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二部)                         

                                       陈贤庆                    

    如果读者能耐心地把《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第一部看完了,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也可以继续看这第二部。第二部的主人公依旧,也仍提到一些“音乐”,所不同的是,在第二部中,写了主人公另一位朋友,另一段恋情,如果读者觉得还想看下去,那就请便,但千万不要勉强。——作者忠告

                               (一)

  雷州半岛,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从大陆到海南岛,除非是乘飞机或从广州、湛江等港口坐船去,否则,只有在雷州半岛的海安过渡琼州海峡了。当年苏轼被贬海南,肯定是由此路径往来的。从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市到雷州半岛,有六百多公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生活、求学在省城的青年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有什么理由会踏上并无旅游资源的雷州半岛那块土地的。但是,世事如风云变幻,1968年秋季,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已摧毁了一个“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左派领袖们也想告一段落,庆祝胜利,稳定局势。但两三年来,全国积压了高初中三届六级数千万的学生,不知如何打发。但领袖毕竟“英明”,想出了一个“化整为零”的好办法,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为号召,虽软硬兼施但也轻而易举地使得数千万城市青年学生敲锣打鼓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不过,对于那些涉及到政治、历史的事,我们还是不讲了,因为这篇文章重点是写些“风花雪月”的。

   雷州半岛有不少农场,其中一个叫英雄农场。在1968年的11月间,从广州市先后来了几批青年学生,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身份已改变了,通称为知青。到农场后,他们被分配到全场十六个生产队,每队有数十人不等。初到农场的日子,那批知青还是过得很惬意的,似乎如在学校时偶然到农村参加农忙一样,球照打,泳也游,酒爱喝,烟学抽,快乐不知时日过。但是,过了一两年,寂寞、苦闷时时袭击他们的心头,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更使得他们难以忍受。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头又发动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弄得有些知青还犯了“政治上的错误”或者“政治思想有问题”。我们说过政治的事不讲,还是略去吧。

   “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农场领导偏偏又突发奇想,为解决农场建筑的用砖问题,要办一个砖厂。这个砖厂,选址在一处山林之中,离附近六个生产队虽步行多在半小时之内,但都只有小路可通。至于人员,则从附近六个生产队中抽出,每队一名老工人和三名男知青,外加两位场部指派的领导,分任厂长和党支书。那些老工人,都没得说的,全都是党员及劳动模范,他们再一次起到开荒牛的作用。至于那十余位知青,老实说不敢恭维了,有肥有瘦有高有矮;有的如神经汉子,有的似文弱书生;有的皮肤病,有的口腔炎;有的酒渣鼻,有的娘儿腔,总之,让人看着也难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是一群“一打三反”运动被清除的分子,至少也是知青中最劣质的品种。所以,1970年6月,当阿兴、阿生、阿德、阿文、阿行等人从不同的生产队聚集于此时,他们都难以否认自己也应属于上面提到的那两类人了。

   阿兴、阿生、阿文来自同一个队,他们队有一座红旗水库,故称红旗队;阿德、阿行则来自较远的和安队。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五人都来自同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位于广州市中心,是省属的中学,以招收归侨及港澳学生为主,但也招收部分在广州市土生土长的孩子,当这些孩子刚刚进入到那个“花花世界”,看到那些比自己个头大、穿着美、打扮妖,蹬着自行车飞一般闪过的归侨男女同学时,一般都会傻了眼,乖乖地躲到某一个角落,自惭形秽。哎,中外差别总是会有的,尽管那些归侨生不过是“难侨”,被苏哈托或不知什么印度尼西亚官员排挤驱赶回国的。不过,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难题,“花花世界”一律变成了“红海洋”“绿海洋”,大家都穿上没有领徽的绿军装,手臂上圈着一个写着某某“战斗队”的红袖章,那曲卷的秀发一律剪成了平头或光头,实在分不出“归侨生”和“本地生”。至于后来“上山下乡”,大家都成了“场友”,如同“梁山泊英雄好汉”,要靠武艺高低来排座次了。当然,如果细心观察,他们之间也还是有些区别的,在用钱方面,“归侨生”总会出手大方些;而他们也总会在某一个关键时刻,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只包裹,里面是急需的糖果、饼干之类,而“本地生”是鲜有这种幸运的。我这个人写文章喜欢跑题,这不,又不知扯到哪儿去了!不过,这段文字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可以让读者比较容易了解上述五人的身份。上述五人,除了阿生是正统的“归侨生”外,其余四人,都不过是和“港澳海外”沾上一点关系而已,全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仔。

   阿兴等原来并不是全相识的,此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阿兴和阿生属“老三届”的高二生,阿德是初三生,阿文是初二生,阿行则是初一生。从年龄来说,正是十八至二十岁之间,用“风华正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来形容,似乎有点货不对板,他们一个个身体已经有些疲惫,心理已经有些变态;但用一个生物学名词来概括可能合适些,那就是他们正处于“发情期”。他们来到砖厂后,不,准确地说是来到那片荒地后,他们在老工人的带领下,自己建造茅屋,自己建造床铺,于是,有了属于自己的窝;然后,他们又搭建了一间伙房,毕竟“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从生活常识来说,煮饭、洗澡等都要水,于是,他们又在伙房边上打了一口水井。当这“三大工程”完成以后,他们,近十位老工人和近二十位知青便开始谱写他们在砖厂的创业史。由于我有言在先,这篇文章只谈“风花雪月”,所以,那页悲壮的创业史就只得忍痛割爱了。

                          (二)

   有道是“男女搭配,工作不累”,但是,当年英雄农场的领导人显然没有接触过这一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把近三十名老老少少的男人安排在一个单位,那日子该是多么的单调!老工人的事我就不便多说了,只谈知青们的吧。

   先谈谈劳动。砖厂,顾名思义是制造砖的工厂,不知那位领导视察过那片山林,认为那里的红泥可以制成红砖。如果以为他们只知道用人手在一个木格子里可以印出一块块的砖坯,那就太少看我们领导人的超前意识了,他们是要用机器生产红砖的,所以,当阿兴等得知调去砖厂时,还颇为兴奋了一阵子,以为从此步入了“产业工人”的行列。在砖厂中最累的活大概数挑泥。适合制砖的泥不会就在地面,这如同煤一样,好煤都在地底,好泥也在地底。那么,砖厂的“产业工人”们就首先得每天挑泥,从深处把泥挑到地面堆放,无论负责挖泥的还是挑泥的,都一样累!挑泥的日子久了,他们也有些偷懒的办法。阿行是用一种超慢的步伐在行进,尤其是空着筐子的时候,如同现在电视中的慢镜头一样。所以,他挑了一天,实际上有效的劳动时间只得常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阿文有时会出些怪招,他故意把筐子装得满满的,别以为他想争当先进,当他挑担在肩,在关键之处上下摇晃,于是,扁担即断裂;于是,他要去修理或寻找扁担;于是,他获得了一到两个钟头的合理的休息。阿兴和阿生,偷懒的方式比较文明,他们以烟瘾大为由,每隔十来分钟,就得卷一根俗称“棺材钉”的纸烟,再吸上五到十分钟;至少,他们也要在水烟筒上摆弄好一会。最老实的,要数阿德,他不屑于做那些“不君子行为”,最多有时以“病了”为由躺上一天半天。机器安装好了,用机器生产砖坯效率就是快!但是,人更累了!一批人送泥入机器,机器即产出一块块规格一致的红砖坯,另一批人把砖坯及时搬到晒场排列好,那工作的速度几乎比得上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的演出。有时,他们真想,那制砖机坏了吧!维修一两个小时吧!大家不过想想而已,然而,有个人却暗中付诸行动!放进去制砖的泥土,应该是细小的、不含硬石的,但当阿行负责放泥时,他有意无意地把一些大块的泥土放进去,于是,那割泥的钢线就容易弄断;一旦断了线,他即高呼:“啊,不行了,线断了,休息了!”老工人显得很无奈,只得急忙换钢线;而其他知青都知道谁在搞“破坏”,但也不去揭发,难得可以休息一会。阿行这家伙,当年已经有“劣迹”,不知现在有没有加入拉登的组织,参与“9.11”事件。劳动的事本来还有许多可写的,但似乎与“风花雪月”联系不大,点到即止算了。

   再谈谈生活。农场的生活都是艰苦的,白手起家的砖厂又岂能例外?不过,由于人少,伙食相对于生产队来说还会好些。但是,那班十八廿二岁的知青,还处于发育时期,营养不良,经常感到肚子饿。解决的办法无非有四:一是与猪争食。伙房养了多头猪,晚上经常煮一锅红薯作饲料,当饿得难以忍受时,他们就会到锅里挑些相对大点的红薯狼吞入肚。对于这事,管伙房兼养猪的桂叔也很宽容,毕竟人命贵于猪命吧。二是及时补充。他们宿舍背后即是一条小路,每当赶墟日,总有鱼贩子经过,他们即挑一些最便宜的海鲜买,如墨鱼、带鱼等;有打鸟的经过,他们总能以较低的价格买到斑鸠、鹌鹑等。这类“山珍海味”,及时补充了他们体内欠缺的营养。三是自力更生。要补充营养,如果单靠有限的工资去买,是不可能的,因此,还要自己去弄些食物。一是捕田鼠;用铁笼即可捕得。田鼠又肥又大,煮出来也很香,原来有几位知青不敢吃的,后来也被同化了。二是钓鱼虾;附近山沟不少,尤其下大雨之后,以阿行为领队,钓它半日,常有半桶鲫鱼、斑鱼之类。阿兴首次满载而归,还情不自禁写了一首《鹊桥仙(钓鱼)的词,词云:“青山雨洗,溪流水涨,赤足携笼上路。肥粗蚯蚓串银钩,轻抛入塘中深处。    心如静水,愿者先来,一副太公风度。活鱼半桶踏歌归,喜浊酒三杯日暮。”三十年后,他想不到这首词竟被选入《中华当代词海》这部巨著之中,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劳动创造了文化。四是偷鸡摸狗。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但人饿坏了,就管不了那么多啦,窝边草照吃!桂叔除了养了几头猪还养了一群鸡,鸡养大了是供给砖厂的人吃的,但有时未能等到它们长大,知青们的肚子就忍不住了,于是,在某个休息日、老工人都回队里与老婆孩子亲热的夜晚,鸡笼里便减少了一两只较大的鸡。次日早晨,桂叔清点鸡只数时,总唠叨怨骂个不停,留守的知青肯定都是“嫌疑犯”!但别忘了,山林中还有经常给鸡拜年的黄鼠狼,为什么肯定是知青们干的?结果,那一桩桩百分之九十九可以入罪的案子,只因有百分之一的疑点而不了了之。这做法,颇有些象现在美国的法律,它的确“挽救”了不少失足青年,使他们不至于在年轻时即留下案底。

   再谈谈学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场当过知青的人,都会深刻地记得,在农场除了有艰苦的劳动,还有无休止的学习!当那群知青调到砖厂后,他们以为山高皇帝远,可以免去”政治学习”这类“谋财害命”的事,但是,他们想错了,凡有人群的地方,党支部就建在那里,“政治学习”就照常开展。在砖厂那地方,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广播、没有书籍、没有报纸,但是,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还是阻隔不住的,那就是无线电波。只要有一部不算太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就能够听到中央的声音,听到“最高指示”。阿兴原来有一部收音机,因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惹出事,赶紧把它贱价出买了。砖厂中没有哪位知青有收音机,包括“归侨生”阿生。老工人更不用说了。那么,是否可以不进行政治学习?非也,他们大家都想不到,担任厂长的老邓,是一位复员军人,是一位颇有文化的人,又是一位很关心时事的人,他就有一部小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早晨的“天天听”,就可以轻易地坚持下去。他们恨那收音机每天天不亮就催促着起床,但也感激那收音机,毕竟全靠它,他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大事,尽管那都是一些被阉割了的信息。例如1971年的元旦社论,不知是那个秀才写的,其中有(西方世界)“一顶顶皇冠落地”这样的“好句子”,记得当时老邓也深受鼓舞,面露自豪之神色。1971年底的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1972年的“批林批孔”、陈毅逝世、印巴战争、尼克松访华等消息,他们都是从那小收音机里获得的。幸亏老邓注重“天天听”,并没有要求“晚晚学”,到了晚上,他常与知青们谈论国内外大事,那宽松的谈话方式,知青们觉得还可以接受。

   再谈谈娱乐。在上一段,读者已看到,在只有一部小收音机的、清一色男人的砖厂,要谈到娱乐,恐怕是笑话。但是,这就不对了,砖厂的娱乐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是象棋。想不到老邓是象棋高手,而知青中,也有一位小谢亦象棋高手,于是,棋逢对手,便掀起了下棋和学棋的热潮。阿兴原来只懂得马行日、象行田,后来渐渐学会了马后炮、卧槽马、二字车、重炮将等杀着,达到了五分钟之内不会输棋的水平。还有纸牌。开始大家只会“斗大”“争上游”,后来渐渐学会了“打百分”。值得庆幸的是,那时未有赌博之风,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就是音乐了。这群“知青中的劣质品种”,莫非也有音乐人才?想不到真有两三位!先说阿兴。读初中时,已在大哥的熏陶下学拉起二胡;在文革开始后,阿兴也曾参与运动,如参与夺学校之权等,但后来老父被“揪出”,他即成为“狗崽子”,于是,他象阿Q那样被禁止“革命”,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和几位同病相连的同学“躲进小楼成一统”,认真地按《霍曼》《开塞》学拉起小提琴。学拉了一年多,要“上山下乡”了,他不得不带着那把二胡和小提琴到了雷州半岛。二胡到雷州后不久即散了架,唯有那把小提琴,从生产队拉到了砖厂。再说阿生,下雷州时即带了一部手风琴,体现了“归侨生”的确不同凡响。后来回广州探亲时,他又买了一把当时广州青年最流行的吉他,并学了一些皮毛。带回来的吉他,便成了音乐启蒙的乐器受到广大知青的青睐。再说阿德,因受到阿兴的小提琴发出的还算美妙的声音的感染,也萌发了学拉的念头。于是,他利用探亲假,带回来一把,拜阿兴为师学拉。他们的关系,下面还要谈到。就这样,小小的砖厂里,就有了多件乐器,有了多位乐手。有乐器,就会有歌声,如阿兴等,劳动能力不强,但音乐方面还算有点天赋,嗓音虽远比不上当时走红的朱崇懋、李双江、胡松华等歌唱家,但还不算太难听,于是,在那古老的山林里,尤其在月明之夜,总会回荡着优美的琴声和忧郁的歌声,《家、可爱的家》寄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三套车》抒发劳动的艰辛,《含苞欲放的花》渴望纯真的爱情……

                     (三)

    把心理问题放在这一节来谈。这里先交代一件事。由于砖厂本身的土质并不适宜制砖,加上有阿行等人的“蓄意破坏”,砖厂在生产了几炉劣质红砖后,于1972年3月宣布裁减人员,只留下八位知青和一位老工人,在那里小打小闹,苟延残喘。而我们上文常提到的五位,都在留守之列。

   在一个远离村落的山林之中,生活着一群男人,老工人还好办,到了休息日即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但那群知青,可以想象,是多么的无聊!尽管如上面所说的,他们可以下棋,可以打牌,可以弹琴唱歌,也可以钓鱼抓鼠,煮食喝酒,但心理上的寂寞,以及生理上的骚动,则是难以平复的。见得同性多了,他们希望也能见到异性。砖厂所在的土地,其实是属于附近坡塘生产队的,从砖厂到坡塘生产队,大约要走二十分钟的小路。那是一个较大的生产队,里面有小卖部、卫生室、幼儿园、拖拉机队,还有一所小学。对于砖厂的知青来说,吸引力最大的,还不是可以买到一些粗糙食品用品的小卖部,而是那生产队里,也有一群来自广州另一所学校的女知青!在平时不多的或远或近距离的观察中,他们已经发现,那是一群活泼漂亮的女孩子,虽然有高有矮,有苗条有丰满,但在他们眼中,个个都是可人的!但是,由于彼此不是同一个单位的,要想和她们交上朋友实在不易。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不是只有二十分钟路程吗?砖厂的男知青难道就不会主动去结识人家吗?话是这么说,但那个时代的人,远没有现在的人这么聪明,这么大胆,真的没有那个胆量,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用什么途径去结识人家。再说,坡塘生产队的男知青也不是好惹的,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要保护现有资源,而让肥水外流?于是,砖厂的男知青们,就只有以购物为由,多一点往坡塘生产队跑,以期在小卖部里会幸运地碰上其中某一位女知青,能一睹她的风姿。然而,这“购物之行”往往是无功而返的,最多带回来一包“丰收牌”香烟或一斤黄烟丝。

   当然,有时候是她们主动来到门前的。前面说过,砖厂其实在坡塘生产队的范围内,所以,坡塘生产队的某个小组,有时开工时也会经过砖厂,或者就在砖厂周围劳动,如除草之类。那些来自异队的人,全部会落入砖厂知青们的视野之内,如果其中有一两位女知青,她们肯定是视野的焦点。不过,这种机会并不太多,而且,真的有这一情景,那一两位女知青也会草帽遮颜,让你只能看到身段而看不到容貌 ,不然的话,她们不知怎样挥动锄头,怎样度过一个半天。

   晚上要开会,是最令人讨厌的事,然而,砖厂的男知青们最盼望的,就是能到坡塘生产队开大会,这样,他们也可以感受一下坡塘女知青晚间的倩影。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除非有很重要的文件要传达。1971年10月的某一个夜晚,突然接到通知,晚上到坡塘生产队开大会。砖厂的男知青们可高兴了,早早吃完饭,便到井边冲凉,每人冲凉的时间似乎都长了些。7点钟左右,他们便出发,一路上有说有笑 。阿生对阿行说:“刚才冲凉用了半块香皂,是吗?”阿行回击道:“那象你,还洒了半瓶花露水!”阿文说:“不知我今晚第一个会见到谁?”阿兴说:“不知安排我们坐在哪一行。别象上次那样,坐在最后,什么也看不见!”阿德暗自嘀咕:“不知又有什么最高指示……”当他们走到生产队,走近会场时,觉得气氛不对,平时开会都在操场上,喧声四起,但这天晚上,全队两三百职工挤在拖拉机队的一间车库内,两盏汽灯发出惨白的光,四周有荷枪的民兵把守,会场中绝少声响。“莫非开批斗会?斗谁?……”阿兴疑惑地暗道,心里一惊,偷窥姑娘的“既定方针”已遭到干扰。坐下不久,指导员即宣布开会期间的多项“不准”,包括不准中途离场,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作记录,会后不准议论等。这多项“不准”,使得那些乘兴而来的砖厂知青们眼前一黑,已分不出谁老谁少谁男谁女。到了7点半,指导员开始传达文件。原来,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我们的副统帅、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昨天还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于9月13日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之后,阿兴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处于浑乱状态,不明白两耳听到的一切,此时,国家兴亡已大于儿女私情,林副主席那瘦削的脸面,已完全代替了姑娘们诱人的眉眼了……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大概会有这样的断言:如果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没有异性的环境之中,心理肯定不会很健康的。正如那砖厂的知青们,尤其是后来留守的8人,无法排解心中的郁闷,更不知要在那样的环境中呆多久,不出现病态的心理才怪。有位叫阿和的知青,渐渐有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如说些不知是什么意思的话,晚上经常夜游外出等。有一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小狗,大家以为他拿来玩、拿来养的,谁知,某天夜里,他把小狗杀了。杀狗时把自己的手也割伤,狗血人血流在一起,然后,他把小狗煮了吃,不用油,不用盐……如果那天夜里他杀的不是狗而是人,那多可怕!另一位叫阿源的知青,本身有比较严重的皮肤病,繁重的劳动,满身的大汗,使得他的皮肤病更加严重,加上精神抑郁,最后,导致精神病,又哭又闹,只得把他送去精神病院。阿兴他们想,如果再这样下去,莫非我们也疯了不成?

   幸亏,到了1972年的10月,农场领导觉得,那砖厂维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了,于是决定解散,阿兴、阿生、阿德、阿文、阿行等五人,不必回原生产队,就近并入坡塘生产队。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融入那个集体,而事实上,这么一改变,也使得他们的人生道路出现了另一番的景象,这是下文要继续叙述的。

                        (四)

     在叙述他们如鱼得水般融入坡塘知青这个集体之前,还得要先叙述阿兴和阿德两人的故事。 在前面的章节中,没有发现作者对文中的五位似乎是主人公的人物作一些必要的外貌描写,莫非作者不善描写,又或者忘记了描写?其实,作者认为时机未到,他是有一步步计划的。

   先说阿兴,用“文弱书生”可以一言以蔽之。身材瘦削,个头不高,脑袋不大,双眼无神,初三时起即要靠眼镜助视;很难想象他小学、初中时还是“体育界人士”,加入过广州越秀泳场游泳训练班和越秀山体校儿童及少年足球队,如若你不信,他会指着自己的鼻子向你解释:“我原来的鼻子是扁平的,有一次和别人争头球,对方的后脑勺把我的鼻子撞得出血并肿起,后来鼻梁骨就隆起了。”他的解释不知你信不信,如果是真的,那倒有益于他,可以省去一笔隆鼻的费用,尽管比隆胸可能会便宜些。他的嘴巴长得还算过得去,牙齿勉强算整齐。这么一个人,放在街上毫不起眼。以他的身形气质看,最多合适当一位小学教师,或者机关小职员,又或者书店售货员之类。但是,谁想到,如今,他却当上一位扛锄头、扁担的农工,继而当上了挑泥打砖的工人,这实在不是他的强项,有点委屈他了。

  说委屈他,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似乎还有一点点才能,在读书期间,他就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包括中国的与外国的,初中时,已勉强能品赏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伏尼契的《牛虻》等小说的味道。在父亲等人的熏陶下,他喜欢上了诗歌,包括新体诗和旧体诗。一般人都只满足于诵读,而他却尝试着写作,尤其那些旧体诗词。到了雷州以后,他真的写了起来,并大言不惭地注明是“五律”“七绝”“水调歌头”等,数量多了,还编辑成《水沫集》,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幸亏他身边并无“大方之家”,没有人笑话他的无知与浅薄。不过,平心而论,在那个年代,能写点旧体诗词,并能写到他那个水平的,整个雷州半岛,应该没有太多的人吧。

   除了爱好文学,他也喜欢音乐。在读初中时,即与几位同样爱好音乐唱歌的同学结为知己,不时去听唱片和一些廉价的音乐会,如岭南轻音乐团、广州乐团等。后来,他从大哥那里知道了二胡的基本技巧,于是,花了32元买了一把蝠鼠头的高胡,每天抽时间学习。不久,他居然可以把《平湖秋月》《蕉石鸣琴》《走马》《步步高》等曲子拉得较为动听,甚至还想尝试《鱼游春水》《鸟投林》等。在1967年春季,在无书可读又“不准革命”的时候,他和从小学开始同学的好友阿潜商量:“不能这样浪费时间,得学点什么。”“但是学点什么好呢?”一次,他们无意中碰到了一位小学时的姓杨的女同学,在她家里听她拉小提琴。那美妙的小提琴声使他们陶醉,于是,他们选择了学习拉小提琴。他们每人花了20元买了一把,之后,昌兴街阿潜家的客厅便成了他们学琴的场所。后来,阿潜的二哥、市二中高三学生阿恒,阿潜的妹妹、市二中初二学生阿萍及其同学阿衡,还有社会青年阿勋等,都加入了这个音乐沙龙,他们这班年轻人,明目张胆地以贝多芬、莫扎特、海顿、克莱斯勒等的曲子与“横扫封资修”的红卫兵对着干。十分奇怪的是,他们每天晚上都在拉,拉了一年多,却没有哪位街坊去举报,答案可能只有两个,一是街坊们并不知道他们拉些什么;二是即使知道,也不想去举报,因为他们的并不太悦耳的音乐,总比“语录歌”好听得多!渐渐,他们能勉强可以对付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舒伯特、海顿、德里戈的《小夜曲》,马思涅的《沉思》,以及《新疆之春》《新春乐》等曲子。除了学习小提琴,他们还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世界名著,如雨果的《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阅后互相展开讨论。正当他们准备尝试马思聪的《思乡曲》、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甚至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中并不算太复杂的乐段时,“上山下乡”运动到来了,他们无一例外要被赶出城市,对缪斯女神的追求被迫中止,那小小的文艺沙龙也被迫解散。本来,阿潜如果开始就决定下乡,阿兴会和他们兄弟走到一起,那么他未来的历史必定改写;但是,阿潜誓与广州共存亡,家庭处境更糟糕、无法赖着不走的阿兴只得先与另外的同学远赴雷州。在他们即将分手的那个秋夜,在广州的珠江河畔,他们在默默地漫步。突然,阿潜动情地搂着阿兴,说:“你不要走,你不能走!”阿兴无奈地说:“都到了这个地步,能不走吗?”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还不知道这种别离的代价,还以为是短暂的分手。就这样,一对好朋友、音乐文学上的伴侣,在那个萧瑟的秋夜中决定了两人未来的人生之路。当然,阿兴到了雷州不到一个月,即得知阿潜他们抵挡不了“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起到了一个邻近香港的县份,在一个农村公社落户的消息,而阿兴则觉得后悔莫及。

   到了雷州后不久,潮湿的气候使得“蝠鼠头”很快散了架,剩下那把小提琴,便成了阿兴休憩抒情的唯一乐器,同时,也是为队中知青晚间催眠入睡的工具。每当夜阑人静之时,阿兴便在知青们住的茅房内或外,独自拉响那小提琴,繁重的劳动是对手指及手臂的最大摧残,此时的阿兴,已没有能力对付莫扎特、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了,他更多的是拉一些简易的、知青们也听得懂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三套车》《小路》《深深的海洋》《梭罗河》《鸽子》《西波涅》《在银色的月光下》《美丽的姑娘》《玛依拉》等,有时才会拉拉舒伯特的《小夜曲》,以及马斯聪的《思乡曲》、陈钢、何占豪的《梁祝》的难度不算大的乐段。整个生产队,没有谁曾对他夜晚发出的响声提出过批评和抗议,包括干部和老工人,这是他至今仍感到不解的一件事。到了砖厂以后,那把小提琴依然发挥着它的同样的作用。黑夜来临,只有星光闪耀,以及松风伴奏,柔弱的小提琴声会回荡在山林之中;尤其月明之夜,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或《月园曲》,正好可以寄托思乡之情。雾气较大的夜晚,砖厂的伙房可以供他使用,他可以独自在里面继续拉奏。很可惜的是,阿兴并不知道要有所长进,也没有能力将技艺提高,他毕竟只学到一点皮毛而已;他更不可能知道,与他同时,另一位广州音专附中的学生,也被迫奔赴海南岛的五指山。他同样带着一把小提琴,去到那个从未见过和听过小提琴的地方。与阿兴不同是,阿兴在砖厂的茅屋前或伙房内胡乱拉奏的时候,那位青年在海南热带山野中获得了灵感,创作了一首《黎家代表上北京》的小提琴曲,于是风靡全国。当然,这位青年有着比阿兴优越的先天条件,他7岁时即随父亲、小提琴家何东安学习小提琴,10岁时得到马思聪的提点,后考入广州音专附中,师从叶雪庆教授,已获得“岭南音乐神童”的美誉。这样的人才,是不容易被埋没的。他,就是现在享誉世界的小提琴演奏家何东。这些,都是阿兴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如果阿兴能够努力些,创作出一首《挑担红砖上北京》之类的曲子,或许也可以成名。哎,当时的他,也实在不够长进了。

   阿兴还有一点特别之处,似还须提及。在初高中的五六年中,阿兴不幸被分在俄语班,学了五六年极艰难的俄语,尽管这种语言被普希金、屠格涅夫等无限热爱和歌颂。想不到,苏联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中苏关系破裂,变成了仇敌,于是,俄语便成了废物。到农场后,头脑中已剩不下几个俄语字母的阿兴,感到空虚寂寞,又害怕蹉跎岁月,于是,想学点什么。某天,他们在宿舍前煮食,阿兴负责生火,却无引火之物。另一知青抛过来一册书,说:“用这个点火吧,没有用的。”阿兴接过来一看,是一册初二的英语课本。阿兴划着火柴,准备点燃那课本。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是孔夫子在流泪,还是伏尔泰在叹息?是陶行知在怒视,还是高尔基在责骂?……总之,他觉得把这一册书烧了,是一种罪过,是一种难以挽回的损失。于是,他改用其他的废纸引火,而把那册英语课本保存了下来。之后,阿兴觉得,学点英语不也很好吗?同学也可充当教师,尽管他们只有初二的水平。于是,阿兴在劳动时头脑就不会尽想入非非,可以记一些必要的语法;休息时也不必打瞌睡,而可以口中念念有词;晚上,可以少些侃大山和偷鸡摸狗,而可以在灯下默写单词。当他可以阅读一两页长的英语文章时,他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同伴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在“知识无用”的年代,不知他何以自找苦吃。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色彩增添了浓重的一笔,他不再感到无聊,他有了一种朦胧的追求。他从生产队学起,学到了砖厂,尽管他并不知道读得对不对,尤其还不知道学了会有什么用。

   综上所述,阿兴与众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别人不会写诗他常写,二是别人不会拉小提琴他会拉,三是别人不会再学点什么他在学英语。而他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被砖厂里的一位知青看在眼里。

                        (五)

   在1970年10月一个秋露浓重的夜晚,阿兴又独自伙房里拉琴,当然是胡乱地拉,但对于不大懂小提琴或音乐的人来说,似乎已达到了高深莫测的地步。伙房内只有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使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位青年,已经倚在门边,听了多时。他感到累,垂下提琴,揉揉有点酸软的臂膀。这时,他终于看到了门边的阿德。

   “你站在这里很久吗?”他问。

   “有半个钟头了。”阿德怯怯地答。

   “半个钟头?”阿兴感到意外,“好听吗?”

   “很好听。”

   “我随便拉的,可以叫做即兴曲。”

   “似乎象一首乐曲。”

   “你也喜欢音乐吗?”

   “喜欢,不过我不会。”停停,他又问,“小提琴难拉吗?”

   “比较难,不过,拉到我这个水平也不算难。”

    这时,阿德已经站到了煤油灯前,微弱的灯光可以照出他的整个轮廓。在来砖厂之前,阿兴并不认识这位初三级的同学,只是到了砖厂后,他们才有了接触。阿德身材比阿兴高些,也英俊得多,皮肤白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鼻子高而直,嘴唇较厚,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则是富于性感;平时他说话不多,粗言秽语极少,反映出他的家教比较好;特长还不够明显,但玩纸牌“打百分”是高手。

    “你玩过什么乐器吗?”阿兴又问。

   “没有,只是吹过口琴。”

   “会看简谱吗?”

    “会一点。”

    显然,阿兴感到他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已经二十岁的人再学拉小提琴,应该太晚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阿兴很明显要转换话题。

    “有父母和一个弟弟。”

    “都在广州?”

    “在云浮……他们都被遣返回乡了。”说到这里,阿德面露黯然的神色。

    “遣返回乡?”阿兴惊叫起来,因为,他很感慨,阿德平时表现出很坦然,很乐观,原来他内心埋藏着如此巨大的痛苦。他也庆幸自己的父母,虽遭逢劫难,仍能生活在广州,他很难想象,父母被遣返回乡,会有怎样的结局,而自己又会怎样的伤心!此时的阿兴,对眼前这位青年人,产生了强烈的怜悯,白居易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下子浮现于眼前。他知道,此刻,这位青年多么需要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寄托,不然的话,他可能会出现消极和颓废,甚至很可能走向精神崩溃。再多的安慰已没有多大的作用,就让音乐去医治他那颗受伤的心吧。

    “你想学拉小提琴吗?如果想学,我教你。”阿兴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

    “想学,但不知能不能学会……”阿德的声音中交杂着矛盾。

    “如果不怕吃苦,就能学会!”阿兴鼓励地说。

    “我学!”阿德勇敢地抬起头。

     就这样,在那个有露的秋夜,决定了那位青年人未来的路向。次日,阿兴开始教阿德学拉小提琴。没有教材,阿兴自己编写,当然只能是简谱的,从音阶拉起,到简单的曲子。阿德学习很勤奋,他不仅晚上练习,后来中午也不睡午觉,找一处远离宿舍的、能遮挡烈日的防风林,在里面练习。由于有了一项自己喜爱的学业,阿德每天工作更努力,从不叫苦叫累,尽管他晚上睡得少,中午不休息,但他每天都乐观爽朗。这就是精神的激励!是艺术的魅力!而阿兴,由于收了一位弟子,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同样是视艰苦为无形。

   就在他们的教与学正在顺利进行之时,当年12月,砖厂领导收到一纸命令,农场因须把阿兴原来的生产队那水库扩建,要调砖厂多人去当安全检查员等。因要住到水库工地上,为保证阿德能继续学琴,阿兴主动要求去,而让阿德留守砖厂,小提琴则留与他用。那水库修建了4个月才完工,到了1971年3月,阿兴他们回到砖厂,本可以继续进行教育学,不料,这时,农场又要调阿兴到文艺宣传队,幸而此时,阿德已趁探亲之机从广州买回一把小提琴,自己也可以练习了。阿兴去宣传队又去了3个月,直到5月底才回到砖厂。在宣传队期间,阿兴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那年的4月份,他的父母也遭到了劫难,也被遣返回乡!这样,他和阿德的关系又更进一步,成了真正的同病相怜。

     1971年6月之后,他们的教与学才真正进入了一个稳定的新的阶段,而在此之前,阿德经过半年的苦练,已初见成效,所拉出来的琴音已不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而是有点悦耳了。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准时到伙房,点亮小油灯,灯前放着一本阿兴自编的乐谱。由于有了两把琴,阿兴可以陪着阿德拉,这样,使得阿德更能找到感觉,错误之处更加减少。渐渐,他们可以增加一些花样,如一人拉高音,一人拉低音,再作轮换,记得拉过的曲子有《灯光》《牧羊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夏夜园舞曲》等;后来,当阿德的水平再提高一步,他们可以二部合奏,如《深深的海洋》《山楂树》《在银色的月光下》《含苞欲放的花》等。当时由于没有歌书,那些歌曲都是阿兴凭记忆写出,所谓第二部往往也是阿兴自编的。但《含苞欲放的花》,因他在广州读书时唱过二部,记忆犹新,因而两人拉起来,显得十分和谐动听,是每晚的压轴一曲。

   在学拉小提琴和学音乐方面,阿兴是阿德的老师;阿德在学校时学的是英语,对于阿兴来说,阿德又成了难得的英语教师,使得阿兴的英语水平无形中也有了较快的提高。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当时的标准,象他们那样的人,很难说属于”朱”,他们出身不好,又不学习马列,不认真学习毛著,不自觉“斗私批修”,应该属于“墨”吧。由于他们都是“墨”,又走在一起,使得彼此变得更加“黑”了。不过,正是由于这个“黑”,使得他们有了一种高雅追求,有了一种精神寄托,不至蹉跎岁月,更不至落得阿和与阿源精神崩溃的结局。在此期间,阿兴亦写过一些诗词记叙他们的友谊,如一首《清平乐“相逢恨晚,夜夜挑灯盏。抱负惜君犹未展,行事忠肝赤胆。    此庐莫叹飘摇,人生前路多娇。最喜英雄志士,也曾百炼千烧。”又如一首七律“人生何处不相识?异路同心结伴游。弦管迎来千日夜,歌诗送别两春秋。谁怜才气洒黄土?我绘蓝图耀九州。唯望情谊如铁石,扶携破浪驾轻舟。”

   就这样,他们带着两把小提琴,和阿生、阿文、阿行等来到了坡塘生产队,来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天地。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六)

  坡塘生产队是那一区中最大一个队,由于就在它附近生活了两年多时间,他们对坡塘生产队并不陌生,但真正把行囊搬到队中的男知青宿舍时,还是有点新鲜的感觉。队中的知青,主要来自广州,也有几位来自台山,共计有近二十名;此外,还有几位潮汕籍的转业军人,因尚是单身,也住在男知青宿舍里。原来的主人对他们五位的到来表现出友善和热情,尤其是广州知青,毕竟大家同声同气,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他们很快就在那间大知青宿舍里,或上床或下床占了一席之位,开始了他们另一段的生活。

   同时,他们也被分配到各个生产班组,开始了另一种的劳动。由于他们初到农场时也在生产队中干过近两年,生产队的活并不陌生。割胶这种带有技术性的活儿,多是女知青所能为,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做的;他们所能做的,则是除草,浇水,施肥,赶牛车运输,种收花生、番薯、木薯,割运香茅、还有种菜、放牛、喂猪、煮饭等;这是知青们谁也可以做的工作,但也是知青们谁也不易做好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符合世界劳工的标准;但是,生产队经常会有加班加点,当时称为“大会战”。我了解过海南知青的劳动生活,海南知青对农场劳动生活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会战”。他们的“大会战”是在原始山林上开荒种橡胶建胶园,是最苦最累的活,而雷州半岛农场的“大会战”,则是小巫见大巫,多是长时间集中挑水抗旱,抢种抢收,或利用中午时分全队职工出动除草,凭借头顶恶毒的太阳把“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晒死。即使是“小巫”,但那在烈日之下从早干到晚的劳动,绝不是容易熬的!

    我又一次要反思自己了。我这个人写作的毛病老改不了,原来不是说好这篇文章主要是写“风花雪月”的吗?怎么写着写着,一点“风花雪月”的影儿也没有?!哎,好吧,阿兴阿德的友谊不写了,劳动“大会战”也不写了,还是快点进入正题吧。

    阿兴分到队中的某一个班组。每个班组大概有十多二十位职工吧,当然有男有女,有老工人有知青,而知青中,当然有男的,也有女的,这是和砖厂最大的区别吧。阿兴是一个并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不会知道,那位姓吴的指导员或姓李的队长随意的分配,会对他的命运带来什么影响。他只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一个不错的班组里,那女班长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其他的老工人也不错,而知青,他现在已记不得都有哪几位,因为他只记得一位,而把其他的忽略了。

    读者大概应该猜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一个男人堆里生活了两年多的阿兴,尽管有着高雅的兴趣和追求,但也不可能达到心如静水般的境界,一但变换了环境,他的心也会变野的。同组有一位女知青,叫小红,是队中出众的姑娘。阿兴在劳动了多天之后,方知道她还是个“单身女子”,这让阿兴感到有点惊讶。在阿兴迁到坡塘生产队时,队中已有多位女知青名花有主,羡煞旁人,小红姑娘何以守身如玉?再微微观察小红其人,只见她有一副健康丰满的身段,肤色微黑,脸庞圆而可爱,双目明亮,有时又略带点忧郁,鼻子小巧,双唇与牙齿都长得可人,笑的时候双颊微露梨窝。她的声音细嫩甜美,性情似乎很乐观。同组中有一位这样的好姑娘,阿兴觉得自己算是分配得不错了。又过了些日子,阿兴从其他知青口中得知,原来小红是初三级学生,而其他男知青多是初一初二生,是她的小弟弟,于是,小红只能“待字闺中”;另一个原因,小红一脸正气,凛然不可侵犯,绝少轻言感情之事,一般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如果说阿兴一到队里即对小红一见钟情,那也不符合事实,大概什么事都有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用哲学原理分析,事物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男女感情的事,就更是如此了。在开始的阶段,阿兴由于没有多少别的劳动技能,他只能每天和那些女工干一样的活。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和小红有较多一起劳动的机会。劳动是艰苦的,但有时也可以边劳动边谈话。妇女们谈话的主题,离不开家庭、老公、孩子,以及队中的是是非非,可见小红原来是多么的寂寞和无聊,如果干活时只有她一位知青的话。如今阿兴来了,妇女们的话题也扩大了些,有时便集中到阿兴的身上。“阿兴,你原来是哪个队的?”“家里有些什么人?”“有没有女朋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我家乡有个亲妹不错的呀!”……对那些妇女的“围攻”,阿兴泰然自若,侃侃作答,不知会不会给一旁只微笑而不参与的小红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而在开始的阶段,阿兴和小红的直接的对话,是不多的,或者说只是礼节性的。

   这天,干的活是除草,除橡胶树周围的草。这是一种经常要干的活,往往一干就是多天,劳动强度虽然不大,但一天到晚挥动锄头铲那些顽固的杂草,也是很无聊很累的。阿兴锄得很慢,又觉得烦厌,不时停下来卷一根纸烟,美美地吸上几口,解解乏。这时,他听到旁边那一行的铲草声渐近,她回过头看,是小红。只见她脸色微红,额上滲着汗珠,贴身的衣衫已有几处汗湿,似有点疲倦,但也显出一种健康的美态。不久,她与阿兴并排了。两排橡胶树之间大约相隔两三米,如果并排,还可以一边劳动一边谈话呢。阿兴和小红正是获得了这样一种机遇。

   “很累吗?”小红问,似乎很随意,礼节性的。

   “不累……你呢?”阿兴觉得不应在小红面前表现出懦弱,同时又要有点君子风度。

   “当然累,不过没有办法。”这是诚实的话,不似阿兴的虚伪。

   “……”阿兴无语,因为这活儿也不能代替的。

   “来到我们队习惯吗?”小红又问。

   “习惯,习惯,很好,很好!”平时口齿伶俐的阿兴,此刻有点词语贫乏。

   两人又沉默地前进了几米,阿兴有意识地跟上她的进度。

   “你们拉的小提琴很好听。”大概觉得沉默有点尴尬,小红又主动说话。

   “是吗?你也喜欢听?”阿兴听到这赞美,忽然有点飘飘然了。

   “喜欢听。你们拉的许多歌,我都会唱。”小红面露喜色。

  “是吗?都有哪些?”阿兴显得兴奋了,因为这是他的强项,不会无话可说。

    这里真还要补叙一些事。自从阿兴和阿德来到坡塘队后,生活规律一下子被打乱了,大宿舍是个乱糟糟的环境,根本无法拉琴,知青宿舍周围又都是老工人的住宅区,也不是拉琴的地方,多天之后,经他们的努力,才借到一间工具房,离宿舍不远,又不受干扰。于是,他们改造了一下,弄出一处地方可以放置油灯和乐谱,又开始了他们的教与学,以及双琴合奏。可以想象,当那两把小提琴在这个村落首次奏响之时,会产生怎样的反应?那《在银色的月光下》的悠扬、《山楂树》的婉转、《三套车》的哀怨、《含苞欲放的花》的热烈,是如何撞击着不远处的少女们的心!而工具房附近就有一间小便所,在琴声响起的那几个晚上,少女们上厕所的次数大概也会多些吧。经小红这么一说,阿兴才意识到那琴声的效应来。

   接着下去,他们谈起小提琴,谈起音乐,谈起学生时代的趣事,谈起农场生活的悲欢……居然有不少共通的话题!他们边除草边谈话,齐头并进,差一点儿没有听到班长喊收工……

   下午,阿兴继续上工,然而,当他到达工地时,小红已早他到达,而她左右两行胶树,分别被两位妇女占有。阿兴只得另起一行。可怜的是,整整一个下午,他无法和小红靠近;微观小红,也似乎脸带无奈。这时,阿兴才意识到,开工时如果两人排列在一起,那么整个半天他们都会在一起,当然前提条件是大家铲草的进度一致;难怪那两位特别多嘴的妇女,总能并在一起絮絮不休。这简单的道理,以前他并不在意!是夜,阿兴在拉琴之时,似乎注入了某种说不清的情感,起码他觉得,小红会侧身坐在宿舍的窗边,正细心聆听着优美的琴声。睡觉时,阿兴想到,如果明天除草时,再阴差阳错,天各一方,那实在太难过了,他必须要造成一种两人一起到达橡胶园,又很自然排列在一起的局面。

   次日早晨,阿兴不似过去那样尽量拖到最后一刻才姗姗而出门,而是一早准备好衣服、草帽和锄头,然后斜倚窗户,似不经意地观察着从女知青宿舍门口通往工地的道路。当他一见到小红出现,他马上扛起锄头也出门。于是,走到晒场角,他已经赶上了小红,表现出很自然的样子。而小红也欣然接受这种“巧遇”,与他并肩朝着工地走去。他们一起到了橡胶园,也顺理成章地排在一起。于是,那个上午,他们都可以共同进退,边铲草边谈话,时间过得特快!有了这个经验,阿兴变成了一个很准时的人,他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在合适的地方,而小红也似乎适应了这种“巧遇”,在除草的多天之中,她看上去人也精神了许多。

                          下一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