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路到瘦狗岭       

                              ——在广东华侨中学的学习生活忆记(61.9—68.11)

                                                                                                                    陈贤庆

                                         (一)   

   在我写的一些回忆录中,如《我们的父亲母亲》《我的文学之路》《我的音乐之路》《我的体育之路》《少年十五二十时》等,我都会提到我在广东华侨中学念书的事,不过,由于不是专门写那段经历,所以,写得比较简单和零碎;而那段经历,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许多事情已记不清了,要完整地写出来,又谈何容易!最近高保乐兄(到美国后改了个洋名叫高保罗)自美国回穗探亲访友,十多位旧同学聚在一起,谈起许多往事。大家认为,我的网站中,写知青生活的内容有而且比较详细,但还没有一篇是完整地回忆中学生活的,应是一大缺陷;而且,同学的照片也没有专门的一页,也令大家不满。有鉴于此,我只好亡羊补牢,先将自己手头上仅有的照片弄到网上,形成一页;再努力回忆,看能否写上一点文字,以供大家怀旧。

   1955年9月,我这位“民国遗少”和其他七岁的孩子一样,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进入到离所居住的越华路小东营的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广中路小学。别以为广中路是一条大马路,其实是一条比巷子大一些的内街,但那是一条并不行车的安静的内街。那里有一所小学。这所小学现在还在,但变得怎么样,我已经不清楚了。当我怯生生地踏进学校时,我被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带到了一间比较暗淡的教室。我知道,我是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了,班主任就是那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叫陆景群。不久,我又知道,校长是一位女教育家,叫钟爱照。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我从一年级升上二年级再升上三年级……我已很难准确地记起,我是在哪一年级当上班长,哪一年级加入少先队,哪一年级当上大队委,总之用“少年得志”这个词来形容是没有错的。不过,我自己知道,我并没有多大的才能,尤其是领导才能,纯粹只是“乖”而已。而一个男孩子“乖”,往往和“钝”只是一线之差。

  小学的同学仔,我能记起的,有司徒家宝、陈焕明、黄健民,我和他们三人合影过一个相;还有潘达华,我常和他踢足球;还有赖志岳、林唐公,我常到他们家玩;当然还有刘象潜,麦妹珠,以后到了同一所中学同一班;此外,还有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几位长得较漂亮可爱的女生,这再一次证明了,男人都是好色的。

  小学的同学最可爱之处,就是大家都住在越华路、广中路,以及附近一带的大街小巷,如正南路、广仁路、广卫路、小东营、锦荣街、都府街、史巷等;放学之后或晚上,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玩。那时似乎没有什么男女界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吧,我记得我和莫琼芳就很要好,因她是班长我是中队长,身份相配嘛;而我和温小华则是小东营的邻居,她妹妹温穗华与我妹妹同学(还有一妹叫温新华),我也时到她家玩。

   岁月仍在无声地流逝,我这篇文章不是主要回忆儿时的事的,还是简略些吧。 在小学的六年中,我也经历过一些政治风云,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经济困难”等,这些,在我的别的文章中已有叙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单说我在学校的表现吧。我不得不要做一回黄婆,自我夸耀了。小学六年中,我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长,就是中队长;而在学校少先队大队中,我是大队委,有个会拉小提琴的很出色的叫杨多的女孩当大队长,第二或第三把交椅才是我坐的。从学习成绩来说,我也总是优秀的,语文一科又较为突出;读小学,我觉得学得很轻松,除了参加越秀山足球训练班,我还参加过越秀山游泳场的游泳训练班,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等,生活也算“丰富多彩”,不象现在的小孩,成天处于“学习”的状态,反而产生严重的“厌学”情绪。上述那些,当然算不上辉煌历史,但也很难抹杀去;而之所以要写上,并非炫耀什么,仅仅是和后面的内容有点关系罢了。

  为了尽快把内容转到中学去,我要从体育切入了。

  广中路小学是个“体育强校”,我所知道的,就出过一位国家水球队队员,叫彭兆荣的,曾回校给我们作过报告(彭兆荣后当上国家水球队教练),这引发我对体育产生热情。当年的学校不很大,但要准确地描写出来已很难,最记得的,倒是那运动场记得很清楚,它与学校分离,比一个篮球场大一些,一边挨着广中路的民居,一边挨着另一条更小的叫锦荣街的巷子。在运动场里,既可打篮球,又可踢足球,而广中路小学的传统的体育项目,则是足球,于是,我也在那运动场里,开始了足球运动的启蒙,比起贝利小时候的条件,会好一些。我们的足球,常常会踢到锦荣街一所房屋的院子里,那院子里有两棵很大的刀豆树,而比我高一届的同学黎康乔就住在那里。当然,那足球有时也会飞到广中路的民居内,那是黎康乔的太太张宝春小时候住的地方。张宝春也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只是比我低一届,后来考到15中。还有一位同学叫胡念祖的,住在附近的都府街。

  我们学校靠近中山纪念堂,那时,中山纪念堂外围并无围墙,可以随便进入,于是,那里的草地,是我们另一处足球场,经常在放学后,我们便到那里,把衣服放在草地上,形成球门,即可进行比赛。在这样的环境中,身材不算健硕的我,也渐渐学得一些传、接、射等足球技巧,并成为校队之一员。我们学校靠近越秀山,与位于越秀山运动场的越秀体校应该属关系户,我校的校足球队成员,大多会被优先吸收进去成为体校儿童足球队以及少年足球队成员,我在五六年级时也获得此荣誉,能够脚踏越秀山足球场的草地练球,并有机会近距离仰望一些中外足球名将的风采。

  越秀山下有一条短短的应元路、那里是迷信与科学的交汇点,既有一座历史久远香火鼎盛的三元宫,也有科学馆和中山纪念堂,甚至还有一所中学,那就是广州市有名的第二中学。这市二中,我每次到越秀体校训练时都要经过它,有时还偷偷溜进去。那优美的校园,富有特色的建筑,令我很喜欢;我知道,越秀山运动场就是二中的运动场,这更令我神往!还有一点,我的大哥解放前曾在那里读书,广州解放后即与许多二中同学入伍参军,所以,这二中,和我也有些渊源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中学和我们小学也是关系户,每年,我校的毕业生许多都可以升上此校,所以,当1961年7月,经济困难的第三个年头,我小学毕业考中学时,我是踌躇满志的,因为按照我的成绩和表现,没有理由去不了市二中的;当然,我填报的第二第三志愿,是离我家不太远的17中、13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放榜的时候,我得知自己名落孙山!这打击对我来说不小,记得班主任钟伟雄老师也无奈地安慰我说:“想不到,想不到!……不过,能去到省级中学,也不错,也不错!……”

  何谓“省级中学”?这要说到另一更沉重的打击了。我考不上市二中,按理说应该会去到17中、13中吧,三年后,我那就读越华路小学、傻傻乎乎的妹妹不是也去了17中吗?而我,不但没被17中录取,也没被13中录取,我的名字,竟然去到了我并没有报考的广东省华侨中学的学籍册上! 这一打击,和现在的高考考生,本来预料会读上中山大学而忽然得知自己被一所民办专科学校录取,恐怕是一样的。40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小学时比我高一届的黎康乔同学也是一样,莫名其妙地被省侨中录取了。最近,担任美国广东同学会负责人之一的他从美国回中国探亲,曾到母校拜访校长和老师,获得了这样一个信息:原来,从黎康乔同学那一届起,省教厅鉴于华侨学生人数减少,又不想学生质量下滑,所以同意把一些报考重点中学而落选的考生由省侨中录取。原来如此!这“强奸民意”的做法,数十年来,我们竟然懵然不知!不过,即使当年知道了,我们大概也不会去打官司,讨回公道什么的,毕竟能进入中学读书,也是幸运的了。

  这么说,是否广东省华侨中学是一所破旧落后的中学?非也!前面钟老师已特别提到,华侨中学是一所省级中学,当时全市并无几所;现在,广东不少市县,仍有些“华侨中学”,但那是名存实亡的,打着灯笼也找不出几个“华侨学生”来,只能理解为由华侨投资或有华侨捐资而建的学校。而当时的广东省华侨中学,是真正为了华侨学生而开设的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华侨中学。有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华侨学生从何而来?现在我们千方百计都想到外国的学校留学或“镀金”,会有华侨子弟回国内读书的?唉,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又要交代一点历史了。

   华侨素有爱国之心,喜欢送子女回国接受汉文化,祖国解放了,他们更乐意送子女回来读书和参加建设,这是华侨学生的来源之一;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象印尼、马来亚、柬埔寨等,在五六十年代并不发达,以印尼为例,当时的印尼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一任总统叫苏加诺。他是万隆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苏加诺英俊潇洒,善于演说,他的革命激情极具感召力。他富于浪漫思想和爱心,曾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会下车同普通人握手交谈,还能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睡觉。他多愁善感,看见美景会深深叹息;看见晚霞心里会诗意荡漾;唱黑人圣歌会潸然泪下。他至少结过6次婚,关于他的私生活也有各种传说和故事。他偏爱大型群众集会,第一次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要的是资助建设一座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巨型体育馆。但他却不善治国,在他主政时期,印尼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人民贫困。政府在处理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上束手无策,并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印尼许多华侨也送子女回国读书和发展,当然,当他们回国之后才发现,原来祖国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状况比起异国他乡还糟糕!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二;还有的国家,经常反华排华,象印尼的65年“九三0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而进行大屠杀,使得华侨走投无路而大量回国,这是华侨学生来源之三。我不是华侨史的研究学者,只是想当然地归纳了这么三点。

    那么,广东省华侨中学有什么“可怕”之处?要说“可怕”,那就在“华侨”二字了。在我小学毕业前后,在广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华侨”,也可以算是一道风景线。要在芸芸众生中把“华侨”辨认出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国民每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大人都不够做一套衣服,因此,几乎人人都衣衫破旧,灰灰黑黑的样子,而那些“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都是穿着具有东南亚特色的花衬衫,花裙子;他们的头发,男的都留着“飞机头”,光可鉴人;女的都是烫发,如绿云似瀑布,艳若天仙;我们读小学、初中,都是没有鞋子穿的,光着脚板上学放学,而他们,不但有鞋子穿,而且是皮鞋!我们出门,都是步行,而他们,却拥有很特别的自行车,来去潇洒。我有一位男同学叫黄健民的,后来已到了美国,当时就住在广中路,离我们小学不远,我不时到他家里玩,在他家的斜对面有一幢楼房,那里就住着不少华侨,其中包括我中学时代的同学蓝铁运,每到周末晚上,华侨住宅中就会传出异国风情的舞曲声,透过窗纱,可以看到随着舞曲扭动的影影绰绰的身体……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华侨学生”!在广东省华侨中学读书的,就是这些“华侨学生”!而现在,我就要身陷那些“华侨学生”之中,犹如丑小鸭落入天鹅群,以后的日子如何过?!当时,接到华侨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有没有哭过,现在已经想不起了,不便乱写,但难过、伤心了一个暑假,那是肯定的。作为广州人,又住在越秀区,不会不知道华侨中学的所在,它坐落于维新路,即现在的广州起义路,离海珠广场不远,我曾数次从校门前经过,但是,谁敢迈步踏进那校门啊!所以,我对它的内里乾坤一无所知。

   就这样,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小伙伴司徒家宝、黄健民、陈焕明、潘达华、赖志岳、林唐公等,还有那些可爱的女孩莫琼芳、何绮文、温小华等,要进入那“虎口”了;幸好,不是我一只羊入虎口,我的同班同学刘象潜、麦妹珠等,与我共同“赴难”。

                                   (二)

  1961年9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进了广东省华侨中学的校园。学校在解放前即已开办,原来叫广州私立四邑华侨中学,1950年秋,易名为广东省华侨中学。由于学校位于市中心,不可能占地很多,用现在的眼光去评议,那只能算一所一般的学校,南面有一幢较旧的三层教学楼,北面有一幢大概四层高的较新的教学楼,还有的功能室在低矮的平房中。有一座礼堂,并不宏伟,只有那座图书馆,绿色的瓦顶,有些旧学府的气息。至于运动场区,可怜了,只在校园中央有六个(或许八个)篮球场,围绕着篮球场的,是一条煤渣跑道;篮球场侧还有一个器械场,摆着些单杠、双杠、吊环、鞍马等,但就是没有足球场,而在篮球场上又不准踢足球,这对于酷爱足球运动的我来说,是一大打击!校园内还有些房子,是教师的宿舍;而华侨学生的宿舍,则要出校门,过马路,到对面,那里有几幢红色的房子。 由于年代久远,要想很准确地把母校的校园描绘出来,我已感到困难,只能说大体的布局如此。即使就这么一些建筑,在当年,已经是很不错的校园了。由于是省级学校,所以它的校长也不同凡响,校长叫祝菊芬,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是琼厓纵队的老革命,起码也是厅级干部吧;副校长叫颜美德,一位很慈祥的女教育家,现在仍健在;此外,还有教导处的张主任,一位中年妇女,北方人,经常可以看到她勤勤恳恳的身影。

     本来,华侨中学收的学生,全都是归侨学生,但可能归侨学生的人数不够,后来逐渐收一些本地学生,到我们这一届,本地生的比例再多些,占了一个班人数的一半(这原因上面已揭晓)。但是,当我和刘象潜、麦妹珠等被安排在同一个班,为高一(4)班,坐到了旧教学楼底层的一间教室里时,我惊讶地发现,我的那些华侨同学,不论男的女的,肯定不可能象我们一样只有十三四岁,少说也有十八岁二十岁!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头发梳得贼亮,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香水味道,手指上的金戒指和手腕上的金表不时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与本地生相比,简直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尤其是他们之间的说话,说的都是印尼语之类,舌头弹得响亮,有点象唱歌,但你简直不知其所云。每当下课或放学时,他们便踏着那些轻便自行车,犹如穿花蝴蝶般在校园内飞快地转出转入。身处这些同学之中,试问衣衫破旧,光着脚丫的我和本地生们,怎敢乱说乱动,表现出一点活泼的气息?一放了学,我很少在校园中流连,一般是去逛街或赶紧回家。

   要命的事还在后头。开学几天后,班主任(已忘记,不知是否张敬鸿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在小学时一直是班长、中队长,有这方面的经验,现在仍担任班长,怎么样?”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不!我不合适,我做不了……”我当时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班”,我不怕担任这职务,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啊,难道真如毛泽东说的,泥腿子掌权?我能管得了那些牛高马大的怪异男女?……之后,我肯定说了不少话,终于把这“班长”的职务推掉。就这样,我的“政治生涯”终结了,是我自己断送的,使得我从那以后直到现在,都无法混迹官场,以一介草民了却此生!由于我的“隐退”,班长一职,落到了一位有自行车上学放学的“侨眷”同学马舜平的头上。后来马班长与班上一位侨生打了一架,虽平分秋色,但也受伤惨重,这事,更使我觉得自己“急流勇退”的决定十分正确。

  由于班上是华侨生与本地生各半,两类学生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所以难以融为一体,基本上是华侨生们一堆,本地生一团,很少有玩在一块的。坐在我前后有几位高大的华侨男生,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们有了一点接触,接触之一是,我要提供作业本给他们抄;接触之二是,我有时会问他们印尼语,他们会热情地教我,以显示自己有一项我没有的才能,但也仅此而已。至于班上的华侨女生,我是不大敢正眼注视她们的,尽管心里常赞美她们的漂亮。放学后,这两类学生更是“各自各精彩”,华侨生往往是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去行街去娱乐,本地生只有羡慕的份儿。由于学校叫“华侨中学”,主流是华侨生,那些华侨生,由于原来的学习环境不同,读书可能不怎么样,但他们毕竟来自外国,见多识广,不乏各类人才,唱歌的,跳舞的,弹琴的,表演的,打球的,所以晚会和球赛,华侨生都是主角,本地生鲜有出人头地的。在学校中,“种族歧视”难免,如同现在的都市人歧视外来民工一样。我们本地生,即使人家不歧视你,不欺负你,也感到自身素质实在差些,总有点自卑感。

  人啊,如果没有了上进心,就会退步,就会自暴自弃,请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自从我主动“归隐”后,我对自己的约束放松了,我觉得我已不是榜样,也当不了榜样;既然班长也不当,那一般的班干、小组长之类,就更不屑于当了,于是,不用多久,我已“泯然众人矣”。在小学时,我的各科成绩都不错,语文较突出,其实,那时,已出现了重文轻理的端倪,只是小学的算术较容易,那弱项不明显而已。上到初中,由于不求上进,学习的动力不足,加上函数、三角、物理、化学等我不善理解的科目出现,于是,数理化学得一塌糊涂,跨下了半壁江山。语文的成绩还算保持,但已不突出,可喜的是,学校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经常借书来看,一些中外名著就是那时阅读的。

   下面要重点讲讲学外语的事。上到初中,接触到外语。中国自“五四”以来,学校中所学的外语应该都是英语吧,毕竟英语使用的范围广泛。然而,解放后,因有个苏联老大哥,有许多经验要学习,于是,中国的中学的外语科目,便只开设俄语,后来一半是英语一半是俄语。不幸的是,我们那一届,似乎学的都是俄语!在当时,还不知道这叫“不幸”,知道“不幸”已是数年后的事了。那俄语,虽然被普希金、托尔斯泰等称为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但对于中国学生或者广州学生来说,要学好它实在太难了!每个单词都比较长,是难点之一;重音不固定,是难点之二;有六个格的语法变化,是难点之三;有的读音舌头要颤动,是难点之四;缺乏语言环境,是难点之五。当然,还可以找出更多,例如,俄语教师其实也是半途出家的,如我校的陈带海老师、李振邦老师,原来都是学英语的,只因“中苏友好”而边学边教而已。学外语,华侨学生有优势,他们原来说的就是类似的语言,舌头要弹动则轻而易举,因此说起来十分逼真,只可惜,他们一般都比较懒,懒得去记那长长的单词,所以成绩并不好。而我,对语言有点感觉,有点兴趣,因此,即使俄语,也认真去学,似乎也“学有所成”。某一节俄语课,李振邦老师要我和另一同学朗读课文,课文是一俄国人和一中国小孩的对话。我读俄国人部分,另一同学读中国小孩部分,结果,我读得好,加之那同学读得差,相形见绌,李老师竖起大拇指赞道:“俄佬读得好,俄佬读得好!”这一赞,使我获得了一个“俄佬”的绰号。这绰号显然不大好,有人以为我家里是卖烧鹅的,也有人误以为是“傻佬”“饿佬”等。辛辛苦苦学了五年俄语,到头来有什么用场?随着几年后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苏两党两国变成敌对冤家后,俄语便一钱不值了。而且,转瞬间,我便忘得干干净净,至今只记得两个单词,就是“好”(哈拉索)和“谢谢”(希巴希巴)!后来到了农场,我不得不跟初二级的同学自学英语,从字母学起。

   学校没有足球场,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在学校的课余时间,我无法踢足球;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那时,我还是越秀山体校少年足球队成员,每周有两个下午大概四点钟后去训练的,而学校的时间并不能迁就。开始,我只得请假;后来,请假多了,老师不满意,便只有训练时迟到,如此一来,又轮到教练不满意了,弄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觉得,这“业余球员”很难坚持下去,于是,大概在初一下学期,我不得不自动离队。这样,中国足坛就少了一位可能是“贝利”“马拉多勒”“罗纳尔多”式的巨星,难怪冲出亚洲这么艰难!(笑话)

   我虽然离开了“足球界”,但看足球赛,仍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那时是广东队的辉煌时代,光是杨霏荪、关辉舫、黄福孝、廖德营、程洪森这五大锋将,其攻击力就可与现在曼联的球星相媲美吧。每当周日,遇上广东对北京、天津、八一、辽宁、吉林、上海等劲旅,我不会不看。尤其是广东队对瑞典尤哥登,对巴西马道雷拉那两场经典之战,我都有在现场呐喊助威。

   足球没得踢了,那么,我该从事什么体育项目?学校有多个篮球场,我也尝试打打篮球。但几天后,就把左手的中指弄伤了,肿了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学习乐器,手指伤了,如何能弹拉乐器?!于是,我意识到,打篮球和玩乐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毅然放弃了并不合适我的篮球运动。说到玩乐器,有些偶然性,在我小学毕业升初一时,我的大哥从云南调回广州。他会弹秦琴,会拉二胡,虽然水平不高,但对于我来说,玩乐器是个新生事物,我一下子就喜欢并跟着学,很快,我也具备了一定的水平,尤其是那高胡,已能拉出许多广东音乐名曲来。不知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我和同班同学、也是音乐爱好者的彭日柱、陈沅相识并亲密起来。彭日柱家住惠福路,会吹口琴和笛子;陈沅家住广大路,家藏不少音乐唱片。我们相识之后,成了“三人行”,生活充实多了。我们学唱新歌,大家的歌本中抄满了中国的民歌和外国的名歌。每天放学后,我们或去珠江边看舟艇望晚霞,或到书店乐器铺流连,或到陈沅家听唱片;晚上,我们会去看电影,或去欣赏岭南轻音乐队的节目,或去文化公园中心台欣赏广州乐团的演出。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是音乐陪伴着我们的日子。有了这两位朋友,我已没有了“官场”的失意,忘记了足球的远离;也不感到“种族歧视”的威胁,不担心数理化的糟糕。初中毕业时,彭日柱考上了市纺织中专学校;陈沅考不上高中和中专,远赴海南岛白沙农场。这两位同学,现在都失去联系了,愿他们也生活愉快吧!

   初中的同学,还有些什么人?年代久远,我真的记不清了,有一位范和登,是记得的,父亲是侨领,家住烈士陵园侧,我也去过;此外,他是体育运动的尖子,学校的风头人物。还有彭纪立、司徒国正、刘象潜、梁慧生、张国胜、区荣新等吧,也是我们班的?女生中,郑诗馨肯定是同班的,这位“同桌的她”,高中时虽不同班,但后来一起到了农场,分在同一个生产队。还有谢蕴如、麦妹珠。此外还有谁?实在想不起了,留待日后再查询吧。

                                 (三)

   初中三年,在胡里胡涂中很快度过了。1964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又面临选择出路。现在的初中生,也并非个个都能考上高中的,更何况是40年前?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考回自己的学校。在华侨中学读了三年,原来的陌生感已消失,原来的不适已变得适应;另一个原因,由于本地生增加,华侨生减少,学生中成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丑小鸭”多了,也就不觉得丑。华侨生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又办了一所“华侨补习学校”,在沙河瘦狗岭下;那是为一些学习不适应或赶不上的华侨生而办的;此外,还有一所叫“侨光”的,所以,“华侨中学”的质就发生了变化,一班之中,华侨生只能占三分之一了。

   当我踏进高一(2)班的课室时,我当然会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从初中升上来的;但是,也有的是从别的学校考进来的。至于谁是原校的谁是考进来的,我已记不清了,且把我能记得的高中同学的名单列出:

   男生(按姓氏笔划为序):区荣新、司徒国正、叶思铎、刘象潜、郑坤林、李鹤鸣、李懋忠、杜森成、吴一康、陈贤庆、高保乐、张昌育、张国胜、林就利、茹家潜、蓝铁运、郎仲光、梁成绍、梁慧生、梁正元、秦新仁、彭纪立、黄培灿、黄炳权、蔡为霖、詹康年。

   女生(按姓氏笔划为序):申竹芳、苏婉冰、朱金莲、杜小钰、何启逸、何江宁、何玉梅、吴剑媚、吴叶蓉、高凤文、周少芝、麦妹珠、莫宝珍、梁顺仪、梁慕琼、曾慧珠、温妮、黄丽蓉、黄丽芳、黄任春、谢蕴如、唐兆瑜。

   上述名单,可能有遗漏的,待查询后再补上吧。由于初中和高一都在同一学校就读,所以,我有些糊涂,实在记不起高一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而我自己又是怎么过的。前面说过,彭日柱和陈沅是我音乐上的伙伴,但是,他俩都离开了,我肯定改变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又变得孤独了。每天的生活,大概如此吧:早上回校,途经越华路、广仁路、广卫路、广大路、中山五路、维新路(有时经教育路、西湖路);中午回家,煮饭、吃饭、休息,或拉二胡,再回校;下午放学时,往往在中山路或永汉路(北京路)的书店或乐器店流连,到天黑才回家。晚上,我记得很少认真做功课和温习的,经常独自去逛街,尤其去珠江河畔漫步。从少年时期转入青年时期的我,有许多幻想,当个运动员已不可能了,我想过,我将来或许可以当一位音乐家、演奏家;又或许可以当一位作家、一位诗人;甚至,我很喜欢看电影,我想,我可以演电影或编电影;当然,我难免会设想,将来自己会遇到一位怎样的姑娘,最好象苏联电影《红帆》中的漂亮可爱的阿索莉……我常常把那些幻想,交给滔滔流逝的珠江水,交给白鹅潭中的夜月……

   如果生活就是如此,一天天平淡而祥和地过下去,我可能真的找不到什么可供写作的内容,但是,岁月的长河总会不时地掀起波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一些。省教厅的一个突然决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轨迹,使得一些事情便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中,也使我不至于写到这里而尴尬地停顿下来。

   1965年的6月,我们被告知,学校要从市区搬到郊区,从维新路搬到瘦狗岭!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校?这只能如此理解吧:省华侨中学坐落在市中心,已无扩展的余地,我在前面说到,一所省级的学校,连一个足球场也没有,总是遗憾的事吧,而在原来的校址,已无地可扩张。在瘦狗岭下、天河机场侧,有一所广东省工学院,后来迁往他处,那里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礼堂、饭堂、宿舍、足球场、篮球场等,足够一所中学之用,还可容纳别的单位。于是,省教厅决定,将原省工学院的校址,给省华侨中学、省公安学校以及省水科所共用。那么,原侨中的校舍用来干什么?据说给了市教科所吧。于是,在我们即将升上高二级那年,遇到了一件迁校的大事。

 是否所有的同学都搬到瘦狗岭新校?我一直以为是的,数十年后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原来,侨中初一级有10个班,5个英语班和5个俄语班。升上初二时遇到搬校,学校在5个英语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初二(7)班,在5个俄语班中各抽出一些同学,组成一个初二(10)班;而其他的同学,则留在原校的宿舍区,组成新的51中学。在瘦狗岭那里,本来就有一所51中学,初一升初二级有16个班,如今,华侨中学搬过去,那16个班留下一半人,组成8个班,其余的人分到附近的中学去。如此复杂的分分合合,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也不知为的是什么。但不管怎样,我们要从市区搬到郊区,则是肯定的了。

   在原来的学校上学,多么方便!走路不会超过30分钟,而现在,学校要搬到沙河瘦狗岭下,不但遥远,而且必须住校,从没离开过家的我,以及家在广州市的我的同学们,都是十分不愿意的!但是,学校要搬,也由不得我们愿意不愿意,只有做好在学校住宿的思想准备了。原学校有那么多东西,如何搬到新学校?那时大概没有搬家公司吧,于是,搬校的工作,也需要我们学生参与了。把东西装上车,然后跟车到新学校,再把东西卸下来放好,这些都是苦力劳动,但比起在课堂里读书,又好玩得多,所以,我们也不在乎。当然,也有些同学可以躲过这次苦力劳动,如黄丽容和刘象潜等,就被安排帮助学习跟不上的华侨女生申竹芳,而不用参加搬校劳动。

  搬校搬了多久,我已记不得了,但肯定一个暑假都在忙碌。在高二新学期开始时,我们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文德路11路车总站坐车,坐到广州市东北角的沙河镇,再沿着一条公路步行近三十分钟,来到瘦狗岭下,住进了新校园内的男学生宿舍,我住在308室,占据了一个床位。

                                    (四)

  新的学校环境是怎么样的?由于时代久远,也不能很准确地记起了,大概如此吧:在沙河,沿着一条公路走三十分钟,或沿着铁路边的小路走二十分钟,便来到了一处学校区。路的左边,是广州市华侨补习学校,该校就在瘦狗岭山麓;路的右边,便是广东省华侨中学。如果沿着公路再往前走,便会走到东莞庄,华南工学院即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以及其他的院校都在不远处。

 当年,我是如何去到新学校的?我实在没有印象了,想不到夏树仁同学有深刻的记忆,姑且借用之:“那是1965年9月开学前的一天上午,树仁背着行李,(按照学校要求)扛上一把新锄头,提着一只小水桶离开了11路车总站。经过了天河火车站,沿着铁路线旁的小路一直往东走。我一边欣赏路旁令人心怡的田园风光,一边游走在小路或铁路轨道上。远处传来了火车的鸣叫声,我赶紧俯下身,把耳朵紧贴在铁轨上,果然就好像书本上及电影中所描述的,我感觉到了由弱渐变强的震动。黑而笨重的蒸汽车头咆哮着向我冲来,我赶紧快步跑下路轨靠边站。火车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那气吞牛斗的火车头却令人有被泰山压顶的感觉,呼啸的一下子过后,只听见异声吠腾,‘芬芳扑鼻’,原来是迎来了满载猪牛的专列。这令我有点措手不及,只好合上眼睛,屏住气。等待列车过后,才长长地呼出一大口冤气。睁开眼往前看,终于见到了右前方的宿舍和食堂厨房。在通往校园的路口附近有一小片竹林,竹林前边还有些装有骸骨的灵塔。我的第一印象是有很多黄泥色,没错,是粘土和红土壌,它们裸露在小路上及男生宿舍后面的荒地里。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走进了侨中校园。”

  华侨中学有一个大门,但并不华丽,实际只得两根柱子,并无所谓的“门”,更无“门卫”。进门后有一条校道,校道左边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校道的尽头,便是一幢高五层的教学大楼,现在想来也感到可笑的是,那大楼并不全属于省侨中的,底层属省水利科学研究所,四五层属省公安学校,只有二至三层是属于省侨中的!三个单位同在一座大楼内,居然也相安无事,这在今天也算奇迹了。校道的西边,是两幢女生宿舍楼;再往西走,是一个礼堂兼饭堂;再往西走,则是两幢男生宿舍楼。在礼堂和宿舍的南面,是三个篮球场和一个小型的足球场;足球场边上有一间小买部。再往南走,便是教工宿舍。教学大楼的南面,是一大片学校的菜地,这是旧学校不可能有的。我能够记得的,就是这么一个样子,显然,同学们是不会满意的,谁记得谁补充吧。

   但是,在学生宿舍旁边的那条村子,我是不会忘记的,那村子叫林和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们曾和那里的村民有过一些小摩擦,但仅是小摩擦而已。而现在,那村子早已消失了,变成了林和路什么的,那里的村民,早已洗干净双脚,或成为大富或成为小富了。另外,学校旁边的那一大块空地,我也是不会忘记的,那是一个废弃的飞机场,叫天河机场,我们坐在教室里,已不可能看到飞机的起落,但不时会看到有人在练习跳伞,或在放飞航模。如果上数理化时刚好遇到上述的表演,我的脸肯定会正对着机场那个方向的。如今,机场也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六运会的主场馆——天河体育中心。当然,与机场不同的另一方向,有一座翠绿的山,它的形状是否似一只“瘦狗”,那就见仁见智了,但它的名字叫瘦狗岭则是无疑的。在较远处,还有一些稻田,因此,这里既有现代化又具田园风光。

 至于学校附近那座瘦狗岭,我想不出用些什么文字去形容它,但三十多年后,却看到李鹤鸣同学有一段很不错的描写,我不妨借用之:“瘦狗嶺位于广州的东北郊。它是一個不大的小土包, 還不到100米高,远看像一只驯服的小狗,千百万年来,从来没有大声地咆哮过,它与极其复杂的中国人性, 格格不入,既不知感恩,更不图报复。争权夺利的战火沾不了它的边,残酷无情的阶级政治斗争更不会临到它的头顶。它一直静静地躺伏在那里,冷眼旁观着人世间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在它上面,没有丝毫的人为造作。文人墨客都不願留下他们的足迹,更不肖留下片言短语。这里也没有庙宇。佛道二家都不願与它沾边。它不像黄山和泰山,伸手可触天堂,一跃就到地狱,它离天堂实在太远了,和地狱又沾不上边。它不吃人间烟火,也不向人群摆尾求怜。它虽然是那么的渺小,却处处显出了它的高傲,它冷酷的样子,却把它的温馨掩盖了。 它无情的背后, 却又是那么的潇洒。人们不曾忘记它,但却没有留给它任何的供养,它饿着,它瘦了。 广东侨中的新校址就座落在它的南边,對侨中的同學們來說,  它是那麼的熟悉, 那麼的親切,那麼的可爱。早晨,同学们喜欢在它的脊梁上蹦跑,就像一把把梳子,轻轻地抚摸着它。不小心一跌跤,还可以吻到它那温暖的肌肤。同学们嘹亮的歌声就像催眠的歌曲,和着微风,安抚着它入睡。它曾经与他们一起哭,与他们一起笑,与他们一起乐,与他们一起哀,默默地陪伴了他們三年,見証着這三年的生活和争斗。”

   这样的校园,感觉和旧校当然不一样,新校园本身大了许多,而四周的环境也开阔了许多,不似维新路的旧校那么局促。而我们,也获得了住校的体验,这为我们日后离开家庭、独立生活打下了基础。

  从小学到高一,我都在家里住,尽管居住环境恶劣(大家都一样),但龙床不如狗窝,也习惯了,如今住进了学校的宿舍,既有新鲜感,也有些不适应。我们高二2班的男生,大概分有三间宿舍,我所住的室是308室,无疑是三楼第8间房。同室的同学有谁?似乎有蔡为霖、詹康年、杜森成、叶思铎、李鹤鸣、李懋忠等,睡的是木质架床,我与詹康年共用一床,似乎是他在上我在下。开始的时候,总难以入睡,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我现在也在学校工作,深知每所寄宿学校的宿舍都设有舍监,与值日教师一起管学生的睡觉,中午、晚上到了时间即要安静。我们那时有没有人管睡觉?似乎没有吧,每幢宿舍只安排一位“楼长”,是由学生担任的,女生们记得,她们的楼长叫李宝珠,十分负责,每晚10点钟即督促同学们安静入睡,但我记得我总是违反纪律,熄灯后仍常和詹康年谈天说地,各自吹嘘,尤其是互相竞猜各行各业的人物,看谁知道得多。

   住学校宿舍,最要命的就是天寒地冻之时,也要洗冷水浴!学校有没有热水供应?不记得了,但我总记得,冬天的冲凉房,就是唱歌房,颤抖的男高音此起彼伏,蔚为大观。这也是一种锻炼,要不然,我们日后身居农村、农场那样的艰苦环境,如何适应?

   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有一情景是我以前不能欣赏到的。由于大家都住宿了,那些华侨生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的爱好特长,我也能了解到了。我最感兴趣的,是高二3班的306室的琴声!那是什么琴声?是由一种叫吉他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我不可能愚昧到连吉他这种乐器也不认识,但实在不知道怎样弹奏,如今,看到“排骨”和“小牛”,一人一把吉他,一人弹单音,一人用和弦伴奏,尚有一人在摇动两只沙棰,熟练地演奏着《划船歌》《星星索》《梭罗河》《唉哟妈妈》《鸽子》《含苞欲放的花》等歌曲。那醉人的琴声,那热烈的节拍,使人跃跃欲舞!所以,每当吉他声响起,我都会过去充当听众。不久前,我见到“排骨”黄卓銮先生,他已是一位吉他演奏家和画家,大家回忆起学生宿舍的音乐会,仍津津乐道。

   没有住宿以前,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当然不可能吃得很好,但由于街上到处都有小食店和点心店,买些可口的食品是很容易的,住到学校以后,学校饭堂的饭菜比家里的好不到哪儿去,但由于大家在一起吃饭,也觉得很热闹,很愉快。把男女生隔开的那幢建筑物,吃饭时间是饭堂,开大会时是礼堂。到吃饭时,大家按席位而入座,10人一席,工友们把一盘饭与一盘菜捧来,放在桌上,每桌的生活委员便负责分饭和菜,这工作必须认真而公正,似乎还没有出现因分配不公而发生矛盾的事吧。

  如果在饭堂里吃不饱或吃不好,还可以去买零食。当然,要买零食就不象城里那么方便了。学校有一间小卖部,林和庄也有一间小卖部,我们不时光顾,也只能买些饼干糖果而已,要吃好一点的,则要到沙河去,吃一碗粥,或炒一碟粉,然后再走路回来。

   以前在广州,晚上可以去逛街,去看电影,去听音乐会,但是住校以后,这一切已不可能了,晚上得乖乖地呆在教室里,或做作业或温习功课。当然,那时的学生并没有现在的学生学得那么苦,晚修时间,也是比较随意的宽松的。每到星期六下午,学校肯定放假,家在广州的同学都会回家。开始时,从学校到沙河那段路只能走着去,后来,开通了27路车,从动物园到东莞庄,则方便了一点,但转车也是麻烦的事,我一般是步行到沙河,坐11路车到文德路,再走回家;但有时,也步行回市区,从学校到沙河一段,有些田园风光可供观赏;到了沙河镇,可以随意逛逛商店;而从沙河出市区,要经过长长的先烈路,对于爱好文史的我来说,一路上并不感到寂寞,十九路军坟场,朱执信、史坚如、张文达的坟墓;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都是很值得时时凭吊的。

                                    (五)

   学校搬迁,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还有以下一些可以谈谈。

  前面提到,在省侨中旧址,地方狭小,连一个足球场也没有,使得我这位足球爱好者常常脚痒而无奈;而学校搬到瘦狗岭后,不仅地方宽大了,而且还有大小两个足球场,这是让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一件事!课余时间,我又能与同学们奔跑于球场上,仿佛又回到越秀山的时代。记得搬校不久,便有了班际足球赛,我班同学中,除我是绝对主力外,最记得高保乐是冲击力强劲的中锋,似乎张国胜、杜森成、郑坤林等也是班队成员,至于后来获得年级第几名,就记不得了。至于看足球赛,虽没有以前方便,但仍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项目,周日下午,我常与詹康年、刘象潜一起去观看,看罢再回校。

  学校地方大,又在学校寄宿,早上锻炼便有了时间和场地的保证,于是,我又爱上了长跑。长跑是一项枯燥而辛苦的运动,而我是受到了一位同学的影响,而产生这种爱好的。这位同学就是梁正元。梁同学高高瘦瘦,眼窝略深而双目有神,再配上一副“哨牙”,使得他的样子很是可爱,同学们美称他“阿索莉”。阿索莉是苏联电影《红帆》中的女主角,是我的梦中情人。梁正元因我是音乐爱好者,而他也喜欢音乐,于是,与我成了好朋友。他喜欢长跑,我觉得早晨能起床跑跑步,吸收些新鲜空气,也是挺不错的,于是,也陪他跑。有时围着足球场跑,有时沿着公路跑,跑着跑着,我竟也喜欢上了,觉得一朝不跑,就象欠缺了什么。到校运会时,我和他都参加了3000米跑,结果,我不是最后也属最末的“集团军”;而梁正元似乎得了个第二或第三名。

   我由于喜爱音乐,会唱不少歌曲,受到了梁正元的“崇拜”,大家也结为好朋友。在那个时代,没有CD、VCD之类,连收音机也算奢侈品,歌曲大多是从各种歌书学来的,因而视谱不成问题,不象现在的年轻人,会看简谱的找不出几个。我和梁正元经常一起学唱新歌,遇到好的歌,则抄在自己的歌本上。为了不影响别人,我们有时放学后,就走到离学校远些的田野或山丘处唱,那情景也够浪漫的。有一次,中央歌舞团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演出,我们不知怎样买到了票。到了那天晚上,我们是偷跑去看的,看完之后,已没有班车回沙河,于是,我们步行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学校。

   我们除了长跑和音乐,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登山。登什么山?学校附近就是瘦狗岭,岭高多少米,不清楚,山上没有人工铺设的路,只有一条由人脚踏出来的路。我们喜欢登那座山,山不算高也不算陡,没有野兽没有蛇虫,登至山顶,举目眺望,沙河以及天河一带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除了瘦狗岭,我们还喜欢登白云山。有些个星期六,午饭后,我们从沙河处上山,游完山后,再从下塘回家,回到家时天已黑尽。有时,周六周日,我们甚至不回家,而是去登白云山。已经记不清楚我们登过多少次了,那粤军第一师纪念碑,那摩星岭,那滴水岩,那白云仙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可惜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诗,不然肯定会“为赋新诗强说愁”的。

   由于住宿,同学们的相处也增多了,起码晚自修也要到教室去,真的是日夜相对了。现在我也在一所高中学校工作,学生们的座位安排,是男与男坐,女与女坐,为的是避免“擦出火花”;而我们那时刚好相反,是男与女坐,女与男坐,为的是“打破男女界限”。我记得和何启逸同过桌。何同学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女孩子,模样秀丽,一双大眼睛尤其传神,且能歌善舞,是班上的文娱积极分子;我也记得,黄丽容也与我同过桌。黄同学身材高挑,同样模样秀丽,我注意到她的肌肤白皙细嫩,一双玉手很是可爱。按理说,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女性同学,应该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她们发出的“电力”,应使我时时把持不住的。然而,当年的我,似乎情窦未开,不识风月,竟然目不斜视,甚至还时时提防何同学和黄同学的可爱的手肘越过我方领地!多么愚蠢的男儿啊!若干年后,我已后悔莫及了,当初,我为什么不向其中的一位献上一片情心,早早享受爱情的甜蜜?!不过,认真反思,似乎又不能过多地埋怨自己,那时,并没有太多的明星玉照、流行歌曲和言情影视在煽得你心痒痒,更没有“恋爱大过天”“爱一个人是没有罪的”等意识的传播,因而,高中生们都在老老实实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很少听说有“早恋”的行为,甚至视“早恋”为羞耻。所以,我写到这里,本想加插一段自己的“爱情故事”,结果发现完全空白。至于别的同学有没有暗恋着某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江湖传闻,说兄弟班的男生罗同学与我班的女生朱同学在“谈恋爱”,这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但他们的“恋爱”,绝对比现在的“婚外恋”来得秘密。

                                   (六)

   1964和1965年,应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两年吧。那时,虽然左的和极左的思潮不时在干扰着,林彪也开始在大树特树领袖的威信,但整个中国,毕竟民风淳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光是那英雄模范辈出,如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王进喜、董加耕等,就时时让人感动。至于那时的高中生,用风华正茂、激情满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有一些事情,又可以回忆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消息振奋了全中国,当时,我们还读着高一,仍在维新路学校,记得当时敲锣打鼓开大会庆祝欢呼的情景,比杨利伟遨游太空还使人激动。

  1965年1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尽管刘少奇还不能与毛泽东相比,但当时也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全校学生到中央公园门口跳集体舞,跳到夜深,仍兴奋不已,于是,再回到学校的操场跳,这除了有一股政治热情外,还应是青春活力的体现吧。

  读高一级时,学校安排我们去了两次农忙,两次都是去大沥的梁清堂公社。每位同学到一户农民的家里,与当地的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这种“素质教育”,现在是没有了。我们真诚地“与农民相结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后,“三同户”还带着当地的土特产进城探访我们,如同走亲戚。

  1965年9月搬到新学校后不久,学校即发出号召,要在学校的外围挖一条护校河,以隔开铁路以及林和庄等。这是一项大工程,放在现在,必然会请某工程队来干,然而,那时,自力更生的精神深入人心,于是,全校师生便投入战斗,热火朝天,硬是用锄,用铲,用箩筐,经过数周的艰苦劳动,完成了数百米的护校河。此“河”实际存不了水,只能起到一点阻隔的作用。在劳动过程中,我记得黄炳权等同学,真正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工作效率甚高;偷懒不卖力的学生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多,黄丽容等因娇弱无力,不似劳动的样子,即受到以身作则的女班主任谢孟禄老师的批评。

   大概1965年底,在广州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如今的农民,似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要么耕着几亩薄田,要么外出打工。而当年,农民也很风光,可以派代表来省城开大会。为了迎接各地的代表,学校接受了任务,出动一队腰鼓队,一队秧歌队,到大沙头码头助兴。我班的女生打腰鼓,二(1)班的女生扭秧歌,使刚踏上码头的农民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次日,在越秀山体育场,她们又再次在大会场中献技,可以远远看见陶铸、赵紫阳、陈郁、曾生、区梦觉、尹林平等省市领导人。表演期间,天下起雨来,那红绸子把他们身上的白衣服也染红了,但她们越敲越有劲,越扭越兴奋。

   1966年清明节,我们到附近的银河公墓扫墓。我们站在马口英雄烈士墓前,虔诚地默哀。其时烈日当空,主持人(可能是彭纪立)又过于认真,真的要默哀足够三分钟,哀着哀着,突然一位女生扑通倒地,不省人事。此人就是黄丽芳。黄丽芳一倒地,搞乱了那严肃的场面,幸而只是中暑,一会,她便醒过来。不过,大家也计划好,如果她牺牲了,即就地掩埋,顺便开个追悼会。(说笑)

   写到这里,我要花点浓墨写写学校那次文艺汇演了。是1966年初吧,学校要搞一次隆重的文艺汇演。各班要出一个有分量的节目。我们高二(2)班,出一个什么节目?真是费思量!这策划,就落在了两位“文艺家”的身上。这两位“文艺家”,一位就是我——陈贤庆,一位是女生温妮。

  女同学回忆说,我们两人是文娱委员,我没有这个印象,但是,我和温妮同学共同编导了一个节目,我是记得的。要编一个有分量的节目,并不容易,唱唱跳跳,很是一般;演话剧之类,又限于舞台条件。最后,不知是谁的创意,我们想到了一个合歌舞话剧造型于一体的、全班同学都参与的节目,节目的名称叫《英雄谱》。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演英雄颂英雄是时尚,我们想过,演一位英雄,既困难又有些单调,很难全班同学都参与;不如以一人为主,衬以多人,形成一个造型;男同学在后面唱歌,女同学在前台跳舞,想必又热闹又感人。于是,我们选出了八位英雄,他们是:梁慕琼演刘胡兰,吴剑媚演江姐,蔡为霖演许云峰,黄炳权演黄继光,张昌育演雷锋,司徒国正演焦裕禄,秦新仁演王杰,彭纪立演欧阳海。

   这是一个歌舞为主的节目,杜小钰、何启逸等女同学在台上载歌载舞,男同学在舞台一边伴唱,衬托着八位造型逼真的“英雄”。这八位“英雄”,如果都要表演一番,肯定很困难;但如果一直站在舞台上不动,又太单调。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动景”:演刘胡兰慷慨就义前的一幕!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舞台上便出现了两位穿黄军装的“匪军”,一官一兵。“匪军官”由梁成绍饰演;“匪兵”由郎仲光饰演。这一官一兵押着“刘胡兰”上前,我们为“匪军官”与“刘胡兰”设计了几句对白,其他的都忘记了,只记得握着手枪的“匪军官”问道:“难道你不怕死?——”“刘胡兰”胸脯一挺,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就不革命!……”梁成绍的形象饰演“匪军官”合适,但他的普通话很差劲,尤其那个“死”字,总是读成“洗”的音,总是引出了不应有的舞台效果。

   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笔力有限,我无法很生动地把当时演出的情景描写出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广大师生的鼓掌和欢呼。后来,市里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学校决定派我们的节目参演,由于我班人少,不够气势,于是,在高一年级中抽调一些同学加盟,加强了舞蹈和伴唱的人力,使得节目的效果更佳。不久,我们在广东省实验中学参加演出,同样获得好评,准备参加省的中学文艺汇演,但是,后来,因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省中学生文艺汇演便夭折了。

   这次文艺汇演,是文革前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我班演出的《英雄谱》,的确值得大书一笔,它是我班同学革命精神的体现,大家热情地真诚地讴歌英雄模范,学习英雄模范;它是我班同学集体精神的体现,全员参加,出谋献策,练唱歌,学跳舞,背台词,制道具,借服装,离开了集体,不管哪一项也不能保证顺利进行;它又是我班同学友爱精神的体现,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团员非团员,不管出身如何,大家亲如一家,团结互助。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对一位同学的使用似有不当。郎仲光同学,虽则刚阳之气稍嫌不足,但也长得眉青目秀,我们却派他饰演没有一句台词的、只需握着一杆木头枪装模作样的“匪兵”,实在让他委屈。他后来当上了广州一家大冰箱厂的厂长,证明了我们眼光短浅,将他大材小用。

   让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演出《英雄谱》的这一班同学,却无端地出现了分化,成为了敌对的两派;想不到的事还有,热情地编导《英雄谱》的陈贤庆和温妮,因父亲分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走资派”,双双也成了“黑七类”!至于其后发生了一些事,要留待下一节去叙述了。

                                接(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