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益直街19

 

陈大芳

 

00六年九月

   

20051019,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下午我去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事。经侦支队在天寿路沾益直街83号,天寿路是与天河北路交叉南北向的一条路,我顺着天寿路往北走300多米向左拐入沾益直街,没想到路过原侨中教学大楼,真是太巧了,无意中给我一个重游旧地的机会。我看了看表,离约好的时间还早,便伫立在门口往里看,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大楼的阶梯。

 

那五层高的楼房,外墙是土灰色和土黄色相间的石米墙,相当结实稳固的样子,门口挂着“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和“中水珠江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两个牌子,门牌号码是“沾益直街19号”。门口宽宽的前庭,立着两根圆柱,然后是三扇大门,我顺着阶梯往上走,看见水磨石的楼梯面嵌着黄铜色的铁条,依然那么结实,梯面很宽,人在上面走,感觉很舒服,楼层空间很高,使人感觉舒适安然。我再一看,原来的课室全部一分为二隔成办公室。三楼楼梯口正对着的原本是老师办公室,现在分隔成“工会”、“财务处”的办公室,三楼拐右第一间高二(2)班的课室,现在是实验室;左手靠北面的第一间是我们高二(1)的课室,现在挂着“办公室”的牌子;再往里面走,拐一个曲角才到高二(3)班课室的,现在三楼最东头的那间是董事长的办公室,依次过来45间是副董事长的办公室;三楼的西头是各业务办公室。

 

我留连往返地在三楼徜徉,当我往下走的时候,脚步自然而然地慢了下来,脑海里涌现出41年前在这里上学读书的情景……。

 

那时候,这里没有什么沾益直街,大楼的后面以及东面是一片一片的菜地,大楼的前面有一条校道,校道向北约100多米有一个大门,我的印象中大门没有挂着“广东华侨中学”的牌子,因为这栋大楼一楼是水科所,四、五楼是公安干校,侨中只占二、三楼。在校道的西侧有一个标准的400米跑道的运动场和足球场,那时我们班的男生罗穗文、叶民山、何乃贤等矫健的身影经常在这个场上出现。出了大楼往左拐不远是一条校园小道,这条校园小道在我的记忆中非常美丽,两旁是整齐的木麻黄树,枝叶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响声,沿着小道往右走,有三四个弯,一直通向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前后两栋围成一个院子。

 

我们班女生住在第二栋二层西头的两间。我住在最西头的那间,房间里摆着6张双层床,住12位女生:王玉莲、张美玲、温荣兰、田婉文、龚素婵、黄国灵、苏爱珍、曹慧玲、谭荷美、曾小秋、黄叶青。其中温荣兰、龚素婵、曹慧玲、谭荷美这几位舍友自文革后至今没见过面,据说是出国了,也没见回国走走;黄叶青同学旅居加拿大,23年回国一次,我们都有见面,她的女儿非常贤淑可爱。隔壁的那间房五张双层床:郑诗馨、潘苑萍、罗兰青、杨家玲、王胜珍、李祀明、茹华英、苏中、张小妹、李颖奇。李颖奇同学因患多囊肾,英年早逝了;茹华英同学移民加拿大。

 

我们宿舍的南窗可以望到前方有几个篮球场,再往前坐落着五、六栋房子,四周簇拥着高高的树木,是教工宿舍;西窗望出去正对着学校的礼堂兼饭堂,再往西是两栋男生宿舍,饭堂的前方有一个小卖部;北窗非常清楚地看到一条铁路,是广州通往深圳的,铁路边上是一条沙土路,两旁长着整齐的台湾相思树,再往北是坐落在瘦狗岭脚的华侨补校。

 

19666月前,校园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白天从宿舍走到这栋大楼上课,晚上从宿舍到大楼自习做功课,下了自习课再说说笑笑地返回宿舍洗漱休息。那时我们的学习很愉快,求知欲很强,在知识的海洋里寻求力量,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一门心思希望能上好的大学,那栋教学大楼就是我们实现梦想的场所。在瘦狗岭时期,我与潘苑萍同学接近比较多,双方兴趣相近,经常一同去游泳,先后一起加入共青团组织;学习上向郑诗馨同学请教较多,她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她思维活跃,才思横溢,学习上的难题难不到她;与王玉莲同学谈得来,她是个侨生,生活上很自立,有不少东西值得我学习。

 

校园学习生活之中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侨中由维新路搬来瘦狗岭不久,学校决定要挖一条护校河,那是1965年的9月。全校师生上下动员起来,在学校的外围挖一条河,用锄头、铁铲挖土,用扁担、箩筐挑土,我记得当时弯着腰挖土、铲土,浑身累得散架似的,腰都直不起来,但都硬撑着,胳膊和手掌因握锄头用力过度都有些颤抖。那时,我们一味地老实听话,老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未考虑挖这条河有什么用,至于学校领导是出于什么意图挖这条护校河,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二是,学校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文艺汇演,各个班都要出节目。我记得我们班排演的节目叫“椰林怒火”,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参与了演出,至于谁演主角,具体的细节我都忘了,只记得我也充当了一个角色,把辫子松开垂下来,穿上越南妇女的民族服装,背着一枝道具枪,在舞台上冲过来冲过去地做一些动作。节目结束时,全体演员用越南语高呼“越南必胜,美帝必败”的口号。我想排演这个题材的节目,肯定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19652月,美国派兵入侵越南北方,当时越南与中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越群众示威。这个节目应该是由文娱委员杨家玲负责筹划和构思的吧,杨家玲同学是个文艺尖子,很有舞蹈天份,据说从小习舞,从我与她为学友起,就晓得她活跃在全市各文艺舞台上,这一专长一直到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在19661968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处于一种盲目、无知的状态,满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批判走资派、批判封资修;大串连;参加红卫兵组织。我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叫“五四”的红卫兵组织,成员有张美玲、潘苑萍、王玉莲、郑诗馨、苏中、黄叶青、陈小芳、陈健声、林元启。陈健声和林元启后期较少与我们一起活动,上山下乡时,林元启到了南华农场、黄叶青、王玉莲和陈健声去农村插队,其余的人去了勇士农场。为什么取名为“五四”,可能是缘于我们对“五四”时代那种有学识、有信仰而又敢于冲破旧观念、旧传统束缚的年轻人的崇拜吧。高二(2)班温妮、何启佚等人成立了一个叫“鲁迅”的组织。初一级的曾新儿、殷微等人成立了“大喊大叫”的组织。总之几个人在一起,起个名就是一个组织,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俯拾皆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文革期间,还有一件事,就是1967年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不休息,到工厂参加劳动。我们“五四”就去了广州化工厂参加劳动。当时,广州化工厂是广州的一间 “花园式的工厂”,厂房很大,厂区园林绿化很好,很漂亮,我们吃住在那,劳动只是帮忙一些辅助性、搬搬抬抬的活而已,不过和工人们在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好象干了一个多月就回来了。

 

接着,就发生了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两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一是下乡前我们“五四”几个同学结伴上瘦狗岭高歌。当时王玉莲报名到三水芦苞,黄叶青打算回老家新会沙堆,其余的人去徐闻勇士农场。大概是196611月初吧,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们登上瘦狗岭,那时山上没有多少树,树长得很矮,我们爬到山顶,大家坐在岩石上,蓝天白云底下,我们仰天高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好象有一首是什么“葵花向太阳”的,歌名都记不住了,总之当时大家特别兴奋,一副激情洋溢的样子,停课两年多了,对即将要奔赴农村、农场视作走向新的生活,为此充满了一种对新生活的渴望与期盼,对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将有怎么样的困难和坎坷全然不知。我们当时合影留念,这情景已定格在脑海了,至今常常浮现。二是1968117日的早上,几个弟妹用自行车将我和小芳的行李运到侨中的篮球场,因父母审查隔离,只好弟妹来送行。篮球场上站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概有200300人,每个人都背着背包,提着水桶,学校党支部书记刘振江,还有军代表张政委简单地讲了话,就把我们送上大卡车,汽车缓缓的驶出侨中校园,告别了这栋大楼,一辆接着一辆的大卡车行驶在瘦狗岭的公路上,往东面开去,后面卷起一阵一阵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