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源同学简介

1961至1963年在广东华侨中学读初中;是我初中同班同学。高中升入广州培英(原八中)中学。1966年高中毕业。1970进厂工作。1977年开始发表小说。1980年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同年调入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1992年曾任《岭南文报》常务副主编。1994年在作协下属公司主持开发万字作家系统。广东作协第五、六届理事。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溜冰恋曲》、《出走少女的日记》;长篇小说《骚动》(《被触及的灵魂》第一卷)、《为你心狂》;文学集《现实与想象》。

2006年到美国探亲旅游,也和我在纽约见了面,他写下一系列的旅美游记,现征得他的同意,放上我们老三届网上发表。

                                         黎康乔  1224

八中文革网:我的忆思

——美国行之五

                             黄天源

 

从洛杉矶飞纽约中途,要在亚特兰大转机,幸好有轮椅服务,我才得以顺利抵达纽约。轮椅刚来到行李传送带,邬恒芬就见到我。她是我高中的同学,来美国已经三十年了。她数学的成绩特别好,来纽约后,一边打工一边上大学,主修电脑,当我还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的时候,她已经成为纽约市医管局的IT专家了。八十年代,她高挑的身材穿着浅灰色的绒大衣回到广州时,其风采真像欧洲哪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令我们钦羡不已。眼下,我来得正是时候,碰上她刚好退休,有她领着,我这个半句英语不懂的人,才有可能在美国东部作自由行

去年夏天,有了暇余的她,与一位在费城的八中校友搞了个八中文革网,欲从八中校园的角度,回顾和反思文革的历史。对此,我自然大力支持。我立即在我的博客上贴出他们的征文启示和我的建议。然而,响应寥寥。我们的同学,好像都不大想提起那个遥远而令人心碎的岁月。正是那场突然而来的运动,打碎了我们的大学梦,造成我们同学之间的分裂与磨擦,那深深的伤痛直到现在,还残留着难以消失的疤痕。如果旧事重提,由于四十年来人们的经历、地位、处境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的不同,势必又会形成不同认识的派别,一场新的激烈争论又会由此而起。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八中文革网贴出一个同学对文革的反思,我从美国回来,便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说那同学的反思是对后人的误导。我据此写了篇《长不大的红卫兵》,又遭到一位匿名者的反驳。

去年,刚好是文革四十周年,全球都在反思中国文革,只要你用google搜索一下,一秒钟就会搜到208000个网页,其中引人注目的是5 1214日,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纽约举办的、由海内外学者、专家参与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世界反思中国文革如此热烈,但在文革的故土中国,报刊、电视、电台却是静悄悄的,只有网上可以看到网民们对文革唇枪舌剑的争论。

四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说,几乎是最有价值的全部。从青年到退休,不就是四十年吗?四十年前,我们正好高三毕业。531日晚,我们还昏头昏脑的忙着高考复习,第二天一早,却宣告停课闹革命,从此便走上闹革命的不归路。

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初是革老师的命,跟着是革学校领导的命。革着革着,革到出身不好的同学头上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许多黑七类子弟同学被抄家,混蛋们只好同牛鬼蛇神一样,整天反省、检查,与家庭划清界线等等。从那时起,我心底里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好感。班上的红卫兵对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宣布:你们各自回家清四旧,跟着,我们会到各家各户检查,清得不好的,红卫兵会来帮你们清。

我姐姐是广州粤剧团的编剧,平日节衣缩食,买了一大堆中外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等不用说,此外还有元人杂剧选,《西厢记》、《牡丹亭》;外国的有《普希金诗歌选》,《拖拉机站长与总农技师》,《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等。这些东西显然被视为封资修毒草和四旧,若被清去了,姐姐拿什么学业务?再说,《红楼梦》等等我还来不及看呢,就那么拿去一把火烧了,或送到纸厂回炉,多么可惜。我家有一个半人高装蜂窝煤的大木桶,我和姐姐商量好,决定把重要的书藏在大木桶下面,上面依旧放煤。我们以为,清四旧是不会翻到煤桶去的。我们想得也太天真了,就在把书藏到煤桶里的当天晚上,清四旧的红卫兵来了,不是我们八中的同学,而是76中的红卫兵。向他们提供抄家名单的,是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广州白云粉厂。他们连有可疑的墙都拆了,还不把煤桶翻过朝天?就这样,我家的中外文学名著全被抄走了。文革对待中外名著的态度,确定了我对文革的态度——如此扫荡人类的文学成果,我怎么会说文化大革命好呢!

过了一个月,北京传来批对联消息,说这是反动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出身不好的同学也可以参加革命大串连,于是,我便和一个初中同学以及荣的弟弟北上串连去了。

串连回来后,我在班上带头成立造反派组织前哨战斗队,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候,我政治上非常幼稚无知,只知道谁的政治口号我能接受,就拥护谁,跟谁走。既然中央文革批血统论,就跟中央文革走,却忘记了文革是要批封、资、修的。直到1967年三月,广州刮起三月黑风,有些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我才明白群众组织只不过两个司令部斗争的工具,说你革命,你就是革命,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自己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明说是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是列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在政治上有人常常入错门,明明是要入这个门的,结果入了那个门。我问自己:你参加造反,在政治上你入了那个门,是入了毛主席那个门,还是入了刘邓那个门?是跟着毛主席造刘邓的反,还是要保刘邓?当然,我不喜欢刘邓推行带血统论资反线,但刘邓的三自一包我是赞成的,二月提纲中所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是赞成的,海瑞精神我是赞成的,三家村的文章写得就是好,是批不倒的。既然我们造反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上,这样的造反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决定远离学校的造反组织,做个逍遥派算了。脱离运动后,我在家读书、写作。《被触及的灵魂》就是那时开始着手写的。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间就改朝换代。二十四年后,我把一大叠旧稿(这些旧稿今天还保存着,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献给北京现代文学馆)拿出来翻阅,发现这堆流水帐式记录虽然写得非常幼稚,粗糙,但却实录了许多当年运动的情景,我决定在此基础上重写。那时是1991年,邓小平还未南巡,处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前夕。那时候的我,思想还有诸多禁忌,我想自下而上描写这场文革,但又不敢正面写上层的斗争,于是发明了一种长篇小说新写法,小说由三部分组成:小说、史料和成语故事——一段小说,一段史料,一个成语故事。成语故事的作用,是为这段史料点题。例如,引用了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后,紧接上就是指鹿为马的故事。读者自然明白著者的用心:批彭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般结构、写法,作者的意图也太过明显了,出版社怕惹事,便把所有的成语故事都删去了,只留下已经公开发表了的史料。如此成书,味道当然与原书大不一样——没有了成语讽刺,小说的批判力度大为削弱了,但为了能出版,也只好把画龙点睛的成语故事割爱了。

《被触及的灵魂》的第一卷《骚动》出版后,虽有评论家说史料的非文学介入,增强了文本的完整文本的浑厚(王列生:《非文学介入的文学效果》,详见199478日《广州日报》),但一般读者却认为,这样的小说结构太生硬了,不好看。是的,没有了成语故事,史料的穿插确实是乏味了,所以许多读者索性跳过史料不看,特别是那些年青的读者。然而,如何做到全景式描写文革——既涉及到上层又能出版呢?我心中没底,而且在艺术上做到上下层浑然一体,也不是容易的事。我想了许多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写法。中国作家写作难,难就难在既要写得好看、有深度,还要能出版。

这件事就是怎么难,都是要做下去的,对于曾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作家来说,我以为,他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文革。我们不写,难道要让后代去瞎子摸象、郢书燕说般去写文革吗?更何况现在有些未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年青人,只看到今天的不公和腐败,便盲目怀念起那个所谓平等清廉的时代来,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当年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写文革是他们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职业与文学创作无关的邬恒芬他们,尚且搞八中文革网,让世人记住这段史无前例的历史,作为一个吃纳税人饭的职业作家,我有什么理由不拼尽全力去写文革呢?

 

2007.3.18

 

 

税收:劫富济贫的杠杆

——美国行之四

 

一哥是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电影院写影评时认识的一个文友,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我从洛杉矶到三藩市,第一晚就住在他家里。他是九十年代中由母亲申请他到美国的。他曾是知青,爱好诗歌,为了能尽早到美国,他四十多岁也不结婚。1991年到了美国,才回广州娶妻生子,很快又把妻儿申请到美国。他儿子9岁那年,妻子不幸因病去世,他在唐人街打工独自支撑着这个家。

一哥从年青时起,就严重神经衰弱。妻子的去世,令他精神更加垂落。他常常一根接一根地点燃着香,整夜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不久,他便丧失了工作能力,靠吃社保生活。幸好美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好,他本人每月有810美元补助,他儿子580元,加上1300元的房租补贴,日子过得比他上班工作时还好。

他接我到他家时已经黄昏了。一个白人青年正在给他读初中的儿子补课。一哥说,补课费每小时50美元,逢星期一、四下午来辅导2小时,费用是由学校出的。因为儿子有自闭症,每天早上7点,都有老师开车来接他上学,其费用也是由学校支付给老师的。一个对美国社会没有多大贡献的弱者家庭,能享受到美国社会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心里不由说:美国真是弱者的天堂。

美国弱者这样好的福利从何而来?

税收。

在美国,上馆子吃东西、购物要纳8%的税。你越有钱,消费越大,你纳的税就越多。你穷,你消费小,纳的税就少。加上所有的人都要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从10%35%,收入越高纳税就越多。于是,穷人所纳的税就比富人少得多。另外,上68万美元,还得收遗产税,遗产的最高税率达55%。政府有了巨额的各种税收,就有能力做好穷人的社会保障。荣的父亲得了肺气肿,近年不停入院抢救、治疗,光是去年就用了政府支付的医保十余万美元。荣也说,如果父亲不是到了美国,他活不到今天。

水滸时代,劫富济贫用的是刀剑,虽然不乏正义,但却是暴力的,无法无天的,而且受济的贫也只是极少数,社会始终在造反与镇压、王者的兴起与改朝换代的惨烈争斗之中动荡不安,人民只有在造反者取代前朝之后,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历史以这种暴力方式向前发展已经进行了二、三千年。只有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找到了税收这个和平的方式进行劫富济贫。世界既然存在着弱者与强者,就必然有贫有富,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平等只是一个法的概念,人人平等,只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者与弱者,永远也不可能平等,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平等,只能导致社会停滞和落后。然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贫富差距,又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强者要使弱者能过上温饱的生活,社会才能基本和谐。

税收自古有之,但过去的税收主要用于统治阶级和穷兵黩武,用于济贫还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事。税收除了直接用于济贫之外,还可以调节社会经济,使之有利于兼顾弱者的利益。例如,中国有房地产商公然宣称我们只为富人盖房,对于这些为追求暴利而只为富人盖房的房地产商,哀求他们发善心为平民大众建房是没有作用的,对此,政府只能动用税收杠杆,不断加大对别墅以及豪华型建筑的税收,大大地压缩为富人盖房的利润,并大幅度减少大众型建筑的税收,直到与其为富人盖房,还不如为老百姓建房的利润来得丰厚,商人为利而已,到那时,恐怕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打出为老百姓建房的旗号了。

总之,税收是劫富济贫的有力杠杆,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就要在市场经济中充分运用这根杠杆,平衡各方的利益,才能使社会的发展做到和谐有序。

 

 

工人阶级五星级的家

——美国行之三

    

        想不到波士顿同学黎耘的家如此宽敞、漂亮。在美国,我拜访过十个华人家庭,在其中六个家庭住过,黎耘家是最大最富丽最整洁的。美国许多住房都是别墅式的,平房或者两层。黎耘的两层别墅式房子占地2万英尺,前后花园。前花园是绿茵茵的草地,后花园种着鱼刺瓜、梨子和各种青菜。这不仅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也给盘中餐增添了新鲜的果菜。主人特别留下几个梨子不摘,让我到来时尝尝。

这是一栋复式的别墅。首层是客厅、起居间、厨房、饭厅和书房;楼上是主人房,儿子、女儿各一间,还有两间小客房。主人房的卫生间很大,有一个能容得下两个人的按摩式大浴缸,主人请我尝试一下水按摩的滋味,我让从纽约开车载我来的女生恒芬首先享用,以消除她长途驾车的疲劳。

饭桌上,平日说话直来直去的我,单刀直入地打听黎耘她家是干什么,竟然如此之富有?我知道我问了一个讳忌的问题——在国外,经济收入是个人隐私,一般是很少问人这个问题的。我一来仗着自己是作家,想了解美国的生活;二来又仗着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我的同学,所以才够胆如此查家底。果然,毕竟是老同学,主人没有不高兴的尴尬,女主人笑嘻嘻地说:黄天源,你搞错了,我们算什么富有啊,比我们富有的,大有人在。说到住房靓不靓,这只是个消费观念问题,有的人比我们有钱,但他舍不得花,所以不能光从住房好不好去判断的。

黎耘的丈夫穗生接口说:我们都是打工一族,不信,我把我上星期的工资单给你看。说罢,就放下筷子,噔噔地跑上楼去。

穗生是一个非常阳光、透明的人,他光明磊落,几乎到了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地步。不一会,他就把一张工资单放到我的面前。你看,我一星期的工作时间、工资、纳税等等,全都在上面了。因为是英文,他怕我看不懂,一项项指着,解释说给我听。我每小时工资是:28.25美元,扣除20%所得税,每小时就是22.6美元,一天的收入就是180美元。

穗生非常勤力,长期在一家大机械厂的一线工作,经常加班,加班是有双薪的。他七十年代初来美国时,还经常打两份工,几乎没有星期天。他们能住上这样的靓房子,应该说完全靠他们夫妇勤劳的一双手。他们夫妇确实是打工一族,他们的家确实是一个美国工人的家庭,是一个完全靠劳动致富的家庭。

写到这里,我蓦然想起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2年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确实贫困。那是一个失业工人难以生存的时代——男的走向抢劫、女的轮落为娼。正因为工人阶级处于如此悲苦的境地,才诞生了揭示资本罪恶的马克思主义,才产生了以消灭私有制为纲领的《共产党宣言》,兴起阶级斗争的学说。贫穷导致暴力革命。150年来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盖因此而起。

1917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西方的资产阶级面对威胁自己生存的社会主义运动,经过认真的研究、思考,都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学习到许多东西,认识到如不切实地改变工人阶级的状况,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存置于无产阶级反抗的火山口。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这才是共同生存和发展的硬道理。近一百年来,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较量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发展。在政治上,实现了巴黎公社提出的废除选民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在种族平等上,经过黑人几代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黑人不仅可以在任何领域中与白人平起平坐,有的甚至走上了权力的前台;在经济上,实行最低工资规定,保证了工人基本生活费用,令工人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此外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险,让每一个人都能脱离赤贫生存下去;在私有财产上,虽然不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废除继承权,但最高55%的遗产税,也让资本不能完全代代相传。总之,《共产党宣言》中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将要为人民做的事,他们大半都做了,而且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好。

当然,美国部分工人阶级能拥有五星级的家,并非资本家都变成了慈善家,主要还是依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提高,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今天科技水平和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个年代已经不可比拟了,150年,世界发生了重围翻天复地的变化,饥饿早就远离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美国,已经不是能不能生存的问题,而是如何创造条件,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问题。当然,美国也有无产者流浪人,但他就是喜欢流浪,他认为流浪比定居好,你也没有办法。

让所有的美国工人也住上五星级家,也是不可能的,正如绝对平等是不存在一样。其实,绝对平等就是不平等。凭什么强者与弱者都过同一水平的生活?凭什么勤者与懒汉的收入都一样?凭什么搞原子弹与卖茶叶蛋的都一样富裕?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实行的合理分配制度,在劳动分配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资本的利润归公;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资本的利润归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允许私人钱生钱(除了储蓄利息);资本主义允许一切合法的钱生钱

下来的问题就是:究竟允许私人钱生钱对社会生产发展有利呢,还是只容许国家钱生钱更能刺激生产的发展?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比生产资料公有制更能有力刺激生产的发展。其道理很简单:人性的核心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只有让人合法地追求自己的欲望,人的积极性才能最大地发挥,生产才能迅速地发展,社会才能持久地进步。做又36(元),不做又36”的大锅饭已经吃得人们无精打彩了,还有什么创造奋发的积极性!

马克思主义显然对人性的看法过于乐观,认为消灭私有制之后,没有了雇佣劳动,没有了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会空前高涨。实际恰恰相反,工人也是人,没有物质刺激,没有实现欲望的可能性和途径,人就会疲塌,变得毫无进取心,就会得过且过。我在工厂十年,从一个学徒到全厂生产总调度,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普遍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十年不加工资,又反对奖金挂帅,唯一切实可能就是加班加点,发加班费。于是,明明一组工人一个星期可以安装好一部车床,他们就非得加班加点才能起货。他们宁可磨洋工,拖长工时,也要赚加班费。加班费是那时代唯一合法发取的钱,我们只能这样干了。有时候,领导干部为了增加收入,索性下令全厂加班,自己也领取一份加班费。可怜一天的光阴,只能卖13元,但能出卖时间机会,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放过。

人性是不分阶级的,不能说工人阶级的人性就是大公无私,资产阶级的人性就是自私自利。七情六欲是共同的人性,一个工人的七情六欲,与一个资本家的七情六欲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同者只是档次问题,比如,一个资本家追求的美女可能是林妹妹,焦大不是不爱林妹妹,而理性衡量的结果,使自己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但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焦大与贾宝玉只能有差异,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古人之说:食色,性也。一点也不错。

另外,思想可以改造,然而,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却不能改造。从宋代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到文化大革命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折腾了几十代人,也无法把人性中私欲去掉,可见一切改造人性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几千年来,社会的进化突飞猛进,而得人性却岿然不动,毫无进化。我实在想象不出孔子时代生下的小孩,和现在出生的小孩,在人性上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即使在智力上,人类的进化也是极其缓慢的。你看看孔子在两千多年前讲的话(如温故而知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等),直到今天还适用,你就可以知道,两千年前的人,其智商并不低。我们好像比古人聪明,其实只不过站在古人的肩膀上,以人类全部的知识财富武装自己的头脑罢了。不是一代人比一代人聪明,而是一代人比一代人拥有更进步的知识。同理,在人性其他方面,也一样没有多大的变化。公元前的腐败分子伯嚭(正在熱播的電視劇《卧薪尝胆》中的人物)与今天报上登腐败分子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郑筱萸(国家药监局原局长),在贪欲的人性上是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认识上的失误,使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批驳私有制一消灭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显得十分勉强、无力。而这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人性过于乐观的估计,使科学社会主义依然是乌托邦。

人性的局限,使人类无法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继续争论下去,人性也不会因为人们的争论而有丝毫的改变。马克思说得好:历史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微 笑 的 美 国

——美国行之二

  我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立刻变成了一个睁眼瞎子——所有的指示和标志都是英文,可怜我连英文字母也认不全。中学我是学俄语的,六十年代初,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哥的语言不学,难道学美、英帝国主义的吗?所以,当年所有的一流中学,学的都是俄语。这回可惨了,连上厕所也只能靠认男女图标分辨,一不留神,就会进入女厕所。

我跟随着下飞机的人流来到美国海关。只见排着两条队,一条长,一条短。我自作聪明地去排人少的那一条。排着排着,觉得不对劲:我排的队怎么多是老外,而排长龙的队中,却有不少是黄皮肤的。我立即转身找一个模样似中国人的男子,用普通话问:请问:你会说汉语吗?他竟然用广州话回答我:会呀。我高兴透了,立即用广州话说:我是从广州来,可以排这条队过关吗?他笑笑指前头的标志牌:这里是持美国护照的通道,那边是持外国护照的通道。你是持什么护照的?

瞧我这个睁眼瞎子,真是聪明过头了,竟然想不到自己此时此已经成了外国人,若排下去,岂不让那关检员笑话?我连忙向他道谢,转头乖乖地排长龙去。

轮到我了。我递上我的护照,立刻又变成聋子——关检员叽叽咕咕用英语问我,我半句也听不懂。我只好摇摇头,用普通话说:我不会英文。想不到他立即改用普通话问我:你准备来美国多久?”“我准备来美国30天,你看,我回程的机票也买好了。跟着,递上我的机票。他看了看机票,二话不说就在我的护照上盖上章,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全是英文,除了我自己名字的拼音之外,我什么也看不懂。后来朋友告诉:这张小纸千万不能丢,你回中国就靠它了。上面写着,我这次进入,可以在美国逗留三个月。我护照的签证是一年内可以不限次数出入美国。

出关后,随大流来到出口大厅。大厅外面是机场的马路,一辆辆接机的小车开来,开走,就是不见来接我的车子。熙熙攘攘的大厅只剩下我了——莫非荣忘记了时间?大厅里有的是投币电话,但我没有硬币,也不会打。大厅里有一个挂着大问号的柜台,我估计那是询问处,便走过去,掏出我打印好的美国通讯电话,像哑巴一样打手势,比划着,想让柜台内的人明白我想打电话。柜台内一位胖老太太知道我想干什么了。走出柜台,微笑着向我招手,让我跟着她走。

老太太把我带到一部银行机前,我明白这是与钱有关的事情,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美元。她拿了一张5元,放进机器的一个入口,按了一组鍵,很快便吐出一堆硬币。她拿起其中的两个,又招呼我跟她走。

她带我到投币电话前,帮我拨好号,听到有响铃声后,把话筒递给我,才对我点头微笑离去。

来接我的荣怎么也想不到,我一下机就能打电话给他,问是否借人家的手机打的。我把刚才打电话的经过告诉他,他不无自豪地说:瞧,这就是美国的服务,够一流吧?是呀,那个白发苍苍老太太对我的态度,让我感受到美国友好的微笑。

荣的车子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飞驰。四车道,靠右的三条车道都塞车,惟有我们走的最左边的车道畅通无阻。我问荣:为什么塞车车道上的车那么笨,不开到我们这条车道上来?荣答道:我们这条车道是双人车道,只有载着两个以上的车,才能走这条车道。在美国,一人一车,大多数的车都是一人坐着,所以一人车道就塞车了。我不能不惊叹美国人守法,若在我们广州,肯定有不少车辆偷偷拐到双人车道,一看有交警或被罚的危险,又马上拐回单人车道上去。这就是为什么广州的警察那么多的原因吧?后来,我在美国走了六个城市,所到之处,都极少看到警察。不像我们广州,在红绿灯下,除了交警,还有交通协管员,交通繁忙的地方,每个路口都站着一个。吹着剌耳的哨子,才管得住那些挤踊的行人和车辆。车不让人,人不让车,在美国是看不到的。在美国,只要在斑马线上有人,不管那人是否违规,车都要停下来,让人先过。行人也不会因此而变得肆无忌惮,乱过马路。我们不是没有法,而是缺乏自觉遵纪守法的人群。再想深一层:衣食足,知荣辱,如果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连路上的沙井盖也有人伤天害理去偷的话,那里的人怎么可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呢!

 

我到美国的第二站是纽约。从洛杉矶飞纽约,中途要在亚特兰大转机。怎么转机?这可愁煞我了。我从广州飞洛杉矶,之所以选择在北京转机这条航线,就怕不会英语带来不测。幸好波士顿的同学打来电话教我:到机场,你一定要申请轮椅服务,到时便有人推着轮椅送你去转机。我的脚虽然不便,但上峨嵋,登华山,行陕西,游九寨沟,我都能自己走,这回因语言不通,我只能老老实实做残疾人了。

在亚特兰大转机还算顺利,从费城转机回洛杉矶就不那么简单了,若美国机场没有轮椅服务,我肯定会误机。因为在费城转机,下机与转上机,不在同一个站口,也就是说,不在同一座楼里。

我一出机舱口,就有一个黑人小伙子手扶轮椅等着我。我坐上去,把机票给他看,他把我推到楼下的大门口。他示意让我等着。一辆辆机场内的交通车开来,载上乘客又开走。我明白要坐交通车到转机的站口,但到底坐哪一辆车呢?我就不知道了。不会英语,无法问人。问路,可不像买瓶可乐那么简单,像哑巴似的打手势,指天指地,指南指北,指左指右,指了半天,人家还是不明白你要说什么。这时,我才深切感觉到美国机场轮椅服务的珍贵。

一辆交通车开来了,黑人小伙子示意我下轮椅上车。猝然间我觉得心慌:我到底应该在哪个站下车呢?我连忙打手势要他和我一起上,他无可奈何地笑笑,犹疑了一下,还是陪我上车去。我明白,他送我到车站,其实任务已经完成了,陪我上车,到转机的站口,完全分外的事。但我要求他陪我上车是明智的,因为车经过几个站才到达我转机的站口,没有他,我根本不知道在哪个站下车。

一下车,站台就有一辆轮椅等着。黑人小伙子和那个推轮椅的白人后生交待了几句,便微笑向我告辞。我连忙拿出5美元给他作小费,他竟摆了摆手,转身而去。其他推轮椅的人,你即使给他一、两美元,他们也会欣然接受的,这黑人小伙子为什么不要?后来纽约的同学告诉我,美国有许多做义工的年青人,他们是美国的雷锋,做好事是不收小费的。

哦,原来美国也有雷锋。在美一月,我感觉到美国的雷锋比中国多,无论在路上,在餐店,在风景区,你都会碰上许多热心肠的美国人,他们在你有困难的时候,决不会敷衍了事,或掉头而去。

 

赴 美 签 证

——美国行之一

                                                                                     黄天源   

 

分别三十年后,我们终于在一间酒店坐下来饮茶。他是我母亲的堂弟,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堂舅父,但他们举家来我家借住时,他才9岁,我比他大三岁,叫一个比自己细的小孩做堂舅父,总是很别纽,所以我们自小以×”相称,他叫我阿源,我叫他阿荣。到了文革,我俩同是旗匪,所以特别谈得来。

七十年代,两家的孩子(我家7个,他家5个)都大了,我姐姐也快成老姑娘了,结婚迫在眉睫,但没有房子,于是两家人为生存空间闹翻了。那时代,有钱是租不到房子的,他家又不肯搬回近郊石井张村去住,我们这边又急着要房子结婚,矛盾几乎成了死结。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阿荣率先督卒(偷渡)到了香港,后到美国。他为自己、同时也为解决两家的住房矛盾找到了最根本的出路。此后数年,他先后把他的父母和三个弟弟都移民美国,最终解开了房子问题这个困绕两代人的结。有问题不要窝里斗,拓展生存空间才是正路,阿荣是好样的。

恩恩怨怨,总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淡化,而青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又总是在晚年的时间河流中浮现。在我们恢复来往的数年后,一天,他从太平洋的那一边打来电话问我:你想不想来美国走走?如果想,我就向你寄出邀请函。

大约两星期后,我收到他致美国广州领事馆签证官的信函和一份由美国某银行开出的巨额经济担保书,于是我便开始申请办理出国护照。

拿到出国护照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中信银行花810元买赴美签证费,但这不是到美国的入场券,即使不予签证,那810元也是不予退还的。此外,还要花36元买一个专门打电话给美国领事馆的电话卡。美国领事馆的电话不是随便让人打的,非专线打不入。中南五省要到美国的人,都要来广州领事馆申请签证。外地人还得花交通费和住宿费,总之,申请赴美签证的费用不便宜,如果不到5分钟的谈话就被拒签,那失落的滋味真不好受。有人告诉我:签与不签的关键是,要让签证官相信你,你到了美国后,一定会回到中国来。我到美国只是探访亲朋戚友,看看美国风光,肯定是要回来的,因此,如果签证官的判断力是准确的话,我的签证一定没问题,这就考考美国人的判断力了。

825日,在组联部小陈的帮助下,上网填好156表后,便用电话卡致电美国广州领事馆,约见签证官。在电话上对方当即告诉我见官的时间:98日上午730

我以为一切都准备定当了,便放心去做别的事。可是,97号晚,我准备明早见官的房产证、银行存折、户口簿的时候,再看看赴美非移民签证指引(买签证费时中信银行发给的),不禁大吃一惊:指引中明明白白写着要下载“DS156”“DS157”“DS158”表,为什么我只填了156表就了事?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上网浏览过,157表是带小孩才要填的。我又没带小孩,所以不当回事。为慎重起见,我立即上网查157158表是何内容。一看157表吓了一跳,根本不是什么带小孩的表,而是非移民签证申请补充信息表158则是非移民签证申请人联络方式和工作经历调查表。为什么会出这样大的差错?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只能说,人老了,脑子糊涂了。不管什么原因吧,再过10小时就要见官了,只好连夜补填。

……睡了不到5小时就尿急醒来,一看钟已经6点,索性起床。梳洗过后,再看清领事馆网上的赴美申请签证指南,又意识到158表是申请留学才需要的,没有必要送去,便只带156157表,以及其他证件出发到天誉大厦。

我家离在天誉大厦的美国广州领事馆很近,开车5分钟就到达。此时7点正,门前已经排了长长的队。730分派卡片进场,到四楼领事馆凭卡片进入。我经安检门时,发出警报器呜呜响起,我拿去锁钥扣,还是发出警报。我对安检人员说:我的大腿骨头有钢板。他们相信了,让我过去。

  进入领事馆非移民办理区,第一件是拍摄左右食指的手指模,然后请你到第几号窗排队。一共大约有5个窗台。第一个窗口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小姐;她最早进入岗位,其时是830。第二个窗口是一个端庄的华裔小姐;我排队的7号窗迟迟没有人来。第8号是一个胖胖的黑人女子。过了十分钟,7号窗终于来签证官了,是个典型的美国佬,大胡子,一头花白得很好看的巻发,最像签证官的就是他了。我暗暗庆幸自己被分配到这个窗口,因为那些漂亮的女签证官可能会对又老又丑的我看不顺眼哩。听人家说:如果那天签证官的心情不佳,或者看你不顺眼,就不签证给你。但我的理智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倒是相信每个签证官所签的证,都会有是否回到中国的记录,如果你签证的,许多人都入境不归,那你肯定收拾包袱回家得了。所以,让签证官相信你一定有去有回,才是最最主要的。

  前我一个是个摩登女子。隐约听见她努力向大胡子签证官证明她非常富有的家产,但大胡子却对她拒签,她很不服气地大声说:我有那么多财产要打理,我怎么会不回来呢?大胡子不和她争辩,只是很有礼貌请她离开,别防碍下一个。跟着就用普通话喊我的名字。无论他的汉语说得多么标准,但始终听出是一个外国人说的普通话。

  我上前一步,等那个嘟嘟嚷嚷的女人收拾好存折、房地产证等转身后,才走到窗口前。大胡子问我:邀请你去美国的人叫什么?我用比他更糟糕的普通话回答了邀请我访美人的名字后,便递上荣寄给我的邀请函和他让当地某银行开出的存款证明。荣在致签证官的函中介绍我是一名很成功的作家

  你退休了吗?

  退休了。

  退休金多少?

  我如实对他说了我的退休金。我正准备把发我退休金的银行存折递给他看,他却紧接着问我:你准备去多久?

  “50天。

  你儿子多大?

  “24岁。跟着我递上我的《户口簿》。

  他接过看了看,又问:他做什么工作。

  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

  你太太退休了吗?

  也退休了。

  你为什么不和太太一起去?

  我不想让你们签证为难。我知道,不久前有个作家想带上他的太太到美国,结果太太被拒签。”

  行了,你是作家,欢迎你到美国看看。

  跟着签证官给我一张有编号印着:你的签证已获批准。请到位于签证大厅外的邮政服务台办理签证邮寄手续。

  问话不到十句,时间仅是几分钟。下面便是到邮政服务台办邮寄手续的事了。

  我看见邮政服务台寥寥几人,不用排队,与人头踊踊排着一条条队的大厅,迥然不同,可见能获签证者只是小数,可能不到20%。连去看望儿子的母亲也被拒签。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要从中国到美国,欲获得中国方面的批准,比登天还难;而美国方面,只要你说自己是难民,就可以移民美国了。三十年后,谁想去美国,中国一概开绿灯;而美国却亮起红灯。或许再过三十年,事情又倒过来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记得三十多年前,广州偷渡香港成风,申请赴港,十有九空。我们车间有一个开大鉋床的青工说:你们急什么,以后去香港就像上茶居饮茶一样容易,想去就去。众人听了,都认为他发癲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胡话。想不到那青工的话竟一语成谶”——可不是吗,现在香港一日游还不到一百元呢!到香港还不是像上茶楼喝茶一样容易吗?

再说,中国又不是不曾威过,大唐帝国不用说了,就是清朝盛期,大清朝的国民经济总产值也占了全世界GDP的一半以上。近来,又发生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事,银行挂起大幅横额:欢迎居民个人因私出国购汇美元,那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国人努力吧,让驻美的中国领事馆门前,也长长地排起要求到中国来的签证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