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庆按:收到雷老师寄自美国的这一稿件。雷老师虽不是我们在校时的老师,但他是我们学生时代广州的一位老师,也是侨中恢复后的老师,因此,与我们很有渊源。前段时间,校编过吴老师的来稿,如今,又看到雷老师的来稿。两位老师的相同之处,我以为起码有三点,一是,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是劫后余生的人;二是,他们都移居到了美国,但仍眷恋故土与故乡人;三是,撰写回忆录的目的,都不是泄愤,而是告诫后人,不要让悲剧重演。这和我不久前读过的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的写作动机是一致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最值得尊敬!但愿我们的国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的风气,这也是我们登载这篇文章的最主要的目的。) 

                              充滿波濤的一生 

                                   雷仲生 

                              一 序幕 

  “我錯在哪裡?下一步該怎走?……”拖著疲乏的腳步蹣跚地一邊行一邊想。這時的我,頭上戴著一米高的紙糊的帽子,上寫“反黨反社會主義”,肩上還挑著大卷的大字報,由學生押送著,在九佛市場上遊街。他們一邊喊著打倒,一邊還打著鑼。該日是他們精心挑選的日子--墟日。來趁市集的人,郊區各地都有。看新鮮、趁熱鬧的場面,可以想象。 
  這是廣州郊區第一個被學生揪斗遊街的中學教師。自此,郊區各地“遍地開花”。 
  這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夏季。 

                              二 砲轟 

  一九六四年,我大學畢業後,被派到廣州郊區最北跟從化交界的九佛公社。地處山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此前,連一間中學也沒有,當地農民子弟要讀中學,就得到數十里外的鐘落潭中學,非常不便,故此,文化落後,公社黨委一再申請有關部門批准辦中學。 
  我報到時,算是首批教師。學校只有一個臨時領導。公社把墟場附近的一間小學騰出來,再加幾十畝地作為學生勞動場所。校舍是幾棟平房,連圍牆也沒有,非常簡陋。 
  我們這首批教師倒也滿懷熱情,投入建校。這所學校原名是“九佛農業職業學校”,因為“職業”兩字,吸引不少來自四面八方的考生,最後彔取一百二十人,分兩個班。教師職員陸續到齊,總共十人,其中不乏人才,有任職廿餘年的老生物教師,有華師優才生等。當時倒是齊心合力,開荒種地,建圍牆,修校舍,師生齊心合力,幹得很高興。 
  1965年底,四清工作隊入校。他們是欽差大臣,戴著極左的面具,動輒上綱上線。《5.16通知》後,他們迅速改名為“文化大革命工作隊”,軍隊也介入,陣容更加雄厚。他們發動學生貼教師大字報,貼到教師宿舍門口,對教師進行圍攻。 

  這地方有名“廣州西伯利亞”(西伯利亞是俄國最邊遠最荒涼的地方,是流放政治犯的所在地),教师中出身不好或“政治歷史有問題”的占大半。我出身中農,不算差,而且還是組織保送帶薪讀大學的調幹生,但在讀大學時,所在的系,學生鬧罷課,我憑多年政治運動經驗,不敢沾邊。學生運動當然被鎮壓下去。我當時是系團委宣傳委員,對鎮壓不表支持,後來還藉口超齡退了團。故此,畢業時拿到的调令是去九佛,我心知是什麼回事。 
  学校的学生本是天真無知的農民子弟,平時師生關係也很好,一夜之間,成了教師的對立面,這是那些工作隊一手策劃的,否則,這些學生豈能知道那個教師出身如何,這個教師歷史上犯過錯誤?其實這些早已作了結論,今天又抄出來,無限上綱,弄得人人自危。百分之八十教師遭到圍攻,只有幾個出身稍好的人,是工作隊依靠對象,没有被圍攻。 

  接著下來是人人作檢討,下一步就是批判。雖然贴我的大字報不多,大學的事也沒有人提起,但在動員教師作檢討會上,同工作隊發生衝突。我在會上直指他們是"顛倒黑白,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因為毛主席說知識份子絕大部份是好的,打擊是百份之幾。這下如同捋了虎鬚,主持會場的是從化縣縣長胡思南,他拍桌大罵我"反黨",迅即叫學生將我關押起來。 
  “砲轟” 工作隊,這是很轟動的事情,在此之前,得罪個支部書記也會被扣上“反黨” ﹙即反革命﹚的帽子。於是我招來一輪的批鬥,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們說班主任也是當權派)等等的罪名硬加到我的頭上,不認罪就拳打腳踢,按頭跪地不在話下,我當然不認,不認就打,我只好不作聲,每次批鬥都是以打到夠結束。這情況 驚動了當時任郊區四清工作隊黨委書記、原廣州軍區第二砲兵師師長(文革後期任廣州市革委會常委)的李庠厚,他親自出面練兵,於是就導演出上述揪教 師遊街一幕。 

  他們在批鬥會上,說我“死不認罪” 、“不要命的亡命之徒”。 我在“牛欄”細想,“死不認罪”,我承認,我何罪之有?但說我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這是惡毒的誣蔑。往事一幕幕重現在眼前。 
  我父親是歸國華僑,因日本侵略而破產回鄉,於1944年去世。母親帶著五個孩子,為生活日夜操勞,也於1949年因肺癆病去世。這時我在市一中讀初中一年級,為生計,跟一個親戚去香港做童工,當時香港經濟也很差,收入少得可憐。後來,在1951年,我懷著滿腔熱情,回國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弟妹在鄉中由嫂嫂帶養。不久,土改開始,嫂嫂被評為地主,我將兩個妹妹帶回廣州。從此,生活擔子就落在我的身上,供書教學。(後來,最小的妹子讀到大學畢業,成為廣州鋼鐵廠高級工程師,現退休。) 
  當年,我對共產主義的美好將來的憧憬,《共產黨宣言》一书我能夠整本背誦出來。 
  如德國詩人歌德所寫"哪個青年男子不擅鍾情"? 那個年頭,我住在集体宿舍裡(两個妹妹讀寄宿中學),眼看同齡的同事,一到週末,就忙于 打扮,拍拖行街,一對對的成為眷屬。而我呢,每晚獨自在房間讀書,因為每月微薄的收入,要供給兩個妹妹讀寄宿中學的生活费,剩下來的錢,除了繳交集體伙食費之外,只夠每朝早飺二角錢的消費--豆漿加油條或酥皮麵包,那有餘錢拍拖行街? 

  后来 ,大妹子要結婚,父母不在,只好由我這個長兄做主婚人。我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 在婚宴上和親家碰杯,身邊連個女朋友也沒有,這情景是多麼可怜可悲!這世界能找出幾個這麼年青的主婚人吗?!我熱愛生活,珍惜自已的前途,為了能更多地為國家做貢獻,立志讀大學, 晚上自修,初攻文學,後轉數理化。用兩年時間,完成全部高中課程 。 工作上連年被评为"先進工作者"並獲區團委命名“優秀共青團員” 。1964年獲選送去考大學,以優良成績獲廣 東師范學院彔取,入讀物理系無線電專業,是帶薪讀書。 這個專業, 據說是廣州軍區委托辦 的,畢業後入國防部門工作。後來,這個專業被取消,全部轉讀物理,畢業後做教師,這就有上述學生鬧罷課事件。我這樣的人,会是“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嗎? 
  鬥爭的方式,开始當然是折磨,后来又開始勞改,每日早晨挑二十担水沖洗廁所, 然後押往田間幹重活,輪流監管,被嘲笑打罵不在話下。 
  不覺過了两個月,頭髮長,該日學生帶我去理髮。理髮師照例問理什麼髮型,我爽脆說:“剪光。”剪完後,我回頭對學生一笑。他們回去說我神經病。他們哪知我是大徹大悟, 還我真容。我的乳名叫做“阿牛”,從小一直到在銀行工作多年,還是光頭(稱陸軍裝),同事叫我做“光頭仔”,這下還我本來面目。 
  不久,學生出外串連鬧造反,我得以回廣州的家。 
  這時,我的家境是如何的呢?結髮妻離婚並已去了香港,遺下一個六歲的女兒由親戚帶養著。家中除了床板、舊被和爛蚊帳之外,再者就是灰塵。我家本來就沒有什麼,他們抄家的戰利品,大概是我那支用來備課的舊的進口墨水筆。我當時想起方志敏烈士遺書的最後一句:“清貧,是革命者氣節的保證。”

                            三 更大的風浪 

  學生外出大串連,不久就回來,臂上戴上紅臂章。其時,各地刮起奪權風暴,但是這間 學校是沒權可奪的,因為一直沒有校長,只有一個負責人而已,學生起來"鬧革命" ,她己溜回家鄉去,文革工作隊扶起的幾個人也逃得無影無蹤,剩下空蕩蕩的校舍和我們幾個"牛鬼蛇神" ,幾十畝地,三頭牛,幾十隻豬,都靠幾個"牛鬼蛇神" 維持。那些貧下中農 子弟是善良的,他們集合了十來个同學,在校內豎起紅旗,團結起當初挨鬥的幾個教師, 共同"抓革命,促生產"。耕田时人手不足,就請附近的農民代耕。當時社會上鬧派性,但校內只此一派,倒也平靜了一個時期。 
  後來,武鬥範圍遍及全國,廣州郊區也不例外,除了刀槍之外,政治謠言,小道消息滿天飛,越來越恐怖。謠言造到九佛,說學校這些旗派學生要殺光全公社。其實這些學生沒有在校外生事,只是相信周恩來總理所說的,廣州"三面紅旗"是革命造反派而已。學 校並無大門,豬牛可以隨便出入,我們天真地以為"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 ,誰知後來風聲越緊,幾個學生趁天未亮,用自行車將我從山間小道送出廣州。事後知道 他們真的要動手。 不久,"七、三" ,"七、二四" 布告發表,出動軍隊進入學校。李庠厚時任廣州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帶領軍隊入校收拾殘局。其後發布命令,全市教師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限期報到。隨後,在越秀山體育館,由李庠厚主持大會,宣讀"七、三" 、"七、二四" 布告,又宣讀學習班紀律:"保證人身安全" 、"不搞派性" 、"不介入外界" 等等。 當晚,九佛公社武裝部來學習班,要帶我回去。他們當然是得到李庠厚的同意,否則學習班軍隊守衛重重,怎可將人帶走?我知道是什麼回事,只好跟他們去。 
  押回公社後,即被關進黑牢房。夜半提出來,不由分說,先打一頓,再按下跪,地面鋪滿搞基建用搞混凝土的碎石,尖而且硬,再在跪地膝蓋後加一條粗木,一邊一個人站上去用力壓,當即碎石深深陷入膝內。我沒有喊救命,因我知道誰也救不了我,半夜三更,他們做的是什麼?打完之後,拖回黑房。 
過兩晚,換另一批人,把我吊起來用鞭子猛力抽打,要我承認"有槍" ,"要殺光全公社的 貧下中農" 。他們帶著階級仇恨,拳腳下全不留情。如此反覆折磨,往往以被打到昏過去作罷 。有一次,被打到休克,要醫生搶救,事後醫生說,如果不及時,肯定無救。如此折磨,每晚除主持人之外,打手均更換,折磨到夠,還召開萬人大會,說是"打擊階級敵人,清理殘渣餘孽",押上台和幾個地主站在一起。這時的我遍體鱗傷,左手還吊著繃帶,走路也沒有氣力。 
  如此,一個多月後,將我交回學校。這時的學校已改名為"八十三中學" ,"四清" 時教育局撥款建了两座教學大樓,共十六個課室,原校的貧下中農子弟己經畢業離校,除原來幾個教師,其他的全不認識。因為其他教師和一千多學生,全由市區撥來,倒是熱氣騰騰。這時,還有工農兵宣傳隊,他們這個隊伍,比教師多幾倍。 

  回到學校,我被丟進真正的牛欄,和三頭牛為伍。欄內遍是牛屎尿,潮濕異常,第二天全身關節痛,第三天不能起床,便急時就地解決。工作隊怕我餓死,無法向上頭交代,叫學生給我送飯,他們不肯侍候"牛鬼蛇神",只好將我搬去又黑又不通風的雜物房,過一些日子,關節才活動起來,於是又開始"勞改" 生活。 
  其實那時的"宣傳隊" ,是帶著濃濃的派性。不久,開大會,據說是批判劉少奇。開會前 ,幾個學生將我從牛欄押出來,去到會堂。這些廣州來的學生,"見過" 世面,很會一些花樣 ,當大會主持人一聲宣布"大會開始" ,一邊一個,一手叉住頸,一手將我胳膊拉後,還有一個揪住頭髮向後使身體向前傾,飛快推上台。事後我才知,這叫做"噴氣式飛機" ,其味道確不好受。上到台,按跪下,頸上再掛個大牌,彎腰要成九十度。三個多小時的大會,汗水將地面濕了一大片,這叫做對我進行"再教育" 。 
"復課鬧革命" ,學生上課,因為有幾十個宣傳隊帶領學生,學校的幾十畝地耕作不成問題。我的責任是放牛,日日清晨,去牛欄將牛牽出來,清理好牛欄內的牛屎尿,趕牛上山食草;待到黃昏,把牛洗淨,牽回牛欄。如此,風雨不改,一過就大半年。 

  我與外界隔絕,什麼事也不知。中間又有過一次轟轟烈烈的鬥爭,又一個教師被揪出來 ,關在另一個地方。工宣問我,知不知道現在搞什麼運動,我答不出來,他說是"一打三反",問我知是什麼意思,我說"一打是打擊階級敵人,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解放初期是有過這樣的運動),弄得他啼笑皆非,因為他們確知我是與外界隔絕。先後幾年的牛欄生活,特別是最後那一年的高度與外界隔絕的生活,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至關緊要的。白天放牛,坐在松樹下,眼望藍天,晚上在牛欄,在昏暗的燈光下看"雄文" ,外界全不知我在想什麼,終於被我勘破生死玄關,參悟上乘佛法。 
  運動後期,要解放教師,讓他們重新教學。我雖然沒有機會參加那些"解放大會",但能推想出教师們必定是在會上"深刻檢討" ,接受批判,然後感謝黨和工農兵的"再教育" 等等。果然,工宣找我談話,說要解放我,叫我不要堅持,要"回頭是岸" 。我知道,如果不作一點檢討,"革委會"下不了台。於是在該大會上檢討一下,說什麼"學習毛澤東思想不夠", "思想跟不上形勢" 等等。"革委會"早已布置人,尤其那幾個文革初期的打手,上台大肆誣衊,說我什麼"惡毒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等等,其荒謬程度,前所未有。他們本意以為我會像前面幾個教師那樣,對他們的"再教育"感激涕零,誰料我一言不發走下台。"革委會"下不了台,又將我趕回牛欄。會後工宣找我談話,我說我既然是這麼壞,你們要解放我,豈不是立場有問題?他們對我沒有辦法。這就是"不肯解放的牛鬼蛇神" 。 
  我並非如他們所說的愛過牛欄生活,的確是,我當時尚未參透人生。如此,又過了好久 ,直至"一打三反" 都己過去,我與"革委會" 大抵彼此心中有默契,他們簡單宣布我恢復教師工作,繼續做班主任教高中物理,我也不再爭誰是誰非。 
  過了不久,我被調回廣州市起義路第十四中學工作。 

                            四 暴風雨過後 

  1975年,回廣州市到十四報到,接待我的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吳紹瑩,對我表示歡迎,安排做班主任兼教高中物理。時顏美德任副校長,他們對我都很尊重,於是安心教學。 
  瘦狗嶺僑中解散後,有多位老師轉入十四中任教。在那還是"政治掛帥"的年頭,兩位 校長落實知識份子政策,團結全體新老教師,狠抓教學。 
  1979年,全國恢復高考,領導迅速組織力量,以我所任班主任的班為重點班,再將其他 班的尖子抽入來,成立所謂升大班,又抽調一批富有教學經驗的老教師來任教(當時所有的學校都這樣做),可謂實力雄厚。任課教師有李宗揚、譚鐵俠、趙崇本、余子庄、賴紹明等。校長吳紹瑩平易近人,某次我和他開玩笑說:"我們這班都是牛鬼",他說:"別提這些了,好好幹就是。" ,其實我知他是"貓" 論者。 
結果在那次"文革" 後恢復高考中,我校一砲打響:升學率達90%,有人稱之為"十拿九穩" ,把廣雅 、華師附中遠遠拋在後面。十四中名聲大噪,各校紛紛前來"取經" 。吳紹瑩不久 被抽上教育局抓教學,十四中由顏美德任正校長了。 

  十四中在顏校長帶領下,繼續扎扎實實抓好教學,因此,隨後的幾年升大試,成績仍 很好,幾乎與重點學校齊名。 
  海外校友幾經力爭,直上到中央僑務辦,廖承志批覆僑中復辦。於是將十四、十五 兩間中學合併,再在起義路原僑中校址復辦廣東華僑中學,第一任校長就是顏美德。 
  我重組家庭,經濟困難,顏校長經常"訪貧問苦" 。我得以安心工作,繼續當了幾年升大班的班主任。是因為他們能落實知識份子政策,我們這些人才能發揮所長。 盡管我家境十分困難,但我從未嘮叨過工資。倒是在1981年調整工資時,按政策調不到我畢業那個年頭的大學生,顏校長仍叫人事部將我的名字報上去,盡最大的力量支持我。 
  我家居困難,一家四口住在一個狹小的房間,我從不要求安排房間。 
  1982年教師評級,以我當時的市物理教研會常委身份,再加升大效應,要那"特級教師" 職稱 ,應該沒有問題,但我主動讓給他人,因我己看破世情。 
  這時,我的親戚回廣州參加交易會,了解到我的情況,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在1992年獲批准移民到美國。 

                      五 回頭是岸 美夢得圓 

  去國,踏上羅湖橋的時候,北望神州,無窮感慨。當年跨過這道橋回國參加祖國建設,整四十年,今天又從這道橋走回去,算不算人生走了彎路? 
  我認為不是,因為我把我的青春和生命獻給祖國和人民,這是沒有遺憾的。 
  有人問我會否後悔當了教師?回答是沒有。教師是一門高尚的職業,有人把它比作園丁,我認為還不夠恰當,如果一定要這個比喻,那麼這個園丁是用他的心血來灌澆的。唐詩有句"春蚕到死絲方盡" 。它默默無聞,不停吐絲,將人間編織得多麼亮麗,奉獻出一生,而對自已的勞動成果,一分一寸也沒有享受過。 
  明天就到达大洋彼岸了。我並不像某些人們那樣將美國想象得那麼美妙,因為我的親人年年回國參加交易會,我從他們口中知道生活在美國並不容易,何況"遠托異邦,昔人所悲"(李陵《答蘇武書》)。未來或者會更艱苦,但有一點我確信,我上面所描述的不幸生活,絕不會在這國度裡上演。 
  抵埠後,家兄來接機,把我安頓好之後,對我說:"你現在是重新做人。" "不要往後看, 往後看是會痛苦甚至後悔的。" 的確如此,重新做人,就要學講話(英語),學走路(駕車),學食(適應西方食物)。這一切,對一個六十歲老人來說,不是容易的事。 

  幸運的是,親戚有個大的家電公司,安排一份適合我的工作--售貨員,工錢雖然不高,但壓力不很大,轉眼十餘年,享受到美國退休褔利,(條件是年齡超過六十五歲,工作繳納所得稅四十個季度)。有人羡慕我拿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的退休金,我說是“一世人做兩世工”。 
  在美國十餘年,也入了美國藉,然而故國仍是夢繞魂牽。1999年,一個從中國過來的“異議人士” ,在《星島日報》的《星島廣場》上,發表一篇題為《民族主義和國家不可愛論》的文章,引起 很大的爭論,無奈這個人士的詭辯之才非常了得,眾人拿他沒辦法。因為這個人士是紅衛兵出身,對什麼都造反,連國家民族都要反。我有感於責任,挺身而出,投稿前往,闡述清什麼是國家,國家與政府的區別,最終平息了這場爭論。我寫得最多,也最長篇,得到社會的認同,無人反駁,便是例証。在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我做了應做的工作。 
  回首往事,今生無悔。常記起在五十年代初,有一本蘇聯的小說,敘述一個教育家把一個四肢殘廢的小孩,培養起他的人生尊嚴,使他充滿生存的自信,成為一個詩人,最後以他的一首詩作結束。其詩曰: 
  如果可以這樣/ 我願意將兩個生命 /去換取一個/ 只要它裡面充滿波濤…… 

  
   我在那個年頭,是個熱血青年,也是充滿渴望。我應該感謝上天,滿足我的祈求。 
  我現在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妻賢子孝,個個有美好的前程,又買了房子。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以廉價買下一間西式快餐店連產業,類似肯德基型,地處小鎮但是遠近聞名。我的兒女出路遠比這好,不希罕這小生意。這回是"老黃忠" 掛帥上戰場了。友人聽見這消息大吃一驚,因為做餐館工作是很辛苦的,年逾古稀的人能受得了?我卻不顧。我不期望它賺大錢,但它圓了我的美國夢。移民來美國的人,都抱著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稱之為"美國夢"。它基本上有兩條:一是有自己的房子(立足點),二是有自已的事業(舒展拳腳的地方)。現在,我終於圓了我的美國夢,如香港歌星許冠傑所唱:"不奢望天長地久,只要是曾經擁有。" 我還祈求有比這更好的命運安排嗎? 
  啊!晚霞,有時是很絢麗的。 

                                   後記 

  一,文中根據事實,均可查証。我身上受刑的傷痕,未因歲月消逝而磨滅。 
  二,我並非為自已立傳,人生至此,尚爭什麼浮名?只因自己是個教師,想以當年的親身經歷,教育後一代,不要把它當作故事來聽,注意不要讓歷史重演,不論以什麼形式。 
  三,教育人们要做正直的人。但要小心,因為苦難往往是跟著正直的人。 

                             二零零四年五月写於美国三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