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新路到瘦狗岭

                           ——在广东省华侨中学的学习生活忆记(61.9—68.11)

                                 陈贤庆

                                      (十三)   

   我没有参加过“武斗”,虽是一种经历的欠缺,但也是幸运的,我没有被别人怂恿去当炮灰,成为政治家们手中随意摆弄的棋子。那么,在别人冲锋陷阵之时,我都做了些什么?

     1967年春季某天的上午,我来到了同学刘象潜家,只见阿潜全家人都在屋里。父亲这个时候本该到公园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乱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亲本来应该到学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认字算数的,由于学校停课,只得困在家中;最绝的是, 四个儿子一位女儿,从大学生到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竟然都无课可上,全都呆在家中。我看到,只有大哥仍手执书卷,而三位中学生则显得无所事事,而阿潜,则更是一脸的烦躁。于是,我和阿潜便到街上闲逛。

当我们闲逛到越华路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姑娘。她穿着朴实的衣裳,与普通的女学生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她手抱着一个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想必里面放着一把很贵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总会给人清雅脱俗的感觉,眼前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将与我们碰面时,我们高兴地喊起来:“杨多!”杨多是我们的小学同学,读小学时,即学拉小提琴,经常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演出独奏。我们被邀到她的家里。说了一回话后,杨多说:“你们坐坐,我要试试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调好音,并给弓子擦上松香。这些程序,我是很清楚的,因我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潜就未必知道了。

杨多夹好琴,用弓子随意地拉奏了一会,然后,她脱下那件较为肥大的外衣,现出了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挺挺胸脯,我们都同时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线的迷人。她半眯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突然拉动琴弓,发出了几个清脆悦耳的琴音;接着,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着,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潜肯定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广东音乐,不是我熟悉的民歌小调,我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乐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轻快时而缓慢,说不出它表现的是什么,但又总觉得声声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杨多,双眼半眯,双眉小皱,身体微摇,左手四指飞快地变换,右手拉弓上下飞舞,一串串无比动听的音乐就这样产生!我读过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明湖居听书》等,里面都有用文字来形容音乐的,但要叫我用简单的文字来形容杨多所演奏的乐曲,我肯定也做不到,我唯一想到的,只是一个成语:出神入化。再看看刚才还有点好动的阿潜,此刻一动不动地聆听着,犹如一尊雕塑;他的眉头紧皱,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杨多左手变换着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不用说,一位普通的音专学校学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慑粗通音乐和乐器的我以及并不懂音乐和乐器的阿潜的;更何况,杨多的形象,渐渐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无限温柔无比美丽地耸立在我俩的面前。

在一阵激越的快弓之后,杨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几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犹如白居易所写的“四弦一声如裂帛”。此时,杨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我们两位男孩,显然还没有从乐曲中醒过来,仍怔怔地呆坐着……

“太好听,太神奇了!”阿潜眼瞪着杨多,由衷地赞叹。

“很好听,是什么曲子?”我也由衷地赞叹,并问道。

“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杨多很随意地答道。

老实说,光是“门德尔松”这四个字就让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们何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用说对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说,那乐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测了吧,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理解能力的范围,那乐曲是表现什么的,我们连问都不敢问呢。后来,我们是怎样离开杨多的家的,我俩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一种心胸被敲击的感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而离开的。

一连两天,我发现阿潜象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第三天晚上,我们漫步在珠江边,漫步在沙面。面对着白鹅潭中浮荡着的一轮明月,阿潜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学拉小提琴!

之后,我们真的想办法,用20元钱在阿潜所居住的昌兴街的街口的长江乐器店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之后,我们便在阿潜的家里,对着一本叫《霍曼》的小提琴教材,无师自通地学起来。后来,阿潜的兄妹以及他们的同学也加入;不久,我们的一位读初二的同学卫培音也加入来,他的父亲是位小提琴家,已去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琴,个子小小的他,就是抱着那把小提琴,经常到来刘家,这样一来,刘家便渐渐形成了一个音乐沙龙,每天晚上,从那屋子里,竟然肆无忌惮地飘出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海顿、斯特劳斯甚至马思聪的曲子!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昌兴街内的左邻右舍,竟然没有谁因噪音或“封资修乐曲”而投诉或告发过一次,这是我事后心有余悸同时又心存感激的。

     在学拉小提琴的同时,我们也想办法找一些“禁书”来读。说来也奇怪,你不“横扫”,我们不一定知道有那种书,不一定会去读它,你越“横扫”,我们越想看看。于是,在那段日子,我们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阅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阅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阅读了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我们不一定能深刻理解,但基本的内容还是能看得懂的,“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把人们逼上了犯罪的道路”,我们对这一主题,感受渐深。

    从1967年春季到1968年夏秋,全国的学生都处于“失学”状态。我特别同情1965年9月入学的大学生,他们安静地读了大半年书后,就遇到了“大革命”,胡胡混混地到了68或69年即毕业了,他们学到了多少大学的知识?真的是英文也说不出几句。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中的某些人后来当校长当局长当高级职称评委等。我也特别同情1965年9月入学的高一级和初一级学生,他们实际只读了大半年高中和初中,如果其后他们没有再进修而活到今天的话,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半文盲”。我们自己也是不幸的,读了不足两年高中,文化底蕴实在很不够深厚。唯一值得幸运的是,在那时闻枪炮声的日子里,我们仍在读书,仍在自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吸收一些艺术养分。更重要的是,在乱糟糟的局面之中,我能较清醒地把握自己生命之航船,而这一“传统习惯”,在其后的上山下乡的日子,流落北方的日子,也能够继承并发扬光大。

   象我们一样,在文革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去打派仗、不去武斗而充当“逍遥派”的同学不在少数。其实,“逍遥派”也不是好过的,在此,我写一段小插曲。有几位归侨学生,广州没有家,只能整天闷在学校,由于不是经常有“仗”可打,有“戏”好看,无聊时干些什么好?时值盛夏,他们想到了游泳。但是,有哪个游泳场会开放?不知是谁,忽发奇想:宿舍的天台,不是四周有一米高的围栏吗,如果把所有落水和漏水的地方都堵上,再放满水,不就成了一个天台游泳池了吗?如此幼稚可笑又可怕的想法,居然获得赞成通过!于是,他们说干就干,把各处的洞堵上,再找来一条胶管,把水引到天台上。据说,灌了两天两夜,一个近一米水深的“游泳池”落成了。于是,他们在池中或戏水或“畅游”,欢乐之声惊动了一位叫“老青年”的校工。“老青年”出于工人阶级高度的责任感,大义凛然地斥责他们的荒唐行为,避免了一座学生宿舍楼倒塌的惨剧发生。

  而我后来当上了“逍遥派”,主要是因为父亲,因父亲成了“历史反革命”,我再去忠于什么统帅,捍卫什么路线,似乎都成了很滑稽的事。所以,我失去了许多,尤其是血与火的锻炼,但是,我也有所得,由于赵老太爷不准“革命”,我也只能另辟蹊径,结果让我和文学以及音乐有了更亲密的接触,而这两种爱好,总比舞刀弄枪、打杀自己的同类来得高雅,更可贵的是,这两种高雅的爱好,能遏制我心中罪恶的苗头,让善良纯朴伴随我其后所走的路,伴随我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还得感谢那段“非常的日子”呢!

                                    (十四)

   常言道“否极泰来”,乱糟糟的局面总有个了结吧。终于,到了1968年的夏秋,我们可以“复课”了, 那么,当局为什么又把学生们招回满目疮痍的学校?原来,“革命”成功了,到了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更大的“胜利”还在10月,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那些学生,包括主义兵们,已不需要冲锋陷阵、揪斗走资派了,留在社会上,恐怕还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我们又得以回到学校进行“复课”。但是,那“复课”之后还加上“闹革命”三个字,也就是“复课闹革命”,而不是“复课学文化”。而事实上,即使把初高中六届学生召集回校,也是无法上课的,因为既无校长又无主任,教师也残缺不全,教材已全部推翻,除了姓毛的和姓鲁(周)的两位的书,什么书也是“四旧”的,你叫人学什么呢?不过,大家重回学校,毕竟有些新鲜,两年没有在一起读书了,甚至两年没有见过面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当然,此番见面,感觉已不同了,往日本来很要好的朋友,如今可能形同陌路;曾经兵戎相见的,如今更可能怒目而视。唉,这是一场什么“革命”啊!

   前面说到,学校已无校长主任,不知谁来领导?现在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的确如此!学校没有了领导班子也不怕,当局想到了一个办法,往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现在,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多由文盲半文盲的“民工”充当,受老板的气不说,还常常被拖欠工钱,但是,在当年,工人阶级确实是风光过一阵子的,因为“苦大仇深”,所以“最革命”,最受重用。于是,我们学校也来了一支“工宣队”,分管我们班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工,大概她在旧社会跟着父母要过饭、吃过苦吧。

   回到学校,我们才知道,经历了一场“大革命”,我们学生也出现了分化,革命“成功”后,总有个利益分配的问题。主义兵和红旗派,谁是得益者?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主义兵,起码是得宠的一群!说到底,还是“根正苗红”,还是值得依靠的力量!如果说,大家还是学生的角色,你怎么得宠,也好不到哪儿去吧,然而,摆在大家面前的,并非弄个组长、班长、学生会主席当当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的分配与出路问题!当过主义兵的同学,在工宣队的安排下,此时,都当上了一种角色——辅导员!这“辅导员”是干什么的?我也说不清,从名字来看,应该是负起辅导那些无知者或误入歧途者的责任的人吧,应该是一份美差吧。我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自然是哪里倒霉往哪里去,“辅导员”的角色想也不敢想,但是,那些也曾出生入死捍卫什么路线的红旗战士们,则感到不公与不安了——为什么只能他们当辅导员?!

  接着,我们要进行一个“洗脑运动”!洗脑是什么意思?就是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实际上,也是得胜的一派“秋后算帐”。在学校洗脑可能比较难,当局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学生们送到农村去洗,工农联手,还怕洗不干净?于是,我们被送到了广州郊区的棠下大队,一边干活一边洗脑。那棠下大队可是赫赫有名的呀,只因领袖来走了一趟,它便变成了“圣地”,我们在那“圣地”里洗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入夜,在那乡村的禾场上,在两盏汽灯的照射下,一场批斗会正进行着,批斗的对象,就是阿炮和阿振两同学,罪名是“打砸抢坏头头”。

  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圣地”封闭起来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当局要动员我们“上山下乡”,人人都要签字表态,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南海潮》的,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恶霸们强迫贫苦农民“卖猪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我觉得,似乎也有点这个味道。只不过,现在冠冕堂皇些罢了。

  有没有人可以躲过此劫的?不是没有。某天,我班女生何同学和别班的一位同学忽然接到通知回学校。两天后,别班那位女同学回来了,而不见何 同学回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们是准备调回去当辅导员的,这是想缓和同学中的不满情绪吧。但是,她们必须写出深刻的思想汇报,经工宣队和辅导员们通过,才能加入辅导员的行列。结果,何同学的思想汇报通过了,她父母是华工,又是难侨,被迫害回国,父母的苦难挽救了她,使她不须洗脑而进入了辅导员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学就惨了,因她有两位母亲,也即她的父亲有两个老婆,而她又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父亲能娶两位老婆,于是,父亲这一“不清白”的历史,害得女儿要重回棠下大队洗脑!

   从棠下洗脑回来,接着就是安排出路了。1968年的秋季,对于全国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难忘的!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道,一条“康庄大道”——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当时的宣传也是很“合理”、很“诱人”的,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再到农村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能“大有作为”。那时还有一句号召性的话:“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不想“上山下乡”的,则与“二流子”无异了。那么,什么人要去而什么人不需要去?这时,“辅导员”的好处充分显示出来了——辅导员留校,不需要去。后来,我校的辅导员们,大多安排在广州钢铁厂,当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而其他人,通通都得“上山下乡”去,当知青!广钢工人和下乡知青,这真是天渊之别啊!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一些热血青年又象两年前“步行长征”那样,扛起了“上山下乡战斗队”的大旗,报名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区去,如新疆,如黑龙江,如云南,如内蒙,如陕西,如海南;有的专挑延安、遵义、井岗山、万泉河等革命圣地。当然,更多的青年学生处于无奈的状态,但抗拒又是没有用的,不是你去不去的问题,而是你要去哪里的问题。

   安排我们学校的学生去的地方,一是雷州半岛的南华农场和勇士农场,一是三水县农村。雷州半岛农场不用种水稻,有集体饭堂而不用自己煮饭,但远离广州市;三水县,靠近广州市,但要插秧割禾,还得自己做饭。唉,真是各有利弊,教人难以抉择!当然,还有别的路子,就是跟随别的学校去别的地方,或者投亲靠友,或回自己的家乡。总之,当局就是希望你离开城市就是了。

                                 (十五)

   在那年的秋天,中国的绝大多数的“老三届”学生们,都得作出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抉择——上什么山下什么乡。我素来怕过农村生活,尽管读过陶渊明、王维等人的淡雅的田园诗歌,读过杨朔、李凖等人的描写乡村的优美散文,但还是觉得住那低矮的泥砖屋,点着煤油灯,用稻草烧饭,双腿没入烂泥中,弯着腰,手捏秧苗插向那水与泥中,挑着沉重的担子行走在湿滑的田埂上……都是难以忍受的事,还不要说文化生活的欠缺了!于是,我初步选择了去农场到边疆,尽管那里远离广州500公里!和我有同样想法和打算的,有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秦新仁、张昌育、吴一康等同班同学。当然,还有“志在四方”的“五四”们、“大喊大叫”们……

   我们害怕过农村生活,但另外一些同学觉得,要坐两天车船才能到达的雷州半岛,同样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广州西北面的三水县,尽管曾是血吸虫之区,因其靠近广州,一旦难以生存,也可以迅速回到亲人的怀抱,所以受到部分同学青睐,我班的郎仲光、高保乐、张国胜、区荣新、梁成绍等同学,权衡利弊后选择了三水县。当然,还有别班的黄卓銮、文抗生、罗穗文、马绍斯、杨培基等同学。

   尽管那血吸虫已经“纸船明烛照天烧”,但谁能保证它们的子孙后代不会象某些“走资派”一样隐藏得极深?一旦被它钻进肚中,就会变成尤嘉所演的苦妹子,连生育能力也失去了。所以,我们班那些女孩子,深谋远虑,觉得与其去危险的三水县,不如 跟随市五中的学生去稍远一点的博罗县,那里多山而少水,你血吸虫能奈我何?!况且,当年苏东坡写过“罗浮山下四时春”的诗句,还在那里“日啖荔枝三百颗”,女孩子们大多是嘴谗的,想到有那么多荔枝吃,什么插秧割禾的苦楚也不怕了,于是,“鲁迅”们,如杜小钰、黄丽容、吴剑媚、周少芝、莫宝珍、梁慕琼、何江宁、谢蕴茹等,便选择了博罗县。

   从上述我班同学的去向,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男女同学要分开?不能去同一个地方吗?这问题问得好!那时候,上述的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毕竟大家在一起读了7年或至少4年书,一起演出过《英雄谱》,还一起搞过“革命”,一起去过“串联”,一起经历过“炮火的洗礼”,但是,要命的是,那时,大家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似乎都情窦未开,不知有“搞对象”这回事,男女同学之间没有商量没有默契,没有考虑过同去一处地方;女同学得知男同学要去雷州要去三水,并无依恋之意;男同学得知女同学要去博罗,也无伤感之情。总之,就象现在选择旅行路线,你去华东五市,我去西南三省,大家都洒脱得很!

   实际上,这种“洒脱”,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不知研究知青问题的专家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当年的学生们,对“上山下乡”的残酷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还有一层浪漫主义的彩云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他们以为,此去,不过是一年半载或三年两载,所以,没有把它看作是“生离死别”的事。而事实上,我们与同班的女生分别后,已是“天各一方”,一别多年,此后已无法再走到一起,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肥水”流向了别人田!假设,如果当初男女生走到一起,或许不久即会擦出火花,产生多对情侣,之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回广州见双方的父母,似乎也是很浪漫的事,可惜……

     细心的读者大概会发现,高二(2)班还有些同学,似乎没有提到,莫非不用“上山下乡”?非也!除了“辅导员”们,人人都得去,谁能例外?!如华侨生梁慧生与其妹其弟,希望三人留一也不可,只好撇下年迈的母亲独自在广州生活。又如蔡为霖,家中只有一位80岁的爷爷,也无法以照顾爷爷而留下。同班同学也好,不同班的同学也好,其去向,不是投亲,就是靠友,到别的“山”和“乡”,如黎康乔,打听到中山县有个三角公社,那里有一班夜船往返,船票只1元多,所以,决定跟随别的学校的学生去那里。至于各位同学的具体去向,我没有详细了解,无法一一写出,也算一件遗憾的事。不过,有两位,我知道一些情况,觉得有写多几句的必要。

  一是温妮同学。温同学曾与我共同“执导”《英雄谱》,如果我俩都沿着“艺术”的路子走下去,恐怕现在轮不到张艺谋等风光。文革开始后、一向激情似火的温同学当然也是运动中的闯将,还当上了红旗派的一个小头头。当年经常发生如下的戏剧性事件:儿女在外面革别人的命,不料,自己的父母突然也被别人革命,温同学正是遭逢此劫——父母被双双打成“走资派”!于是,她也成了“坏头头”!到了“革命成功”时,她感到迫害可能随时会到来,于是,趁“上山下乡”之时,与大学生的哥哥远走新疆;为了能在新疆落户,她还要和一位男人假结婚。我们这位温同学的经历,绝对会很曲折动人,是任何作家也乐意了解的,可惜,我得到的,只是第二手的资料!

   我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刘象潜,是个“死硬派”,他和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大哥、在市二中读高三和初二的妹妹,誓与广州共存亡。当我们在商议何去何从时,他泰然处之,说:“我就不信他们会用枪押着我们去上山下乡!”所以,当我夹着小提琴,离开他家那文艺沙龙时,他无限伤感地说:“你这一去,就全毁了!”我也知道,无论在农村还是农场,都很难再深造了,可能很快,手指就会僵硬得连贝多芬的《小步舞曲》也拉不出来了(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家庭处境,只能决定了我远去雷州妹妹远去海南、留下两老在家的局面。我离开广州的前一夜,曾与刘象潜漫步于珠江河畔,在夜阑人静之时,象潜突然拥抱着我,激动地说:“你不要去,你不能去!”……就是这位“誓与广州共存亡”的刘同学,在我到雷州后一个月,却突然从宝安县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们四兄妹去到了宝安县某公社!唉,革命的潮流,真的不可阻挡啊!

   在大家即将各散东西,即将离开学校之时,我们不忘在教学大楼前照像留念。那老照片保留至今,照片中的情景,令人感慨。那是清一色的男同学,中间有一位女的,则是分管我班的工宣队员。我们胸佩纪念章,手捧语录本,虔诚而严肃地望着远方。我们个个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朝气,但眉宇间又流露出迷惘。离开广州的前夕,我们这群男生,专门作了一次“广州一日游”,有多张老照片为证。我们去了烈士陵园,去了越秀山,去了珠江边的长堤……每张照片上,大家还是笑得很灿烂的,毕竟“少年不知愁滋味”啊!很可惜,当年我们没有把女生也叫上,没有留下一张与那些漂亮可爱的女生们的合照,更没有留下一点最后的难忘的经历!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们奔赴雷州的三百多位同学们,在学校集中,然后乘车直奔黄埔港。这是我在学校的最后的一天,那教学大楼,那运动场,那礼堂,那宿舍,那天河旧机场,那瘦狗岭,那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变得分外亲切,但是,都得分别,甚至永别了!

   1961年9月,我进入维新路的广东侨中校园,度过了四年;1965年9月,我搬到瘦狗岭的广东侨中校园,又经历了三年。在母校,我一共经历了七年。在这七年中,有五年是真正在读书的,有两年则是荒废的。但不管怎样,这段经历,或者说“老三届”的经历,又是十分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说“苦难也是课堂”,那么,我们在侨中最后那两年,也不能算是荒废的吧。

   离开学校,我们进入了一间更“苦难”的课堂。有位北京作家叫史铁生,1969年到延安插队,1972年即因病致瘫;另一位作家叫陈村的,1971年到安徽无为县插队,不久,腰身即致残变弯。幸好,我“劳其筋骨”十年,未弯未瘫,但其间所发生的事,又不是三五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这只能是另外一些文章的任务了。

   我这篇回忆性的文章,虽然记载了在广东华侨中学读书时的一些旧事,但由于年代久远,许多事已记不清或完全遗忘,显然写得不够详尽,不够细致,不够生动,同学们是不会满意的。如果谁回忆起有什么更值得记载的事,可以来信来电告知,我会随时增补,使之更丰富更翔实,更富可读性。

   祝愿各位老同学晚年幸福!

(注:凯迪社区之猫眼看人从“文革”部分开始转载,改标题为《一个广州中学生的文革经历》,即成热门帖子。其后,天涯社区、燕南评论、深圳热线等网站均作转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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