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那位小朋友

 

                陈贤庆

 

晚饭后,照例拿起晚报,忽见一篇文章,配上一幅旧照片。文章和照片反映的是1966818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上,14岁的作者受到领袖的接见并与之讲了话。文章和照片告诉人们的信息是:当年,我们多么幸福,直到40年后的今天,仍难以忘怀。看罢此文此照,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我一时默然……

就在我沉思之际,忽然电话铃响,拿起话筒一听,原来是一位旧日同学从香港打来的。自1968年后,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过对方的声音,如今忽然联系上,大家都有说不尽的话。

他是我中学的同学,姓卫,但他比我低三届,1966年时,还只是初二级学生,和上述那文章的作者一样,也只有14岁。我和他不是同班同学,何以认识并有联系?1967年春夏,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武斗”阶段,我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已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只能在家“触及灵魂”,接受思想改造。趁着“造反派”们互相高喊“捍卫……”而去浴血奋战,无暇顾及我这类小人物时,我和同学阿潜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躲在刘家的小厅自学,接受“封资修”文化的洗礼。后来,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加进了几位逍遥于革命之外的、也喜爱音乐与文学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卫同学。由于卫同学年纪小,个子也小,我们叫他“小神仙”,再简称“小神”。

我知道,小神的祖父,是位名人,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土木工程,回国后,参与了许多著名建筑的设计,据说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担任监工的。抗日战争时,日本人强迫他出任伪职,结果他祖父宁死不屈,以自杀而明志。解放后,小神一家生活困难,他祖母居然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而周总理居然也指示广东省人民政府给他们每月补贴80元! 小神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文革前已经病逝,但他留下了一把很好的小提琴,似乎出自意大利某制琴师之手。小神用那把琴,也经过一定的训练,能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他也正是夹着那把琴,作为见面礼,踏进我们那文艺沙龙的。

   一天晚上,我们捧着那把好琴,登上了中山五路新华电影院旁边的一道陈旧的楼梯,敲响了一扇黑暗的木门,进入了一位小提琴教师区老师的家。区老师知道小神的父亲,他将琴作了一番鉴赏并试音,连声说:“好琴,好琴!”随后,他让他的大女儿用那琴演奏,小女儿钢琴伴奏。大女儿演奏的乐曲,是萨勒沙蒂的《流浪者之歌》。那是一首荡人心魄、催人泪下的乐曲,那抑扬顿错的优美感人的旋律,沿着那琴的四根金属弦流出,回荡在那几乎是密封的小房间。那一夜,那乐曲,那情景,令我们终生难忘……

   “在我上山下乡之前,你忽然不见了,后来我从阿潜那里知道你的情况,但还不是很详细,你能否……”不知是否积习的缘故,我总爱探听别人的私隐,于是,有这样一问。

   “三十八年前的事了,刻骨铭心……你如果想听,当然可以详细告诉你。”

   “谢谢!”我的确很感激,并静心聆听。

   “我祖母和父亲都在五十年代去世,文革前,家中就只有母亲、哥哥和我。我家你也知道,在中山五路小马站,母亲是中山五路小学的一位教师。而我也是在那里读的小学。文革前,哥哥到肇庆一家工厂工作,他患有精神病,时好时坏。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已经停课,母亲她们常受到批判,但还有行动自由。1968年9月,母亲和自己学校以及附近几所学校的一些‘有问题’的老师,集中起来办学习班,不能回家。他们住在中山五路小学,每天排队 到朝天路小学办班,有时,我就在路边等候,等候他们经过,为的是能看到母亲一眼。

  “那时,我对母亲的处境还不致很担忧,因为文革中被集中办‘学习班’的人太多了,我认为母亲不久就可以回家的。有一天,不知你是否记得,大家还在我的住所聚餐,刚好那天母亲被允许回家两个小时,她看到我们‘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又生气又无奈,只是连连叹息。 最后,她摸摸我的头,眼含泪水又离开家门。”

   这事,我还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小神的母亲。那是一位矮矮胖胖的面露慈祥的妇人,可能睡眠不足,眼圈微黑。对于运动的残酷性,我们的确预计不到, 所以才会出现在小神家里聚餐这样不知忧愁不识大体的事。我自己何尝不是一样?父母亲在受难,而我自己还天天晚上跑到刘家学拉小提琴,并不懂得留在家里多些陪伴他们!

  “9月下旬的某一天,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上门抄家,把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我问他们,我母亲怎么啦,他们说,你母亲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已经被揪出来了。我那时年纪小,还不是很了解‘国民党特务’是个什么概念,但我相信母亲是个好人,是个好教师。

   “就这样,母亲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关在学校的一处楼梯底的一个小间里。我更成了一个没人关爱的孩子,饥一餐饱一顿,过着近似流浪乞讨的生活。过了几天, 是国庆节的前两天,在那天半夜,母亲学校有几个人找上门来, 把我叫醒,什么也没说,又把屋子搜了一遍,后来,进来一位军人,对我说:‘你母亲死不认罪,昨晚自绝于人民。’当时,我可能年纪太小, 开始还不知道‘自绝于人民’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了,竟然不知道哭,整个人象麻木了,不知所措。那人又说:‘你跟我们去一趟吧。’于是,我跟着他们去到位于惠福路的省人民医院的门诊部。我说:‘我要见见母亲。’他们说:‘她已在太平间,门已关住,看不见。’我问:‘那么,你们叫我来干什么?’他们说:‘需要你签个字。’于是,他们拿出一张纸,叫我签字。我想看清楚那是一张什么纸,写着什么内容,但是, 周围环境昏暗,他们也不想让我看清楚,就催着我签字。我签了字后,问:‘那我母亲怎么办?’他们说:‘你签了字,就是说你妈的遗体转交给你了,你妈的后事就由你来处理了。’我说:‘我一个小孩,家里又没有钱,我怎么处理?’他们说:‘你 自己想办法……或者,找亲戚帮忙吧。’

“就这样,我在黎明时分回到住所,在房间里坐卧不安,不知所措。真的,我一个小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更没有任何经验,如何去处理母亲的身后事?一天以后, 我唯有到阿潜家,把母亲的事跟他们说了,阿潜和你们知道了我的事,大家捐了一点钱,才将母亲的遗体火化了。这事,你或许还有些印象吧。”

小神叙述得很平静,但是,我心潮汹涌,不禁想起了当年那情景。当我们知道他母亲的情况,都很悲痛,尤其得知他母亲的遗体未能火化,阿潜说:“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大家想尽办法,凑一些钱吧。”阿潜的母亲也是小学教师,她更是深感同情,说:“一定要帮,一定要帮!”于是,我们沙龙里的朋友们,凑了钱,委托阿潜 和小婉姑娘去殡仪馆帮助小神处理母亲后事。阿潜回家后,叹息悲哀良久,喃喃了多遍:“那尸体,没有保护,没有化妆,很可怕,很可怜……我们没敢让他走近看,只是在远处,让他看了一眼……”

“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小神继续说,“当时,由于母亲是现行反革命,又是什么美蒋特务,殡仪馆不准保留骨灰,而我不敢亦不能把骨灰带回家。于是,母亲的尸骨无存,大概让殡仪馆的人拿去肥田了。

“三天后,学校通知我回去取回母亲的遗物。 我去到那所学校,经过操场时,我看到附近几所学校被揪出来的二十多位‘牛鬼蛇神’都集中在那里,跪在操场那水泥地板上。我想,母亲如果不死,也要受这样的折磨,她那么肥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我来到那黑暗的楼梯底,还看到应该是 他们给母亲戴的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五个黑色的大字。母亲所谓的遗物,无非是一张草席子,和几件旧衣服。我看到母亲被关押的地方,想象着母亲是怎么自杀的。附近有两位女老师,她们在互相说话,似乎是有意告诉我的。她们说,母亲是在半夜里,用一根书包的带子,挂着墙上的一口大钉,就这样吊死了。我母亲很疼爱我,她不可能不想到,自己离去了,两个儿子将怎样生存。她一定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才不得以选择了这种方式了结自己。

“我用草席把母亲的遗物卷起,夹在腋下拿回家。途中,那些物件多次掉下地,一些好心的老人还帮我捡起来。回家以后,我把母亲的衣服拿去变卖,卖得三十多块钱。于是,我坐船到肇庆,到我哥哥那里去。我把母亲的事告诉工厂的领导,问他们,是由我还是由他们把消息告诉哥哥。工厂的领导说,要由他们调查清楚,再由他们告诉哥哥。于是,工厂派人到广州作调查,而我只得对哥哥说,学校不上课,来肇庆玩玩。每天,在哥哥面前,我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派去调查的人,不知怎么搞的,一个月后才回来,于是,他们把母亲的事通知我哥哥,哥哥那时候精神还正常,当时就抱着我痛哭,而我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哭。我们两兄弟,可以说哭了几天几夜。

“不知什么原因,学校竟然知道我到了肇庆,写信到工厂催我回去上山下乡。当我再回到广州,回到学校时,发现大部分同学都走了,有的到了三水,有的到了雷州半岛。我如同一个孤儿,如果不上山下乡,也无法生存下去。刚好,学校有二十多个到东莞农村的名额,于是,我也报了名,在19691月间,我被注销了广州市户口,落户到了东莞的塘 头下公社的一个落后的生产队,成了一名靠劳动赚取工分养活自己的社员。

“你可以想象,象我这样的个头,这样的身材,我能在那农村干些什么农活?最多是放放牛而已。但是,我必须在那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而且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广州的户口已经注销,住房也已经被他人占有;肇庆的哥哥得知母亲去世后,精神病更加严重,经常要被送到精神病院去。70年代初,他也死去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 有一次,阿潜到东莞来看望我,刚好我因劳累过度伤了腰,我感到绝望,而阿潜也很为我的未来担忧。

1972年后,我得知阿潜他们去了香港。我意识到,我也只能走那样的路,才能见生天。于是,我每天都自觉地锻炼身体,尤其是提高游泳的技能。终于,经过四次的偷渡,终于在1974年,我历尽艰辛 也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我找到阿潜,有了落脚的地方,得到朋友的照应。阿潜介绍我到工厂打工,我有了微薄的收入。两个月后,阿潜兄弟要移民美国,我便和他们分开。其后,我做过许多工种,但由于文化低,只能做些下层的工作,而且,也只能单身过日子。不过,毕竟,我已来到了另一个天地,一个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过上较好日子的天地。 80年代以后,我将所有赚来的钱,都用在精神享受方面,买音响, 买摄影器材,买电脑,到中国以及世界各地旅游。只要赚够了一定的钱,我就带上照相机,背着背囊出发,九寨沟刚开发,我就到了那里,拍摄到一批最原始的照片;我到过日韩美洲, 尤其是到过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在那里游历和搞摄影。

“八十年代,母亲的学校通知我回去,说学校为母亲平反。我到了母亲的学校,也是我的母校,学校给了我一张母亲平反的证明书,以及大概作为精神损失费的500元人民币。 拿着那证明书和钱,我举头望青天,心想,母亲那在天之灵,不知能否安息。

“九十年代,我曾到了加拿大,在那枫叶之国住了几年。那异国他乡毕竟比不上香港方便亲切,所以,后来,我又回到香港居住。近年来,我人已老。两条腿也有病痛,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现在就住在政府提供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公屋,靠二三千元的综援金生活。目前, 两餐还不成问题,只是,精神上比较孤独,经常想起旧日的朋友,总想和他们谈谈话……”

小神的叙述很平静,就象叙述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是,我觉得自己早已热泪盈眶。我问:“你父亲那把小提琴还在吗?”

“还在呀,”他说,“我原来放在广州一位朋友处。内地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还不敢回去,是托香港的朋友到广州取回的。亲人的遗物,就只有这一件。”

 

和小神通完电话,我有一种恍恍惚惚的感觉。我努力想象着,过去那位小朋友,如何变成了一位双腿有疾不良于行、现住在香港闹市中一间小房里的孤寡老人……我这时才发现,那张晚报仍然拽在手中,那张照片仍然清晰入目。是啊,那作者当年感到很幸福,现在仍感到幸福,他也希望把这幸福感染给他人……我觉得,幸福是每个人的感受,但是,有时你的幸福,恰好是别人的痛苦!上了年纪,还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人们都会记得,1966818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总动员,那广场上的百万无知而狂热的“红卫兵”, 许多正是充当了横扫一切中华文化的狂徒,许多正是后来害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田汉、老舍、傅雷等无数共和国精英的打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的否定,定性为“十年浩劫”;对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革命”的人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时至今日,不去认真反思那场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后遗症,还在报上弄出这样的文章和照片,重温旧日的“幸福”,岂不令人心寒?!

    在香港孤身一人靠综援金生活的小神,比起我们身边常看到听到的许多孤寡老人来说,处境还算不错,但是,本来,小神的遭遇可以好一点,要不是他在16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大概不至于颠沛流离地过了一辈子的。唉,什么时候,我到香港旅游,顺便去看望他,给他一点朋友的问候与关怀吧。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