不断的自责,她老是抱怨自己不该让你上路。最令我吃惊和不安的是,她竟然在信上说:当然,眼泪不能召他归来,但眼泪可以冲涮我内心的苦。若他有灵魂,我愿伴随着这幽魂度日。

一个人愿意伴随着幽魂度日,那是极端忧伤、绝望的事。在人的情感中,有哪一种情感能比初恋更令人入心入肺的呢?她像深秋蓝透了的天,像朝霞里燃烧的云,又像湖畔上的一场初雪,是叫人永远难以忘怀的。语言有时非常强大有力,有时却软弱得连淡淡的伤感也化解不了,对于一个精神临近崩溃的人,更是无能为力。我使混身解数给她回信,却惹来更多的离人愁绪。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唯有听天由命,等待时间去化解吧。

 

这一年很迈长。我最欣慰的是,她还能如常上班。年底,我们班同学祚招工回广州了,分配在电车公司工作。他和翠儿也很熟,于是一个切实帮助翠儿解脱的阴谋便在我心里酝酿。我第一步是请他们看电影,开始三个人一起看,她坐中间,我与祚分坐两边。接着,祚坐她身边,我坐在祚旁边。再接着,我就临时找借口不去,让他俩人看。可惜那时的电影太少,看完《创业》、《金姬与银姬的命运》之后,就只能看样板戏了。就这样,我总算把他们凑到一起了。

好事多磨,1979年元旦他们才结婚。第二年,生了个胖小子。现在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出来工作了。我也终于可以告慰你在天之灵了。

假如有一天,你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我们全都被你耍了。你究竟是失踪者还是亡魂,至今谁也不敢肯定。

 

 

起锚:广州术语,指启程偷渡香港。

格:挽留所;钉格:关进拘留所。

督卒:偷渡。

蛇头:专门帮人偷渡的人。

镬:次,回。

卒友:督卒的朋友。

那时代时兴家床,即在患者家庭设病床,医生、护士上门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