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路到瘦狗岭

                           ——在广东省华侨中学的学习生活忆记(61.9—68.11)

                                 陈贤庆

                                      (七)   

    1966年3、4月间,当黎康乔、杨正平、李爱伦、谢美婷等高三年级的同学正在紧张地复习,准备报考大专院校时,社会形势出现了很不寻常的变化。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评论评论也是很正常的事,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而已,尽管文章的语气并不友善,矛头还指向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或许从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会悟出点什么,但是,对于普通的高中学生,实在是不会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似乎有点紧张,报上那种“批判性”的文章多起来,字里行间都含有浓重的火药味。由于当时的中国经常搞政治运动,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见惯,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一时之间,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章所指,并非三个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人,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此三人,被指“合股开了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共产党内也不时有大人物倒台,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但当我们听到邓、吴、廖三人也是“坏人”时,依旧是感到很震惊的。

   5月16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当年,中共中央也不时会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党员,何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再看那通知的内容,原来不是一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右倾”等小打小闹,而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的这些文化领域到底怎么啦?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却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艺界,也无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说;《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风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刘胡兰》《江姐》《年轻的一代》《红色娘子军》等戏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史诗,正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谁能想到,文化部是“阎王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我们中小学生,并没有“应试教育”的束缚,反而有许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的“农忙假”,使我们得到真正的锻炼;“学雷锋,做好事”,是我们自觉的行动,不会象现在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当时的教育部,怎么会被“资产阶级掌了权”?总之,我们看不出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经领袖一点拨,我们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坏人”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虽然有了一个“通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谁也不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运动的策划者会教你们怎么搞。通知发出了几天,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红卫兵,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的。既然这“红卫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荣,当然不能只是你们当而我们不当吧,于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也纷纷组织了“红卫兵”。你北京的学生可以当“红卫兵”,我们上海、武汉、广州的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当?于是,一夜至几夜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行全国!不仅中学有,大学有,工厂、农村也有……既然学生们都当“兵”了,要想他们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何况还是读资产阶级的书!)也难!当时,我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之中,脑子里尽是想着怎样“紧跟……”如何“捍卫……”,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绿军装,一只红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长和主任,不知该不该批评那些忽然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还有那些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知该不该去教室。

   社会无序,学校无序总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组”以维持秩序。这是共产党管理群众、控制局面历来都行之有效的一招。运动初期,我校也进驻了工作组,记得有位工作组的组长(或组员)的名字叫“谭冠”。这名字不能说不好,但广东人把“痰盂”唤做“痰罐”,那么,“谭冠”这名字就变得不雅了。刘、邓指令派出的工作组,想不到,这次是短命的,为何?且看下面所写到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也就是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内,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的总支书记、一位不知所谓的女人聂元梓,签名的还有六人。宋、陆、彭是何许人?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的校领导人,如果下级可以公开贴大字报质问和“揭发”上级,那么,社会必然乱了套。偏偏,这大字报受到了领袖的肯定和赞许,称为“革命的大字报”,一时间,洛阳纸贵,全国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股贴大字报、批揪党委领导的“革命之风”开始风行全国。我们当学生的,这回也可一显身手,平时学到的“作文技巧”派上用场了,平时没有认真学习的书法,现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还是几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意图已很清楚了,就是要另找一帮人,去凌驾于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等机构,如同过去的皇帝遇到难题时,选派钦差大臣一样。这几个人,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其时已取消军衔)外,都是些有点怪异的人,奸相已毕露于脸,如陈、康、张;而那第一夫人江青,不知怎么忽地大红大紫起来,居然穿起了一套军装,真的说不出什么怪味。阅历丰富,精通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国将不国,但我们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想得那么深透?很不得“阿姨”“旗手”,喊得亲切!还有一个人,我一直没有提到,现在不可不提,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国元帅,有不少传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和电影新闻中,国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时,他忽然被提拔为副统帅。当得上“副统帅”,总该高大威武吧,然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脸病态。但是,平型关、平津、辽沈战役大捷的光环,仍在笼罩着他的秃头,大家还坚信,英明领袖选拔的接班人,肯定没错!(如今看来,林彪也可能只是毛泽东利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可能也和刘少奇一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派往各地的工作组被撤回了,全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八)

     6、7两个月,该是中学生期末考试以及中考、高考、放暑假的时间吧,可是,1966年的6月和7月,我们正经历着“疯狂的日夜”。本来,那些事已过去很久,现在再提起,还要涉及到一些当事人,还是不写为好;但是,我这篇文章已写到这里,似乎已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我相信,文中涉及到某些人和事,都已成历史,只要不是恶意抹黑,大家是可以谅解的。

   由于是“文化革命”,当然就得破除旧的东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何为“四旧”,我想了半天才想起,那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四种东西确实不好呀,破之有何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要破的,是文革领导者认为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些东西。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所指的是什么,尤其什么叫“修正主义”,我们在当年也没有弄清楚,现在就更无法弄明白了。这么说吧,现在你觉得是好的、美的事物,如书籍,如电影,如名画,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鸟鱼虫,甚至皮鞋连衣裙,再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当年都要扫除、毁灭,如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为。不同的是,去扫除、毁灭那些“四旧”的,都是受过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虔诚地、满腔热情地去做着比秦始皇更大的文化破坏,因为他们相信,“破四旧”之后,就会“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杜同学等女同学记得,她们曾被人带到仰忠街的一户人家,那主人据说过去是个“资本家”,她们把他的家具和物品从楼上搬下,弄到卡车运走,至于运到哪里,她们并不关心。随后,她们又到了一个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为什么偏偏当尼姑?肯定不会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她们在她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里,还是扫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怜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滞,恐怕这事件之后,她会不久于人世。想想这些平时多么温柔可爱的女学生,如今穿上半旧的草绿军装,系上粗阔的军用皮带,说话的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不时还蹦出一两句“他妈的”骂人的话,让善良的人们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如果仅仅是“破四旧”,毁灭一些甚至很多中外文化遗产,那还不算很大的破坏,可以算作闹剧一场吧,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者,其意不在此,而在于政坛的争斗。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显然已经不是仅仅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类小鱼虾米,保过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彭真,反对林彪在军队搞个人崇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扣压过批判吴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位中共高级干部、开国元勋,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而他们的部属,也被牵连一大片。“彭罗陆杨”也是反革命,你广东省委广州市委那些领导人又算老几?于是,我们全校学生参与了声讨北京旧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领导人赵紫阳、尹林平、林李明、区梦觉、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我们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号,又步行回瘦狗岭学校。而在全国各省市,大概没有几位领导人日子会好过。

   被点燃和煽动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学校会是一片净土?学生们也要寻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对男学生耍流氓的历史教师,于是,那上了年纪的流氓男教师被全校共讨之。这样的教师毕竟很少,学校的领导和其他老师能幸免吗?祝校长是位老革命,我已记不清他有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颜副校长的遭遇我是记得很清楚的,她被学生揪至礼堂批斗,罪名是什么就记不清了,但肯定都是“欲加之”的。批斗期间,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包括我跟着挥动手臂呼喊,不跟着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会后,一副女学者风度的她被学生剃了个光头!原来,一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脑袋是这么的小!我实在不忍看到她那光头的样子,但又能怎样?我想,当时如果有谁敢于站出来保护她,那英雄气概真的要写进共和国的史册上!可惜,当时全国找不出几个清醒的人,除了张志新、遇罗克……我们的语文老师骆某某,白净清瘦,仙风道骨,不要以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他会玩乐器,会打排球,而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没得说了,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起码是我敬佩的人。文革开始后,怎么他也被揪斗?我想,罪名恐怕是“反动学术权威”之类,于是,他也被剃了个光头!他的头本来就小,没有了头发的装饰,显得更小,甚至比颜校长的还要小!那年,不知为什么有一餐要吃“忆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难咽下。郎同学等奉命捧着一大碗“忆苦餐”到被监管的骆老师处,要他吃下,感受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以为,骆老师必然无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脸不改色,泰然自若。学生问:“好吃吗?”骆答:“好吃,好吃!”学生们无言以对。不要以为只有象骆老师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会被揪斗,年轻的教师也会“着了道儿”,如年轻的女教师梁老师,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也被剃光了一头秀发,诸位可以想象,那有多痛苦!

  某天早晨,我们宿舍忽然轰动起来,传闻有老师自杀死了!我是个好事之人,即与同学们到了教师宿舍,上了一幢楼的不知是二层还是三层,见到门口有一位拿着棍子的同学,我们问:“怎么啦?”他斜眼示意。我们看到那屋门半掩,便大胆地蹑足而前,轻推屋门,见地上直挺挺地躺着教语文的方老师。他也和骆老师一样,已被监控,罪名说不清。这位方老师,事后我才知道,还是很有来头的,他家是海(陆)丰地区的富户,彭湃领导农民闹革命时,他父亲捐献全部家产支持革命,他自己也走上革命道路,想不到,现在被批斗,被批光头发及眉毛,他不甘受辱,与老舍、傅雷等首批殉节。这是我在文革中看到的第一个枉死的人,当时感到很震惊,以后见多了,也就见惯不怪。如今想想,如果骆老师如方老师一样,以自杀弃世或抗争,早在37年前就“自绝于人民”,就不会今天仍能到公园漫步了。

   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青年学生们为能遇上了一个类似“五四”的时代、造就英雄好汉的时代而兴奋不已,有“革命者”就必然会有“反革命”,有“英雄”就必然有“混蛋”,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且不说它象不象对联,光是那内容,就可知是一群被“革命烈火”烧得晕了头的青年人的狂妄之作。当然,他们还有些清醒之处,那横批用了“基本”二字而不是用“绝对”二字。这副“红对联”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形成了两大派。8月2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代表,陈伯达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陈伯达毕竟是文人,比那些中学生强多了,这么一改,也合情合理。但是不管怎样,出身“好”的和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便很自然分成了两大派,这为日后的武斗埋下伏笔。

  事情还没有完。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有位学生叫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谭的父亲原是公安部副部长,已病逝,不会沦为“反党分子”,他高叫要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他认为,老子革命儿就是好汉,老子反动儿就是混蛋,象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这理论并不新奇,封建时代就有人鼓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从遗传学的角度看,它可能有一点科学的成分;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又是绝顶形而上学的,是十分荒诞的!然而,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居然又得到不少人的认同!认同者谁?是那些出身于“红五类”的同学!

   面对谭力夫之流的言论,也有勇敢的反驳者,这就是遇罗克。1966年10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那犀利的、惊世骇俗的言论,马上博得善良的人们的赞叹和认同。1967年1月,首期《中学文革报》发表了《出身论》,使之更流传全国。但是,这正直天才的遇罗克,不久就受到迫害,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将《出身论》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时年28岁……

   “血统论”和《出身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红五类”和“黑七类”。 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何为“红五类”何为”黑七类“?由于时代久远,手头上又缺少资料,我也说不清楚了,大概就是出身于纯正工人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再加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这五类,就叫“红五类”成分吧。写到这里,麻烦事又出现了!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什么叫“出身”,什么叫“成分”,这荒唐的事,我不得不稍作解释,望同学们谅解。原来,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每个人都有一个“成分”的,它和现在的身份、职称又不同,身份、职称是可以变的,而“成分”是不能变的。而成分又是如何定的?是解放初“土地改革”运动时定的,这里有一条政策界限:以解放前三年为依据,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干什么的,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什么。举个例说,解放前三年之中,你是个贫农,一无所有,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贫农”,可能阿Q也能评得上这个成分。又如果解放前四年你是个贫农,过了一两年你买了一点田地,那么,你就变成“地主”或“富农”了。如果解放前多年,你是个资本家,在解放前三年间你破产了,如吴荪甫,那么,你可以获得一个或“职员”或“小商”的“成分”。为了说明得清楚些,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个贫农的女儿,解放前三年间被一位地主看中,当了地主的小老婆,那么,解放后,你的“成分”就是“地主(婆)”,你不能填写“贫农”。如果喜儿不是逃到山中,她也可能要填这个“成分”。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成分”有何用?我说,它的最大作用就是将人分了阶级,也随之定了人的思想觉悟。如果你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的简称)以及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成分(还找不出“五类”),那么你就是可靠的,革命的,包括你的子女,也是可靠的,革命的;如果你是地主和富农成分,你就是反革命的,要被专政的,而你的子女,虽不被专政,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会被重用的。解放前后又产生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他们的地位和“地富”一样,形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种反动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产生了“反党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类,合成七类,再冠以一个“黑”字,称为“黑七类”。青年朋友可能会问,这“黑七类”的罪名会不会“世袭”的?我说,罪名不会“世袭”,但影响依然存在。如某“地主”死了,他的儿子仍称“地主仔”;某“富农”死了,他女儿仍叫“富农女”。青年朋友可能会问,那么,不是工农兵出身,又不是地富反坏右等,那算什么?那就有一些中性的成分了,这类人,半红不黑,被认为是不至于很进步很革命,但也不算很落后很反动。青年朋友可能又会问,这种以某三年的经济状况定终生的做法不是太荒谬了吗?问得好,共产党虽然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理论武器的,但在划分成分,纯粹以经济状况判定国民思想境界的做法,是领袖于二十年代在农村调查分析后所制定的,一直用到六七十年代,的确幼稚得惊人,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

   还有,这种“以穷富论思想”理论,还推广到分析世界形势、指导外交政策和领导世界革命。于是,便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富裕的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是反动势力;中等发达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加拿大等,是可以争取的伙伴;穷困的国家,如古巴、阿尔巴尼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刚果、黎巴嫩等,是革命的力量,是我们的朋友。当然,那些反政府的共产党游击队,如波尔布特集团等,也得到我们大力的支持。这方面的内容太复杂,顺便提及,不作展开了。

   这“血统论”和“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了人们的分裂。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认为只有他们是革命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认为马克思有“主义”,列宁有“主义”,毛泽东不能只有“思想”,也应称“主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他们认为,只有“红五类”才有资格加入“主义兵”,而能加入“主义兵”,就意味着是革命的。我的好友梁同学,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于是,经审批,成为“主义兵”的一员。我班有幸加入“主义兵”的,计有彭、黄、司徒、梁、李、高、曾、麦、梁、唐、吴等,不过就11人。而我,某一天从学校回家,发现父亲被工厂的“革命群众”揭发是隐藏的“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因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军衔还是少校,尽管那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在工厂被斗争之后,被“革命群众”押着,沿着史巷、小北路、仓边路,转入越华路,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在越华路小东营那巷口处,目睹了父亲戴着一顶高帽,手执一面铜锣边走边敲打,那情景,我在别的文章已写过,这里就不详写了。我只是想说明,我和好友梁同学,因为阶级出身的差异,注定了我们要分道扬镳。

   有些同学,不象我那么倒霉,沦为“黑七类”,他们也是“红”的呀。如蔡同学,班干、团干,父亲是铁路工人,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吧,但他从小跟着爷爷生活,他爷爷是干什么的?是一位老中医。中医本来不错的,但要命的是,他自己在家给人看病,成分应属“自由职业者”吧,这就不够加入“主义兵”的资格了。又如何同学,一位多好的女孩,思想好学习好,父亲是被迫害回国的“难侨”,但他是位教师,教师不算革命呀,还是“臭老九”呢,于是,何同学也无缘加入“主义兵”。这些半红不黑的同学,如何给他们定位?幸好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汉语又博大精深,居然让某些人想出了一个恰当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名称:“红外围”!这已经让蔡同学、何同学们暂时感到安慰了,毕竟已站在外围了。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也不会满足的,他们也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是后话了。

   我在这一节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成分”这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文章对此作过解释,如果没有,我的这一段文字就将填补了社会学中的一项空白。

                                  (九)

   进入了8月,又有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此时召开。8月5日,党的主席毛泽东突然写了一张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大字报原文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把这段文字誊写在纸上,毛泽东在誊写稿上作了修改,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够多的!大字报这种表达言论的形式,到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鼓励,在此之前未有定论,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就把它合法化了;副标题中有“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字样,这说明他还有第二张、第三张,变相鼓励“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去写;当时正在开着党的代表大会,有什么事都应该在会议上谈,然而,毛泽东自己破坏了这纪律,采用“大字报”这一形式,给人以“突然袭击”,这给后来全国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做出了榜样;正标题是“炮打司令部”,这标题以及文中的内容,很清楚地告诉国人,中央有另一个“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肯定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他们也感到到莫名其妙的事。

   就是这份东西,两天之后,即8月7日,便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毛泽东写大字报的消息“不翼而飞”,全国各地已有一些消息灵通的“红卫兵”赶往北京,如同封建时代的“勤王”一样。此时的北京,已聚集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有不少,是来上访,向毛泽东、向中央文革小组“诉苦”——诉说地方领导“压制运动”的。

   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织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陈伯达对外地师生到北京上访表示支持,并鼓励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8月1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这“中央文件”被“红卫兵”们辗转传抄,很快就传遍全国。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要领导我们去炮打了。

  更爆炸性的消息则是,8月18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居然聚集了上百万红卫兵!广场成了一片绿色和红色的海洋!毛泽东身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和他一起出现在城楼上的,还有副统帅林彪,“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以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当然,中央第三、四把手周恩来、陶铸也出现,其他的开国元勋、老帅们如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出现在城楼上,但很自然地站到了另一边;从他们尴尬茫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理解眼前的一切!

  矫揉造作的江青讲话了,让人们见识了她演员的功底犹存;干瘦矮小的林彪讲话了,让人们明显感到他中气的不足。但是,这一切,都让那光辉的太阳给笼罩着,人们已忽略了他俩的表演,而把目光始终落在那魁梧的身躯,以及充满红光的脸庞,欢呼声口号声响彻整个天安门广场。

  还有更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时,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女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宋任穷是解放军的上将,他可能希望女儿不必过那种戎马生涯,文质彬彬读书可也,于是,给女儿起个名字叫“彬彬”。宋彬彬登上城楼干什么?原来,她是代表百万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一只红卫兵袖章!毛泽东伸出左手臂,欣然接受,并问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泽东显然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便得了一个“御赐”名字,从此改名“宋要武”。

  顺便接着谈谈“改名”之事。自从“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在红卫兵及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股“改名”甚至“换姓”的热潮。一张大字报贴出去,就可以郑重宣布自己改为什么什么名字,不须经过派出所或公安局备案。在我们的同学中,“美玲”改“志红”,“美珊”改“红兵”,“美雅”改“卫东”等。我班漂亮娇弱的华侨女生朱金莲,也忽然“飒爽英姿”,取“中华儿女多奇志”之意,改“金莲”为“奇志”,成了“朱奇志”。这名字虽避免了与武大郎的夫人同名,读来也顺口,但总缺少些女人味。有位姓“原”的男同学,干脆连“姓”也改了,改为“天下第一姓”——毛,取名“毛为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某天我回到家,在17中读初二级的妹妹郑重其事地对我宣布:“三哥,我改名了!”我吃了一惊,问:“改什么名?”“陈志方。”此名中的“方”,与她原来的“芳”,音同而意不同矣!整个名字,读来还算顺口,但同样缺少女人味。她就把这名字带到海南岛,不知什么时候才还原。如果问有没有改得好的,有位外校的女生将“李婉玲”改“李红征”(取红军长征之意),我认为是我所知道的改得最好的一个名字了。

  岂止人要改名?马路学校工厂等亦要改名!永汉路硬是改成北京路;太平路硬是改成人民路;维新路硬是改成广州起义路……并沿用至今。“红卫商店”“卫东学校”“工农兵饭店”遍地皆是;轮船也统一称“东方红”多少号;我父母的工厂也改名为“东升包装厂”。财政厅前有间“太平馆冰室”,不知被何人改成“燎原冰室”,冰室而冠以“燎原之火”,真是妙绝!

   有了毛泽东“八.一八”的检阅和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沸腾了,他们也要得到领袖的检阅和接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下一次的检阅和接见。当时,还算有一点组织和秩序,并非人人都可以赴京,要正宗的红卫兵才有此殊荣,具体到我们学校,就是“主义兵”才可以分到名额,不知我的好友梁同学,有没有晋京“朝拜”的幸福。那时的列车,都是“幸福的列车”,满载着“幸福的人儿”,星夜赶往那“幸福的广场”……至于那些“红外围”,只能有羡慕的分儿,“黑七类”,那就想也别想了,所以,很遗憾,我现在无法很形象生动地把接见的情景描写出来。当然,也有些勇敢的“半红不黑”者冲破罗网,也赶到了天安门的。据杜同学后来回忆,她和腿有残疾的表弟也爬上了北上的列车,车上人挤得寸步难行,在两天一夜之中,她们没有吃过饭,两位大个子男同学背着她残疾的表弟艰难地跨越人丛去厕所……又据黄同学回忆,他们在广场上见到了“领袖”站在车上检阅而过,但领袖过后,他们见到不少劳累加激动而休克或接近休克的女生,他们自己也差点被踩死……

   继“八.一八”之后,是“八.三一”,是“九.一五”……从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广东作家安文江,文革时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他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也可以再弥补我的缺陷:“我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连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多字。我要让同学、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在领袖频繁的接见检阅的推动下,红卫兵组织更加壮大。在此,我要顺便介绍一下当年名震全国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一就是那聂元梓。聂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参加革命,曾到延安学习。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1963年调到北京大学,曾任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等。文革开始后,她以一张“革命的大字报”闻名,很快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其后,她积极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急先锋,大搞“揪叛徒”,先后诬陷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刘仁等为叛徒。又诬陷朱德委员长,炮打邓小平总书记,迫害邓朴方……文革后,聂被判刑入狱;1994年,73岁的聂元梓死去。

   二是蒯大富。蒯1945年出生于江苏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1963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文革开始后,他因提出赶走工作组而出名。不久,他成立“清华井岗山兵团”,出任“司令”。1967年1月,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绑架并批斗王光美,迫害刘少奇。同年5月到7月,他又挑动“清华百日大武斗”,制止工宣队进校,死伤近千人……文革后,蒯被判刑17年,1987年刑满释放;现在,蒯在山东省一家实业总公司当总工程师。

   三是韩爱晶。韩1946年出生于江苏涟水县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前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文革开始后,他到国防科委“请愿”静坐28个昼夜,因而一举成名。后当上了“北航红旗”的“总司令”。韩爱晶的得意之作是成立“揪刘火线总指挥部”,揪斗刘少奇;协助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诬陷武汉军区,制造武汉的大武斗;以及私自到西南强行揪回彭德怀,进行残酷的批斗迫害;揪斗迫害张闻天、徐向前、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1983年,韩被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北京的红卫兵曾分化为“天派”和“地派”,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领袖,而“地派”的领袖则是谭厚兰和王大宾。

   四是谭厚兰。谭1937年出生于湖南望城县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政教系学习。文革开始后,她当上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她与王大宾结成“地派”,插手北京各高校,掀起一场又一场武斗。她的“得意”之作是:1966年底,她秉承康生的指令,率领“井岗山兵团”200多人,到山东省的曲阜孔庙“造反”,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文革后,谭被判刑入狱,1981年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在老家病死,死时45岁,没有结过婚。

  五是王大宾。王出生于四川凉山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文革开始后,王积极投身运动,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出任“政委兼司令”。该组织经常在首都高校以及全社会活动,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充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打手。不久,他又任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等。文革后,他被捕入狱;1983年刑满出狱;现任四川一家钎具公司的总经理。

  这“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莫非陈胜、吴广的基因遗传至今?

                                   (十)

   领袖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8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应是史无前例的事,与北京“朝拜”同时,另一件匪夷所思、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也发生了,那就是“革命大串联”!

   前面讲过,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就鼓动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造反。北京学生自认为最理解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深感历史的重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就如同“五四”时期北京的学生一样。于是,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尤其是奔赴那些尚未“乱”起来的省市,去煽风,去点火,而中央文革小组又给各地下了指令,学生坐车不要票,各地还要组织接待站……

   其他省市的学生,看到北京的学生可以四处点燃革命的火种,觉得我们也应该也可以去做,于是,天津的,上海的,济南的,武汉的,广州的,重庆的……学生们都要外出造反。林彪、江青、陈伯达等趁着这个势头,更把这事合法化,称为“革命大串联”,只要是造反派、红卫兵,都可以免费乘坐车船,各地的接待站提供食宿。

   对于无知的学生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不用上课,可以到处去“串联”,在“煽风点火”的同时,还可以游山玩水,试问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在“串联”这一事上,也体现了“血统论”,红卫兵们赶往北京“朝拜”,京广线的列车是他们的专列;“红外围”只能到别的地方;至于“黑七类”,本来是不准乱说乱动的。但是,在动荡而无序的时候,红卫兵们也无法监视和限制他人的活动,致使象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弟也蠢蠢欲动,就不要说属“红外围”的蔡同学等人了。但是,那比起“民工潮”还要巨大的串联浪潮,使得全国的车船都不胜负荷,车车船船都严重超载,喜的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以及发动文革者,苦的是总理周恩来,他成了“交通部长”和“后勤部长”,明知这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事,但也要努力去安排好……

   大概是66年11月份,我班除了“主义兵”以外的同学,经过抗争和努力,终于也联系到了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天早晨,我班大约二十余人,男男女女,在越秀南路的汽车站上了车。因那是卡车,并无座位,大家都是站在车厢,扶着两边的挡板。如果是较短的路途,那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远在粤西的湛江!如果是走现在的广佛、佛开、开阳等高速公路,辛苦半天也还是可以忍受吧,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公路,遇河而不见桥,要等渡船方能过去,从广州到湛江,没有12到14个小时,你能去得到?!那一路上的辛苦,不说也能想象得到,幸而那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且好不容易才获得“串联”的机会,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一路上又能饱览异地风情,大家都兴奋异常。唯一最不幸的,则是吴同学,车行不久即开始呕吐,而且一路上吐个不止,还吐到一些女同学的衣服上。到了高州时(汽车是绕高州、化州去的),他实在忍受不了,大喊:“我不行了,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大家劝说:“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下去了,怎么办?”终于把昏昏迷迷的他安抚住。就是这个吴同学,后来上山下乡时又到了比湛江更远的徐闻,莫非他经此一炼,已炼得不晕车了?

   夜幕降临之后,我们一行人才到达了湛江的赤坎区。如果在平时,住店也难,但在当时,不知怎么很容易便在盐务局接待站安下身来,有吃的,有睡的!湛江有什么可以“革命”的?辛亥革命到来时,“假洋鬼子”们还可以到静修庵去“革”一块写有“皇帝”的匾,顺手偷走一个宣德炉(见鲁迅《阿Q正传》),但我们什么也没有“革”,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游览湛江市容,尤其是在海滨漫步……由于年代久远,做过了一些什么事,我真的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处叫“麻斜”的地方,郎同学在不该洒尿处洒了一泡尿,被詹同学等发现了这不文明的行为,因而获得一个“麻斜”的绰号。此外,还发现了湛江话中的“无有”,不知是“无”还是“有”。

   在湛江玩了多少天,已记不得了。女生谢同学因事要赶回广州,结果由男生蔡同学护送回去,在江门晚上乘船时,两人紧挨着睡,中间只隔着一块矮矮的挡板,据蔡同学三十年后说,即使那样,也没有萌发“性”的意识,只有“同志”和“战友”的情谊。他俩的事我们不管了。某天晚上,我们又聚集在霞山火车站,等待着开往广西南宁的列车。秋夜已颇有凉意,车站上已人山人海,却感到热气腾腾,要想挤上车去恐怕很难。这时,男同学忽然知道了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职责,要保护女同学平安上车。当列车进入月台后,无数的青年学生,便从各个车门往里钻;钻了进去的,即打开车窗门,把同伴从窗口拉进去,比现在春节期间回乡的民工更狼狈!但狼狈之中又带有乐趣,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们终于都上了火车,火车往南宁方向飞奔。次日上午,我们到达了南宁。南宁是一座美丽安静的城市,树木很多,三十年前,就让我们广州来的人也赞叹,现在恐怕更美吧。同样是由于年代久远,去了一些什么地方,我也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回,我们游览市容走累了,梁同学说:“坐车回去吧!”于是,他站到了那公共汽车站。但大家认为等车是划不来的,半个钟头都不会有一辆来,于是走路。结果,我们回到住地很久,梁才回来,说是走回来的!

   在南宁住了多少天,也忘记了。本来,从南宁也可以坐火车一直北上,但显然不容易,我们只有想办法回家。我们似乎是分开行动的,詹同学有位大姐在贵县,于是,我们几人先到了贵县;然后,听说桂平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于是,我们又转到桂平,却看不到一点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遗迹;于是,又直到梧州。梧州我有些印象了,它是一座山城,晚上站在江边,可以看到层层的灯火,虽不算灿烂,但也有特色。在梧州大概住了两天,我们便坐船沿西江而下,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那“大串联”方兴未艾,正如火如荼,年轻人如何能安坐家中?几乎所有学生又在寻找路线,准备出发了。蔡为霖、秦新仁、梁成绍、马绍斯等人,居然被他们挤上了北上的列车,直到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遍游东三省,再归来;杜小钰、林雪莲和高二(3)班的两位男生,也挤车上了北京;黄丽芳和唐兆瑜,更大胆,是两人结伴而行,也同样挤车到了北京;詹康年和蓝铁运,却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专找杜甫草堂等名胜;我手头上有多张照片,可知初三级的区德谋等七八位男女同学,到了万里长城之上。最虔诚的,恐怕是高二(1)班的胡念祖等同学,远赴陕北,朝拜革命圣地延安。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附近,还有一处更神圣的地方,那就是黄帝陵。三十多年后,久居美利坚的他,才专程回国去拜谒黄陵,并装上一袋黄土带走……

  “革命大串联”,既辛苦又愉快,但那突如其来的数十万数百万“旅客”,使得车船都不胜其负荷。于是,中央不知何人居然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就是“步行串联”!既可以达到串联的目的,又可以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主意,居然可以使得学生们乐意接受,于是,一支支步行串联的队伍,扛着红旗出发了。张昌育、李鹤鸣、梁成绍、秦新仁、何江宁、何江平、朱金莲、温妮等,扛着一支不知什么“战斗队”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离开广州,步行去领袖的出生地韶山。某天,我妹妹和她的小同伴们也整装待发,我问:“你们去哪里?”她们答:“步行去韶山和井岗山!”事后,我问过她:“你们中途有没有坐过车?”她答:“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完全是走着去走着回的!”我可没有那种吃苦精神,但是,我也进行了“步行长征”。某日,我和詹康年、梁慧生等六人(忘记了其他人是谁),第一天步行至顺德大良;第二天步行至中山小榄;第三天步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两天,我们又步行至江门;在江门玩了两天,然后坐船回广州。这珠三角之行,我可以向天发誓,除了从江门坐船回广州,其余的路程,都是步行的,尽管珠三角的三级公路比不上井岗山的路崎岖!

    在那些日子里,最苦的是学生们的父母!他们无法阻止儿女去挤车挤船风餐露宿,只有日夜牵肠挂肚,即如我的父母,我正是因为体谅父母,才没有跟随同学们远去东北、四川,孝心是尽了,但我的人生史册也少了浓重的一笔。幸而,当时社会治安很好,未闻有哪位男生被抢劫女生被拐卖的事。

                                    (十一)

   随着1966年的过去,“革命大串联”也结束了,但是,有一件“有趣”的事接踵而来,那就是“夺权”。

  1967年的元旦刚过,1月3日,上海《文汇报》被造反派夺了权,揭开了“一月风暴”的序幕。《文汇报》是一份党报,共产党何以容忍“造反派”夺了它的权?原来,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那“党报”已被“走资派”控制掌握了,当然要把权夺回来。所以,就变得“造反有理”“夺权有理”了。党报的权可以夺,其他的权就不能夺?!果然,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王洪文何许人也?原来不过是一家工厂的保卫干事,如果处于太平盛世,他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寿终正寝;可是,他适逢乱世,又不甘寂寞,以他农民出身,当过兵,又在工厂里干,集工农兵于一身(其实这类人多的是!),于是,当上了“造反派司令”。应该承认,能领导指挥数十万的上海市产业工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但他后来被提拔当上了党中央的副主席,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就是“向忠发”第二,滑天下之大稽了。王洪文的“夺权”,显然受到某些人的指使,不但没有被指责或镇压,反而成了“榜样”。2月5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不伦不类的名字,大概是学“巴黎公社”的,总之,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上海,成了一个“公社”了,令外国人士目瞪口呆。上海做出了榜样,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当然不甘寂寞,于是,夺省、夺市、夺厂、夺校……热闹非凡。每有一省夺了权,报上即庆贺一番,让国人感到,1949年10月并非解放,现在才是解放!

   谈到夺权,我要插入另一个内容了。那就是群众组织的建立。前面说过,正统的红卫兵称“主义兵”,其他的人只有望“兵”兴叹。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其他的学生已不甘心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他们也要成立组织,也要参与运动甚至主宰运动,而这个时候,“主义兵”已无法一统天下了,于是,各种组织,各种“战斗队”如雨后春笋,或者说如秦末、如汉末、如唐末、如元末、如明末……乱世英雄起四方!

   远的我无从去说了,单说我班吧。我班的男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别人的名称大多是“卫红”“继红”“卫东”“卫红彪”之类,我们的这战斗队的名称有点特别,叫“308”,即“308战斗队”!不要以为象“007”那样的别动队,所谓“308”,其实就是我所住的那个宿舍的编号!这实在不够意思,但已无从考究,到底是谁起的名,但肯定不会是我吧!战斗队的队员都有谁,我已说不清了,因那是较松散的组织。我以“黑七类”的身份也钻进了该组织,但底气不足,时会惊怕。数十年后的今天,忽然从邻班黄同学处得到一张珍贵的老照片,是“侨中红旗308战斗队”的合影!真的是太珍贵了!从照片中,我看到了熟悉的老同学!为了录以备忘,我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前排蹲下伴着队旗的,是郎仲光、张昌育、秦新仁;后排左起是詹康年、李鹤鸣、黄培灿、区荣新、蔡为霖、杜森成、刘象潜、梁慧生。其实,在李鹤鸣与黄培灿之间,尚有一位探头探脑、似现若隐的家伙,那就是本人!提起这事,不过是有相为证,证明我的确曾经混入了该组织,起码是早期成员,如同共产党的李达(说笑而已)!

    我班的女生杜、何、谢、吴、周、何等即不同,她们成立了一支“鲁迅战斗队”。鲁迅是文革中硕果仅存的作家,毛泽东又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战斗队,是很保险的。高二(1)班的陈、郑、潘、曾等,即成立了一支“五四战斗队”。“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即使什么都反的文革也反不了,所以,是很得体的。毕竟是女孩子,想得周到,不象“308”那样,始终有点“特务组织”的嫌疑。

   有一支“1031战斗队”,可能也有来历吧。原来真有。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各地红卫兵,使得红卫兵们感到无上光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配拥有这份荣耀和幸福,所以,别的学生想要北上,则受到他们的阻拦。我校就有黄同学等人,于10月31日那天偷偷钻到广九车站侯车的人群中。但是,被我校红卫兵发现,黄同学等被武力赶出车站,他们只得在现在的白云路马路边睡了一夜。黄同学越想越气愤,于是回校,和红卫兵展开辩论,论点是:我们不是“黑七类”,我们也有权利也有责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后来,10月31日,便成了他们战斗队的名称。

   由于已经不用上课,“班级”这概念也模糊了,成立战斗队,也不一定要同一个班的。所以,我班的黄、何、林等女生,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似有和“主义兵”抗衡的意思。何、林两位女同学,现在都在香港当少奶奶吧,想不到当年竟是“兵”!我班的女生温同学,与别班的同学组织了一支“井岗山战斗队”。这名字起得不错,以山为名,革命性与诗意兼备。有几位初一级的小女生,也组织了一支战斗队。说她们是“小女生”实不为过,那殷、曾、赵等同学,当年只得15岁吧,从她们给自己的战斗队起的名就可知,她们尚还幼稚可爱。她们的战斗队的名字叫什么?叫“大喊大叫”,也就是“大喊大叫战斗队”!这名字 似乎缺少“革命性”,反而有点象现在的什么歌唱组合或街头三人篮球队,如“霹雳旋风”“后街男孩”等。其实,当年,“大喊大叫”也是一个“政治术语”,某篇社论说到:“我们就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喊大叫……”

   上述组织和战斗队,又归属于广州地区的一个大组织,叫“红旗”的(不知全名是什么了),简称“旗派”,总司令,恐怕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武传斌吧。当然,某组织或某战斗队的成员,时有分化重组,这总比不上入团入党,要宣誓什么的。我就是中途脱离“革命队伍”的,在后面再老实交代吧。

   1967年的不知是2月还是3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夺权”行动!那天,也不知是谁领的头,要我们一起去夺学校的权。我被委以重任,造反派头头(很遗憾我记不起是谁)叫我起草并书写一份《夺权宣言》,大概他知道我的语文学得比较好。我开始不愿意,怕被“主义兵”知道,以“黑七类”子弟夺权为由攻击我们。但头头并没有太多的顾虑,我只好参照唐朝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以及街头的一些大字报,完成任务,与詹同学等“战友们”,来到了学校的办公室。

   那时,正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全都被打倒或靠边站,那办公室内只有一位总务主任在。我们涌进室内,头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革命群众要把学校的权夺过来,要管理学校……”那总务主任很无奈地看着我们,但仍很冷静地问:“那你们要怎么做?”我们都看过电影《夺印》,知道最重要的,是把印把子夺过来。头头说:“我们要掌管学校的印!”总务主任犹豫了半分钟,终于用有点颤抖的手捏着钥匙打开了一个抽屉,拿出了学校的印。我们都很兴奋,仿佛这是蒋介石总统的大印。就在头头想拿过印章时,总务主任忽然说:“我想你们写一张字条,说明印章的下落。”这一要求,是我们预先想不到的!但是,看着有点可怜的这位男人,我们又觉得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头头又叫我来写,大概只有我的胸前还别着一支钢笔!

   在这种形势下,我已很难推辞了,不然,“革命战友”会怪罪于我,是我令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夺权行动功败垂成!于是,我写了一张类似于“借条”的东西,其实是很不得体的,但是,谁又教过我,夺了人家的东西,再写一张字条作证明,该如何写?!

   夺权之后,我并不感到兴奋,反而很是担心,怕主义兵知道“狗崽子”参与夺权会于我于组织都不利。但是,过了多天后,谁也没有提起这事。更可笑的是,我们夺了那“印”,也不知用来干什么,也没有谁组织“内阁”管理学校,因为学校已不成为学校了。

  面对这样乱糟糟的、不知谁是谁非、谁忠谁奸的局面,我们无所适从。这时,“来了亲人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大概受了中央军委林彪副统帅的命令,派出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这里又多了一个“三支两军”的名堂,需要解释一下。“三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两军”指: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一支解放军开进了我们学校,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又叫“军训团”。老实说,当时谁是“左派”,那些军人也是很难判断的,学校中都是些“可爱的娃娃”,你能说谁“左”谁“右”?但是,既然分了派别,他们似乎也有些思想倾向,那就是倾向于“红旗派”。那军宣队的政委,和我班的女生们特好。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今天,她们和政委还有来往!进驻我校的军宣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已想不起了,但是,他们曾公开宣布:“308战斗队”是革命组织,这实在让我们兴奋了好一会!还有一事,是不会忘记的。一天,为开大会而布置会场,解放军战士延光辉为了修理礼堂屋顶漏水的石棉瓦,从高处摔下,头部伤重而牺牲。当时,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封他一个“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并送他的遗体到银河公墓安葬。有的同学还提议,要将学校改名为“延光辉中学”……但是,不久,军宣队又撤离,似乎上面说,他们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那年春节后,我就不再回学校,我和刘象潜,在广州学拉小提琴,反而觉得有了精神寄托,但是,詹同学等“战友”就不满意了,说我甘当“观潮派”!中国的语言真是丰富多彩,不参与“主义兵”,又不参与“旗派”的,叫做“观潮派”,又或者叫做“逍遥派”。老实说,象我们这样的“黑七类”子弟,如何能“逍遥”得起来?说“观潮”倒有几分恰当,我从“旗派”沦落为“观潮派”,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自己那“黑七类”的身份,还是安分守己的好,最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后来,“观潮”还成了我的另一个绰号;甚至我如今写文章,还用它来作笔名呢。而我的妹妹,就和我不一样了,她和“司令”王希哲等,转战于中山医等旗派的据点,过着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而王希哲司令,日后更成了大名鼎鼎的“不同政见”者。

                                  (十二)

   在上一节结束时,我用了“血与火的战斗生活”这词组,并非危言耸听,文化大革命,谁也想不到,后来竟发展成了全国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大武斗”,这又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我已当了“观潮派”,整个人已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人的美妙的音乐之中,不管屋外两派对峙日久,磨擦渐深,至于学校发生的事,我都是事后甚至数十年后从同学们的叙述中得知的。

   学校中,早已分成“主义兵”和“红旗派”两大派,主义兵占据着教学大楼,作为总部。而红旗派则占据着男女生宿舍作为司令部。彼此经常骂战,大字报满校张贴,高音喇叭针锋相对,“坚决支持……”、“誓死捍卫……”、“严重抗议……”、“严正声明……”等语言、口号日夜可闻。

   1967年6月1日,那天,红旗派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得知,主义兵整理了许多同学的“黑材料”,准备进行“政治迫害”!这还了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红旗派的战士策划一次行动,要冲进大楼,抢出“黑材料”,挽救广大同学。主义兵有没有整同学的“黑材料”,我实在不得而知,但是这次事件就是因抢“黑材料”而起的。

   当一班红旗战士冲进大楼后,被主义兵发觉,于是,双方用铁棍水管打将起来。可能主义兵人数占多,又或者居高临下,红旗战士抵挡不住,且战且退。当时情况危急,如果退不出来,就会成为“俘虏”,后果不堪设想。这里要重笔写写我班的梁同学,曾在《英雄谱》中扮演过“匪军官”,审问过“刘胡兰”,而此时,他成了红旗派的干将,在战斗中,眼看有逃脱不了的危险,忽然,他心生一计,将身边不远的一位女主义兵抱住,以手臂勒住她的颈部,那情景,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警匪片中歹徒狗急跳墙时劫持人质的所为。那位女主义兵是谁呢,正是我班的女生曾同学!曾同学当时肯定花容失色,长到这么大,何曾被男人这么抱过,这么勒过?!还别说,这一招挺灵的,主义兵的战友们,一下子傻了眼,毕竟投鼠忌器,手中的铁棍不知往哪儿打去。于是,梁同学勒住曾同学,从六楼往下逃。至于他什么时候松手自己逃脱,至于曾同学有没有休克或落下什么后遗症,我就不大清楚了。

   当大家安全撤出大楼之后,彼此看看,身上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痕。清点人数,天呀,竟然少了一位战友!那是谁?是高一级的张同学!也就是说,张同学仍在大楼内,或被俘虏,或已战死!这下,可急坏了红旗派的战友!想再去救,那还有可能?!主义兵已将大楼的大门紧锁!红旗派的人马上紧急会商,制定营救张同学的方案。方案之一,当然是立即开动高音喇叭,声讨对方无理拘禁红旗派战士,勒令其立即放人;方案之二,就是聚集全校的红旗战士,在大楼前高喊口号,“严重抗议”;方案之三,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到附近请救兵。附近何来救兵?原来我校对面的华侨补校,学生都是侨生甚至难侨,都住在学校里,少说也有两千多人。谁能担当重任去请救兵?那就非从印尼归来的黄同学莫属了。只见他跑到华侨补校,用印尼话说了一通,立即将华侨补校的学生鼓动起来。那年头,当一位一呼百应的人也不会很难,人们很容易激于义愤,也很容易陷于盲从。这事,当年担任侨补红旗头头的三更罗先生仍然记得,最近还和我谈起。于是,傍晚时分,华侨中学的教学大楼,被两千多红旗战士和激于义愤的学生四周围住,声嘶力竭的口号此起彼伏。

   黑夜来临了。是夜,是四月二十四,没有月光,夜风阵阵,尚有些寒意,他们或站或坐在大楼前的操场,为救战友,没有谁离去,那情景,确是很感人的。长夜漫漫,他们仍在喊着,仍在斗争着,在穿梭鼓动着,那情景,我想,不会比1919年五月四日那天北京学生游行天安门、火烧赵家楼逊色。

   大概也是“人心齐,泰山移”,他们终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了天微亮时,那教学大楼的大门忽然一开,一个人影被推了出来,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大家高呼着冲上前,把张同学扶住,慢慢走到人们聚集的大操场上。这时,人们在不停地欢呼胜利,并把“英雄”簇拥着。借着黎明的曙光,大家看到张同学伤痕累累、疲惫不堪,又义愤填膺,于是,又一阵声讨的口号响彻云霄。此时,张同学也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不顾身体的虚弱,登上一处高地,环视四周两千多的战友,然后,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大声喊道:“红旗派的战友们……”他在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可惜我当时不在场,不便乱写,但我想,那情景,绝对不比“五四运动”时罗家伦、邓中夏等学生领袖的演讲场面差!

   7月20日,那天下午,我离开越华路,准备到同学刘象潜家拉小提琴,刚走到广仁路,即听到不远处的吉祥路有鼓噪声,又看到有群众在奔走。询问其故,都说那边打起来了。原来,一派在中山纪念堂开会,另一派去干扰,双方发生冲突,继而冲突升级,动用了枪支和手榴弹,造成了流血事件。由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不知是谁对谁错,总之就是群众斗群众,群众打群众,这正是某些政治家所追求的局面,所谓形势越乱越好,这样,敌人就会乱了阵脚,走资派就会暴露!于是,广州市的武斗开始了!双方时有战斗,并开始占领地盘,如同战争时代。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经过中山五路,听路人说,吉祥路口又有冲突了,好事的我也走到那里去,只见一派的人马大旗招展要去游行还是什么的,另一派的人则在其他路口围堵,并鼓动路人声讨对方,于是,双方僵持着。我也混在人群中,胡里糊涂地跟着喊口号。忽然,一枚黑色的物体以抛物线的形式从天而降,就落在我前面3至5米处,发出了“轰隆”之声。原来,那是一枚手榴弹,是会炸死人的!我看到有两三人倒下,身上流着血,似乎血还飞溅到我的小腿上!某天晚上,我拉完小提琴,从刘家出来,往自己家里去。在黑暗的广仁路上,有一辆载满穿军装的人的大卡车飞驰而过,突然,从车上射出似乎是冲锋枪的枪弹,把我吓了一大跳,急忙藏身于一棵树后。那些枪弹可能并不是冲我而来,但把我射着了,打死了,又找谁去投诉?

  8月初,广州沙河地区几乎“一片红”。“一片红”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沙河地区几乎被红旗派的势力占据了,但是,主义兵仍有一处据点,那就是沙河饭店。于是,在某一天,红旗战士对沙河饭店发起总攻,经过激战,终于把盘据在该饭店的主义兵赶走,有无人员伤亡,我就不清楚了。本文并非记叙广州市的武斗情况,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之所以写到旗派攻打沙河饭店,是因为我校的红旗战士们,也参与了该战役!

   话说战后,他们兴致勃勃地沿着铁路边凯旋回校。在路上,他们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战斗,叙述着战斗中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有人有感而叹道:“沙河饭店的主义兵是赶走了,但是,我校的主义兵,还有八一中学的主义兵仍占据着教学大楼!”这一叹,把大家心中的烈火点燃了,纷纷嚷道:“我们把那据点也打掉!”“对!趁热打铁!”“他们的那套广播器材也太强大了,吵得我们无法睡觉!”“我们的忍耐也够的了!”“把他们打走,沙河才称得上一片红!”……

   回到学校,他们即策划攻打教学大楼。主义兵为了防范对方攻打,已把大门封死。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们占据着大楼,如何生活?至少一日三餐如何解决?有机会见到参加过主义兵的同学,我一定要问清楚。大门紧闭,如何把它打开?这时,一个聪明的人想了一个聪明的计谋,他决定制造一个地雷,把大门炸开!唉,这样一位能人,连地雷也会制造,为何不生活在抗日战争时期?说不定,可以和李向阳一样出名!说干就干,他们把一块大石头,中间凿一个洞,放进火药和雷管。就这样,一枚土制地雷诞生了。

   到了某一天,他们要行动了。在此,要把他们的作战装备介绍一下:手枪一支,是抗日战争时期用过的薄壳枪,已经打不响,但可以虚张声势;每人手中有一支铁棍或磨尖了的水喉管;至于防卫的设备,只有孔同学具有,他在胸前绑了一个沙包,在沙包之上还夹着一本“红宝书”,其作用显而易见,胸有“红宝书”,谁敢刺来?即使刺来,还有沙包挡一下,对方的矛可能不至于直刺心脏。前面是防范了,但身后呢?孔同学的做法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居然想到了用一只锅盖作护背,于是,整个人肯定和“刘罗锅”没有什么区别,这身“盔甲”,读者可以想象是多么的别致!肯定是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军队都不曾有过的!而他们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只有那枚土制地雷了。当红旗战士们埋伏在大楼四周之后,某同学就象当年的董存瑞那样,抱着“地雷”跑到大门,所不同的是,董存的炸药包无处放置,不得不把它高举,壮烈牺牲;而某同学只需点燃引线,即飞跑到安全的地方,伏在地上,以免伤着自己。他们等呵等,10秒,20秒,半分钟,一分钟……终于,经过了漫长的一分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下响声——一下比放屁稍响的响声!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破门不成,他们怎样攻进大楼?都怪我没有了解清楚,我想,大概是以某个不太牢固的窗户里作为突破口,结果,让他们攻了进去!但是,从来在战场上,都是易守难攻,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一战争的规律,攻进大楼后,他们遇到了主义兵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张同学再一次倒霉,被对方用水喉管插进腰间,显然已不是轻伤了。之后,他们被逼困至二楼一间教室之内。有道是困兽犹斗,为生存,他们忽然产生了无穷的力量,他们硬是用手中的铁管,把隔墙洞穿,最后逃至阳台之上。这时,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场面忽然在他们面前闪动,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我们宁死也不当主义兵的俘虏!”于是,大家纷纷从阳台跳下,谱写了文革中无数壮烈的篇章的其中也很感人的一节!跳楼的战士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没有作全面的调查,胸前背后装有“盔甲”的孔同学,当然大难不死,但是,七十年代初,却因外逃,被怒海吞噬了生命!而本已身负重伤的张同学再这么一跳,则伤上加伤,盘骨挫裂,当时已昏迷不醒,被立即送往空军医院,幸好还能从死神手中逃回。最近,我在同和镇明泉山庄见到从美国回来聚会的“张地产商”,他抚摸着残缺的盘骨,苦笑地说:“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

  现在是有所醒悟了,但当时,能清醒吗?攻大楼一战失败,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领袖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之所以失败,还不是因为手上只有一支打不响的薄壳枪,一枚炸不响的地雷吗?如果有真刀真枪……

  当时的形势是,主义兵有枪,而红旗派没有枪或枪不多,广州的红旗派说是为了自保,要用枪弹武装,但那枪弹从何而来?或许有探子探知,广州市北郊的石井仓库,存有大量枪支弹药,于是,他们决定去强抢,而我校的红旗派战士也参与这一行动。

  8月20日下午,我校红旗战士分乘两辆卡车,两支薄壳枪和两枚手榴弹就是他们的全部武器,直驶向石井方向。到仓库抢枪支弹药,是很严重的事;而事实上,那里的枪支弹药,又已经被主义兵抢先控制了,他们到了三元里火车北站时,在前面公路四周的小山头和树丛中,早已埋伏着主义兵战士,各种轻重机枪的枪口指向公路的同一方向,那情景,和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的战斗场面绝对相似!可怕的是,我校那两辆卡车上的人,并不警觉,当车子进入了对方包围圈时,即听到一声警告的枪声。如果第一辆车的司机不是“怕死”(或者说“机警”),把车子停下来,而是硬冲过去,那么,一场如同“平型关伏击战”的战斗就会立即打响!当车子停下之后,四周的战士荷枪站起,车中的战士不得不下车当了俘虏!他们被押着赶到铁路边,那里有一些废旧的火车厢。他们看到,在路轨边,躺着一位主义兵战士的尸体,不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义愤填膺的主义兵战士喊道:一定要找一位来垫尸底!找谁?忽见那群俘虏之中,有一位“出类拔萃”,高出别人一头,于是,他准备被拉去枪毙,充当垫尸底的角色。情况非常危急!后来,还是良心发现吧,主义兵的头头们放弃了这一决定,我们那位“出类拔萃”的同学,才得以生存下来!

   他们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皮肉之苦后,被关在了一节运货的火车厢之中。毕竟是青春年少,又经历过战斗的洗礼,数十人在几乎密封的车厢内,情绪激昂,热血沸腾,高声齐声地唱起了雄壮的《国际歌》,那情景,真可以说比小说或电影《红岩》里的情节更悲壮!车厢内的人在唱《国际歌》,车厢外的人不可能不理,不理会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或“国民党”?于是,一位战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把枪伸进气孔之中,往里面“啪,啪”就是两枪,子弹没有打着人,但里面的歌声停下来了。那战士把脸贴近气孔,往里面看,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他看到,里面竟有几位,是自己初中时的同学兼好友!虽说“文革”和“武斗”,已弄得人们六亲不认,但毕竟有些人还是良心未泯的,包括这位战士。于是,我校那两车俘虏,被关押了三天三夜之后,终于获得释放,而不是被拉去活埋。原来30多年前,在广州市北站,已上演过一幕《辛德拉的名单》,只是细节我不大清楚,因为当事人已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加拿大!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所写的这一节,是多么的平淡乏味,当年那血与火的场面,完全未能生动地再现。是的,以上所写,都是我“采访”所得,而并非亲身经历。早知道,我的同学们,参加了武斗而又死不了,包括张同学,我也会去参加的。作为一位作家,那学生打学生的武斗的经历是多么的宝贵!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我却欠缺了!写得平淡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应同学们的要求,“武斗”毕竟是很不愉快的事,不应过多地渲染,免使仍活在世上的我们又一次经受精神上的折磨。真的,我想,那“武斗”,的确是盲目和愚昧的行为,是人性的浩劫,当年,无论伤及哪一方哪一位同学,都是可悲的。我没有参与其中,起码不会把凶残的种子埋在心头吧,所以,这种经历,不要也罢了,阿门!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大家都垂垂老矣,那些不愉快的往事,都付之苦笑,如烟消如云散。当年,实在说不上谁对谁错,大家都是政治家们手中的“棋子”,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大家又常坐在一起,叹息固然少不了,但更多的是互相问候,寻回昔日的友情;互相提醒,珍惜眼前的光阴。幸甚!幸甚!

                  接(十三)

 

                            

     

                                               返回往事追忆目录      返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