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地上的知青情结

原侨中68届初一(1)班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每当我听到关牧村那深沉而浑厚的歌声,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情结就象闸门被打开,思绪不断涌现。“知青”很多我们这代同龄人共同的名字,那是时代打在我们这代人灵魂中深深的生命烙印,令人无法忘怀。三十五年前,十五岁的我,背着“走资派”子女的包袱,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从广州来到了雷州半岛的国营南华农场。

砺 炼

  我当时又瘦又小,体重只有30公斤,与我一起被分配到三队的另两位同班女同学比我年纪还小,当生产队长把我们接回生产队时,工人们围着我们几个“娃娃”知青议论纷纷,“阴公,那么小就离开父母来这里,能干什么?”我们也茫茫然,不知自己来干什么?能干什么?

  在生产队临时搭建的茅草棚里安顿下来后,随之而来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劳作,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连自立能力也没有的我们着实领略了一番脱胎换骨的经历与感受。

  我们生产队的吃水井深十几米,我每次去打水都提心吊胆,自己个子矮力气小,摇起轱辘来,连脚跟都要踮起来。每次只能打半桶水,有时摇了一半力气不济,只能用肩膀死死地扛着铁摇把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生怕一松手,飞转下坠的水桶连着轱辘上的铁摇把打着头。有好几次被路过的老工人看见了,跑上井台帮我打水。

  第一次顶工帮厨就是上山砍柴。一个人赶着牛车上山,在防风林里挑了棵歪脖子台湾相思树做柴火,从来没有拿过砍刀的手,被刀把磨出两手血泡,碗口粗的树好不容易砍下来,一个人却怎么样都扛不上牛车,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寂静的山林里空无一人,孤独无助的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只能靠自己,咬咬牙,和着汗水和泪水,挥刀把树杈砍掉,花了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把树干砍短再扛上牛车,疲惫不堪,步履踉跄踏着夜色赶着牛车下山,卸完车后,筋疲力尽,晚饭都吃不下,躺在床上,全身的骨头象散了架似的。

  纯真而幼稚的我总认为自己出身不好,与别人不一样,在接受再教育中就要比别人革命,这样才能被领导信任,自己才不会被歧视。很虔诚地把毛泽东视若神明,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在劳动中表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找苦吃,明明有劳保水鞋,养猪时,我经常光着脚清洗猪圈,双脚被粪水腌烂了。别人割胶三点钟起床上山割一个树位,我有时半夜一点钟自己一个人上山割两个树位。我们生产队旁边是徐闻县的劳改场,经常有劳改犯逃跑出来,藏匿在橡胶林里。那时一个人晚上上山割胶不怕鬼只怕人,怕暴露自己是个女的,不敢开口唱歌、讲话,只好学会吹口哨为自己壮胆。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简朴得近乎苛刻,衣服补丁打补丁,每月20块钱工资都可以省下一半。

  在生产队里,除了木工和卫生员外,其他工种我都干过,大量的体力劳动,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随着父亲的“解放”,我的政治环境也随之改变了,以前所干的一切都被总结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被多次评选为全团和全师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劳动标兵,出席各种讲用会和出席兵团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读 书

  刚到生产队时,我们几个小知青真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产队的领导希望得到的是能干活的劳动力,对我们几个也很无奈。有一次,场部文教干事苏乾炎来我们生产队,听到领导口出微言,看到我们几个可怜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几个那么小,倒不如到场部中学读高中吧。”

  读书,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读初中58人一个班毕业时只宣布4位根正苗红的同学可留校读高中,其他人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各奔东西。文化大革命破灭了很多青年继续学业和上大学的梦想。我知道有些大知青哥哥姐姐们偷偷带了一些当时破四旧时保留下来的所谓“封、资、修”的毒书和世界名著,甚至在那个年代知青中流传的手抄本,经常利用工余时间,走十几里山路到其他生产队去借书还书。我在心底里一直深存着读书的渴望,不甘心就这样渡过自己的一生。

  农场改为兵团,我们也成了不穿军装的兵团战士。一九七一年初,兵团从各垦区的团(原农场)选送3名,分别是干部、工人和知青到兵团热带作物学校(原海南热带作物学院和热带作物研究院),学习橡胶栽培。我以知青的身份与四连连长李嘉林、二队老工人黄森民一起被十一团选送去学习。我们各团的学员在海康龙门七师师部集中学习后,满怀豪情,渡过琼州海峡,奔赴海南儋州。两院校园那错落有致的楼房,宽敞明亮的教室,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处处椰风棕影,花团锦簇,充满热带风情,我们这些刚从偏僻山沟里来的灰头土脑的学员们,象迈入了仙境,登上了科学神秘的殿堂。大家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橡胶栽培知识,为垦荒戍边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这些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加上没有现成合适的教材,每天上课就象发传单一样发教材。老师授课讲深了,有些人听不懂,讲浅了有文化的人不满意。做老师的左右为难。当时正处文革期间,有些老师还戴着“帽子”,背着“黑锅”来给我们这些革命同志上课,战战栗栗,生怕讲错话被批斗。上课时,我们这些知青拼命记笔记,下课后帮一些文化低的老工人整理笔记。老工人用拿惯锄头、胶刀,长满厚茧的大手在一笔一画抄写笔记,有些简直是在描字。他们为了弄懂课本上的知识,经常的挑灯夜战,那些刻苦学习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我们这个团结友爱、互帮互学的集体里你追我赶,学习气氛很浓。课余时间知青们还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排和表演不少节目,还编写出版墙报和简报。由于表现出色,我在学习期间入了团。

  正当我们如火如荼在开展学习的时候,“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了。海南地处边防前线,局势紧张,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我们接到兵团的通知,提前结束学习,马上返回各自的连队。当时林彪事件还在保密中,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后由一级级传达到连队时,才知道林彪叛国投敌,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接着就是批判声讨林彪叛国行径的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

  只学习了七个月,学业就被中断了,我回到连队后曾想把学到的一点植物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尝试过采集山草药调配药液试验刺激胶水的增产。由于基础知识的匮乏,很多原理都是一知半解,加上孤军作战,最后试验也就无疾而终。轰轰烈烈后又回归平常,我又踏踏实实在连队继续从事过去的割胶、养猪工作。去了一趟海南学习,开拓了我的视野,在政治上更严格要求自己,积极靠拢党组织。经过连队党支部的教育考验和自己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份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大学

  一九七二年,当大学招收第二批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再次点燃了知青们久已渺茫的上大学的祈盼。他们议论着、兴奋着,跃跃欲试。然而当时实行推荐招生制度,政治因素第一,很多知青连报名的资格也没有。我有幸被推荐参加师部的考试选拔。生产队的领导为了我应考一事特别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位老高中毕业的广州知青全脱产辅导我复习。时间紧,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本高中的数理化课本,日以继夜突击复习。连续几晚伴着煤油灯苦读到天明。

  七师师部政治处文教科,把各团推荐的参考人员集中到龙门统一复习考试,我们这批有从初一到高三的(老三届)的上山下乡知青 ,有回场务农的职工子弟,有复退军人等等。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一次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竞争,个个磨拳擦掌要拼搏一番,都想挤上这条上大学的独木桥。紧张的气氛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进了考场,我自知数理化底子薄,在考卷上除了解答了一些基础的知识外,很坦诚没有学过和不懂的就如实写上。反而在语文考试中,做完答题外,我文思顿涌,一口气写了一篇“我为什么要上大学”的文章,把自己强烈要求上大学的愿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事后,听说改卷的老师对我的作文评价颇高。考试期间,中山大学来负责招生的符老师拿了一本“老三篇”找了我们几位年龄最小的考生,叫我们分别用普通话朗读一篇文章,指定我读的那篇是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当我口齿伶俐连背带念地朗读完毕,符老师微笑着点头首肯。我并不知道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挑选读外语院校学员的面试,这篇我倒背如流的《愚公移山》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不久,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被广东师范学院(现华师大)外语系录取了。惜别了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知青战友,肩负着全团干部职工的厚望,从此踏上了新的征途。

  到师部报到后,我被指派为三班班长,揣着师部政治处开出的介绍信,带领被广州各高校录取的各团幸运儿,到湛江市汇合八师、九师的工农兵学员,分乘几台解放牌大卡车,风尘扑扑回到了我那生于斯长于斯既熟悉又陌生的广州市,最高兴莫过于我的父母与家人。当亢奋不己的我踏进大学门,那一切仿佛就象一场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七二年棗七五年,三年的大学时间,我经历了“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极具文化大革命政治色彩的政治运动和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我们仍然系统地学习了各学科和外语专业知识。大三时,学院找了一批联合国的旧文件让我们学习翻译,这在闭关自守、突出政治的文革期间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从这些资料中使我们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引发了很多思索。

  三年学业结束时正值学习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我被分配回湛江农垦局(兵团已改回农垦)打起背包又第二次上山下乡。作为共产党员,我必需服从组织安排,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七五年中秋之夜,我是睡在湛江农垦局文教处的办公桌上度过的(当时没有地方住)。随后我被分配到徐闻县海鸥农场一中当老师,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同事,一切都从头干起。

  到海鸥农场一中报到后,我才知道该校没有开设英语课,没有教材与课本因而也不打算再开英语课,校长叫我兼其他课,我没有其他专长,只好选了初中的历史课。一边突击看书学习一边教学生,现炒现卖,真怕误人子弟。另外还兼了“农业学大寨”课,说白了就是劳动课。我不怕苦不怕累,带学生上劳动课时,脏活累活我带头干,不知我当过知青经历的中学生们,为我这从广州来的大学生的举动大感吃惊。

  在学校呆了没多久,就被场部借调去搞落实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政策工作。随后调入场部政治处任海鸥农场团委书记,知青办副主任,从事与本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

  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正在崛起,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正因为我有幸走出去上大学,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变迁,回顾自己学非所用的处境和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才使我更痛苦。两年后,我也随着知青回城的大潮,回到了广州,并从事外贸工作至今。

结束篇

  在雷州半岛这片广袤的红土地上,我们曾经流血流汗流泪,走过了坎坷的人生之路。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是去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去传播文化与科学,而是花费自己青春最宝贵的年华,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去与大自然奋斗,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把自己变成最普通意义上的农民。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过去的坎坷与苦难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但那段生活留给我们这代人满身伤痕,很多有才华的年青人被历史被上山下乡耽误了、埋没了,至今他们还活得很沉重,我们的父辈和后代同样也在承受这苦果。

  我是他们中的幸运者,知青的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学会了坚毅不拔,不畏艰难,真诚待人。感谢那段难忘的经历,带来了我今天做人与工作上的成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使我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