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陈贤庆

      受别人委托,要写一部记实小说。标题是一句唐诗,用这句唐诗作标题,小说的内容想必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吧。是的,小说中的确提到一些“音乐”的内容,但是,它主要是写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青年人的故事,至于他们的故事,有没有一点意思,这就难以说得清楚了,读者感兴趣的,就往下看,没有兴趣的,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作者忠告。

                              (一)

     1966年夏八月,一个炎热的周六下午。

     广州——这座南方大都市,也处在炎热之中。这炎热,不仅是天气,还有政治气候。自这年五月开始,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爆发了。当年的中国,运动本来就多,如今又来一场运动,人们并不会感到很突然。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人们渐渐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恐惧,因为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地富反坏右,还指向各级领导干部,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当然,作为青少年学生来说,疑惑和恐惧是没有或极少的,他们只会感到新鲜,感到兴奋,感到热血沸腾,因为伟大领袖正领导着他们,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正指挥着他们,横扫一切害人虫,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在广州市东北郊有一所中学,叫侨联中学。运动开始后不久,学生即停课闹革命。按当时的形势发展,不停课也难,校长被斗,教导主任靠边站,不少教师受批判,校园内到处是大字报,教室也成了某某“战斗队”的总部,怎么上课?更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心早已被运动的浪潮激奋,谁也没有耐性坐下来学习文化知识。于是,这所全寄宿学校的学生们,每天就是写大字报,斗老师,或参加游斗省市领导人的“革命行动”;更多的时候,则是睡觉、游荡、聊天等。

    两个星期没有回家了,这个周末,阿兴决定要回家一趟。他徒步二十分钟,来到了镇上的公共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市区的班车。

    阿兴是个高二年级的学生,中等个儿,身体较为消瘦,脸庞还算周正,粗眉细眼,眼睛已早早近视,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鼻子还算高直,嘴唇还算红润,牙齿还算整齐。总之,相貌也属中等,混在人堆之中则毫不起眼。此刻,他坐在靠着窗子的座位上,望着马路两旁一闪而过的建筑物。平时,他尤其喜欢看的,是公共汽车所经过的这条马路两旁,有不少民国时期逝世的人物的陵墓,如朱执信墓、史坚如墓、张文达墓等。有时,他故意徒步回家,就是顺便瞻仰一下那些其实与他并不相干的伟人。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有点沉郁,那些伟人的陵墓已不能引起他的兴趣,皆因今天上午,他在学校里看到了令他不愉快的一幕。

   今天早上阿兴睡到八点多钟,被外面的人声吵醒,只听到有同学喊道:“方老头畏罪自杀了!”他连忙爬起床,问道:“怎么回事?”同学答道:“刚才监视他的同学敲门不见他应,破门而入,看到他已躺在地板上,肯定是半夜畏罪自杀的。”

   阿兴跟随其他同学来到了教工宿舍,上了其中的一幢楼的二楼,只见房门虚掩,门口站着一个手拿棍棒的男同学。阿兴认识他,小声问道:“他怎么啦?”那同学没有说什么,用棍棒轻轻把门推开一点,阿兴看到,方老师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眼睛半闭,脸色煞白。看了一眼,阿兴即转身离去。

   牛鬼蛇神畏罪自杀,是不值得难过或不应表现出难过的,阿兴当然也不会在同学的面前流露出丝毫的难过,但是,他又分明觉得那方老头,不可能是一个坏人,而且,阿兴还觉得他是满有学问的。有一回,阿兴写了一首《西江月》的词,沾沾自喜,某天,他拿给方老头看,希望得到方老头的赞扬。方老头看完后,果然称赞说:“有点词的味道,有点词的味道!小小年纪,算写得不错了。不过,你可能没注意到,《西江月》词上下阕的一二句是要对仗的,而且,上下阕结束句押的韵是要用去声即第四声的字,这是格律呢。”被方老头这么一评点,阿兴登时象泄气的皮球,脸红耳赤,不知所措。这时,方老头和蔼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把格律掌握了你就能写好词的。”说完后,他转身到书架上取来一个硬皮本,说:“这是我写的一些诗词,你看看吧。”阿兴翻开那本子,见里面写着一首又一首的诗词,内容大多是歌颂领袖和党,赞美新人物新风尚的。阿兴感觉到,那些诗词可以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来评价。

   就是这么一个方老头,文革开始后,不知是谁首先喊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方某某”,方老头就被拉出来大会小会的斗争,两周后,就出现了今天这一幕!

   汽车仍在行驶着,阿兴反复地问自己:“他反动吗?他该死吗?……”从方老师,阿兴又想到更多,想到文学,想到父亲。

   阿兴的父亲生于清末1905年,曾经教过书办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抗战胜利后在广州当了个小会计,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阿兴读小学时候,注意到父亲时常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灯光,摇头晃脑地看两本书,一本是《古文观止》,另一本是《唐诗三百首》,有时看着看着,便会口中念念有词,发出一种类似歌曲的声音,以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以为这是两本歌曲集。父亲另一爱好就是写毛笔字,家中的旧报纸就是他练字的主要材料。那时并不知道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的价值,不然的话,把他的真迹保存至今,也许能卖钱。父亲有时带上街,走着走着,就会转到永汉路即现在的北京路的古籍书店,一看就是很长时间,而这却是感到最沉闷的地方,所向往的天地,是附近不远的儿童书店。他的父母吵架的机会不多,但每当两人发生口角时,十之八九便可知是父亲买了母亲包括阿兴也认为不该买的东西。的确,在的眼中,几页黄旧的书,值5元或10元吗?须知在当时,这笔钱可以买多少米,多少油盐柴煤?

   三四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读一些唐诗。父亲显然并没有望子成龙的强烈欲望,所以他的教导是宽松的,随意的,断续的,阿兴没有领取一定的学习指标和任务,高兴了就读,没时间就放下,尽管如此,收获还是渐渐看到的。先背最简单的五言绝句,然后七言绝句,然后是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父亲虽引导背唐诗,但父亲忙于工作,也不能给过多的指点,所以在背诵时就难免会出现错误。有很多诗背是背下来了,但不解其意或一知半解,尽管如此,在他小学阶段,一两百首唐诗已深入他的脑中,为他日后也能写上一些诗歌打下了一层薄薄的基础。

   上了中学以后,的知识结构开始有了变化,文科日渐见好,理科一塌糊涂。渐渐了解了家中藏书的内容,以古籍古书为主,所记得并读过一些的,有一本《稼轩长短句》,另一本是《三曹诗选》,使知道了曹操除了是一代奸雄,原来还是个诗人。家中亦有不少字帖,从中,起码知道了我国古代产生过王曦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书法大家。他就读的中学图书馆有一定的规模,他也成了那里的常客。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桌娅和舒拉的故事》《铁流》《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等苏联的小说;读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欧阳海之歌》等建国后问世的中国长篇名著。除了这些,中国的古典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他也粗读了一回。还开始涉猎一些欧美的经典名著,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莫泊桑的《俊友》,伏尼契的《牛虻》,杰克-伦敦的《马丁-依登》等。除了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看书之外,他还经常到永汉路的新华书店去,因为他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不可能有较多的钱买书,站在书店的一个角落里看书就成了他周日里的一项主要活动。

    如果认为阿兴只是爱好文学,那并不确切,还有一样,也是他的所爱,那就是音乐。在小学阶段,据他的记忆,似乎对音乐全无缘份,父母不谙此道,当时也难得有一部收音机,受音乐熏陶的机会的确不多,而那时,他所在的小学注重体育,他先后参加了越秀体校游泳训练班和足球训练班,当时,他主要是个体育爱好者,游泳与足球是他的强项。如果要与音乐扯上关系的,他仅记得那么一件事: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他刚上五年级,学校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选派几十位学生到广播电台去录音,而他也名列其中。那时电台经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学唱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show”。他已记不清当时的广播电台在何处,只记得进入录音大厅时有一种神秘的令人惶恐的感觉。等了一会,有一位男人出来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调教,唱得他们那班小孩声嘶力竭。歌名他已记不得,歌词模糊记得有这么一句:“亲爱的毛泽东,亲爱的共产党。”数日后的一个下午,当他在越秀山游泳场游泳的时候,从广播器中听到节目的播出,他稚嫩的歌声当然也在其中。这是阿兴第一次参与的音乐活动。

   阿兴的音乐之路,应该追溯到初中时代。1961年,正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最严重的那年,他小学毕业考上广东省侨联中学。他的大哥从云南省回到广州。大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之类,教唱歌,指挥唱歌,拉乐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他后来潦倒失意,但音乐素养仍在。回到广州后他失业,只能做做散工,工作之余他也唱上几首,唱得最多的是《十大姐》、《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云南民歌,当然还有《歌唱二郎山》、《山间铃响马帮来》、《走西口》以及《兰花花》等优美动听的歌曲。这是阿兴最初受到的音乐的熏陶。不久,他大哥不知从哪儿弄回了一把秦琴和一把二胡,茶余饭后便弹拉起来,或边弹拉边歌唱,他的演奏技艺虽很一般,但那时,阿兴却认为很神奇,因为懂乐器的人毕竟不多。大概过了一两年,他们楼下一位姑娘从湖北省调回来,同时也带回来一首当时他们还未听过但不久即风靡全国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说来奇怪,这歌百听不厌,加上楼下姑娘的嗓音甜潤,他们那幢上下楼不隔音的屋子,整天都可以听到楼上一把男高音与楼下一把女高音的和唱。不管怎么样,上述二位无疑可算是阿兴音乐路上的启蒙老师。

   由于有此启蒙,阿兴在初中阶段便“弃体从音”,迷上了唱歌,只要发现好听的歌曲,必抄在歌本上,时时引吭高歌,也不管别人爱听还是讨厌。这样一来,他就学会了许多歌曲,尤其喜爱新疆歌曲,如《新疆好》、《牧马之歌》、《美丽的姑娘》、《草原之夜》、《克拉玛依之歌》等。当时,他读小学的妹妹,参加了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也不时唱起一些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白船》、《小燕子》等较幼稚的歌曲。

    1960年前后,天灾人祸,人们失业,无以为乐。他家晚上常聚集一班人,有他大哥,舅舅,还有几个同乡,都是失业或半失业者。其中有一位,想不到竟是广东音乐的高手,能唱并拉出许多广东音乐小曲,一时间成了他的偶像。后来,他向父亲讨得十几元,买了一把福鼠头的高胡,自己摸索和练习。经过一段时间,他居然粗通技法。渐渐,也能拉不少乐曲,如《娱乐昇平》、《旱天雷》、《<走马》、《雨打芭蕉》、《渔舟唱晚》甚至《鸟投林》等。当然,快弓和高把位这两项技巧当时未能掌握,至今也没有突破。

   因迷上音乐,自然会寻觅知音。初中的同班同学阿沅、阿柱便和他走在一块。阿沅较肥胖,常脸带笑容,但声音尖细,唱歌不行,只喜欢听音乐。阿柱高高瘦瘦,白白净净,双眼带有女性的嫵媚,歌也唱得好。阿兴当年家住越华路,阿沅住广大路,阿柱住大德路,大家都在维新路的中学读书,应该说彼此之间相距并不远。他们课后经常聚集在阿沅家,因他家比较富有,拥有收音机和留声机,可以欣赏到许多歌曲和音乐,老柴的《天鹅湖》,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就是在那时首度听闻,更感到音乐之神圣。当年不少夜晚,他们常到文化公园中心台,观看广州乐团、岭南歌舞团、岭南乐队、广东音乐曲艺团等的演出。也常到某个音乐厅,去听岭南轻音乐队的演出。此乐队水平不是很高,乐器主要是西洋管弦,以演奏轻音乐为主,也有两位女歌手唱一些抒情歌曲,但在当时那种“革命年代”,它的演出其实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阿兴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小号手吹奏的《那玻利舞曲》。当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新疆军区文工团等到广州演出,他们都去看了,刘淑芳、罗天蝉、李光曦、李双江等歌唱家的形象长存于脑海。

   初中毕业,阿兴考回原校,阿柱考上一所市纺织技校,而阿沅没考上,到了海南岛某农场,这样,他们音乐三人组宣告解散。那时,阿兴依然途径广仁路,广卫路,中山五路,到维新路上学和放学,后来,他发现了广仁路正对着的广卫路的一处房子底层,有一班民乐爱好者,多是工人模样,常聚集在那里演奏。乐器有二胡,扬琴,琵琶,三弦,大杬,笛子等,是一个齐备的小民乐队。他们多在晚上开锣,配合默契,并不言语,一首接一首地奏下去,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时代曲”。阿兴记得很清楚罗念一作的藏族歌曲《洗衣歌》,是他们经常演奏的。就是这么一个民间“私伙局”,使阿兴在门外站了无数个夜晚,他当时曾想:如果我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那该多好啊!

    读完高一,即1964年7月后,学校迁往城东北郊沙河瘦狗岭侧,当时那里较为偏僻,阿兴他们只能都在学校住宿,一星期回家一次。因为住校,阿兴也认识了一些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归侨学生,以印尼回来的居多,他们经常在宿舍里,弹拨吉他,摇动沙棰,用印尼语唱那《星星索》、《梭罗河》、《划船曲》等。那时阿兴常想,如果自己也有一把吉他就好了。但在当时,对一个穷学生来说,这愿望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梦想差不多。那时,又有一位同学叫阿元,也喜欢音乐,和阿兴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换唱歌心得。当时,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及《长征组歌》已经诞生,里面的歌曲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他们曾在学校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反复练唱寇家伦所唱的““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那几句。曾有中央民族歌舞团在中山纪念堂演出,他俩晚饭后离校去观看。看完后已无公共汽车,只得步行两个多小时回校,但他们并不觉得累,兴奋的心情持续了数日。白云山离他们学校不远,他俩亦有登山的兴趣,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他们不知登上多少回,这也是大自然的壮美景观对我们这两位十七岁少年的心灵的陶冶吧。

       文学和音乐都是高雅的艺术,如果阿兴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或许他能够当上一位文学家或音乐家吧。但是,如今,似乎这场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对象恰恰是文化,而且正是阿兴所喜爱的高雅的文化,这就让阿兴感到困惑和不安了。

       他下了车后,仍在胡思乱想,一直往他所居住的越华路走去,回到了家门口。

                                     (二)    

    阿兴的家在一条小巷的尽头,这条巷子虽小,也有些名气,半个世纪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广州起义,即黄花冈起义,起义的领导者黄兴、赵声等就看中了这条偏僻的小巷,把他们起义的指挥部设在巷中的某一所屋内,此后,那屋子也成了文物。

  阿兴的家离那“文物”并不远,在一幢旧房子的第二层,同一层中住着三户人家,阿兴一家只占其中的一厅一房,这种现象,在当年的广州市,是司空见惯的。渐近黄昏,屋内比较黑暗,阿兴进入屋后,见母亲那公共厨房煮饭,也没和她打一声招呼,就回到房中,拿出二胡,拉起还没拉熟的难度很高的广东音乐《鸟投林》。还没拉上几句,只见母亲一脸愁苦地急走进来,因怕邻居听见,悄声说:“你爸在厂里挨斗呢,你还拉!”阿兴登时呆了!想不到在学校里参与斗省长斗市长斗校长斗老师,现在轮到自己的父亲被斗了!……她母亲又惊慌失措地低声说:“你不要在家里了,等下他们会来抄家,你快回学校吧!”

     当时,母亲和父亲在同一间工厂工作,那就是市民政局办的一间烈军属包装厂,皆因大哥和二哥分别于49和52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这军属的荣誉在文革中已经没有用,在工厂的书记厂长右派在旧社会曾当过地主小老婆当过妓女等人都被斗过以后,为深挖阶级敌人,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八年的阿兴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也劫数难逃尽管他是厂里公认的老好人但此时的老好人,已被“揭发”出是隐藏极深的“老狐狸”。父亲原在家乡教书,当小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与抗日;抗战胜利后即离开军队,并无参与打内战,属抗日军人,所以文革前历次运动,他亦安然无恙,但文革到来,已没有什么政策可言只剩下“横扫一切”了。由于阿兴母亲是贫苦出身,造反派还算有点良心,没有殃及她,只叫她回避,所以她得以回到离工厂不远的家中,不然的话,文化不高见识不广的母亲不知会怎么样

    这时,阿兴再一次看看母亲的样子,只见她眼睛微红而带泪,脸上皱纹显得更多更深。知道,屋中不是住着关系原来就不好文革开始后变得恶劣的邻居,她决不会强忍悲痛而一定会嚎啕大哭的!这时,母亲又补充说:“你听,那就是斗他的声音,你还是快走吧!”阿兴侧耳倾听,果然听到不远处工厂里传来阵阵的口号声。

    其时,阿兴的大哥另有家室,在别处住;而那在读初二只有15岁的妹妹,也在外面随她的“战斗队”在“闹革命”,早已行踪难觅;已经18岁的阿兴,面对如此的家庭突变却毫无主见,他在犹豫着,不知到底应留下还是离开。这时母亲再一次催促他:“你快走吧,你留在这里不知他们会怎样对你的!”母亲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她除了担心丈夫的安危,她也担心儿子的处境,能够避开,总会好些。此时的阿兴,失魂落魄居然真的丢下孤独的母亲,走出了家门。多年以来,阿兴也不敢询问父母,那一个夜晚,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也许他们会感到欣慰,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目睹那些惨剧,但作为儿女的,在父母最困难的时候,却离开他们,这难道不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吗?写到这里,我也为阿兴感到羞愧!

     如果说,阿兴当时没有亲眼目睹那惨剧,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当走到巷子口时,借着朦胧的街灯,看到了一支队伍出现在路上,前面一人,头戴尖尖的高帽,手中拿着铜锣,一边敲打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后面跟着的人不时地喊着打倒某某的口号,周围有一些围观的群众。这是一个当年随便可以看到的场面,阿兴也曾随着这样的队伍,轻松地或激愤地喊过各类的口号,然而这一次,显然不同!被押解着走在这支队伍前面的主角,自己的父亲!尽管他并不能看到被押解者的脸,但他从那阵阵的口号声中已经清楚地知道!他想迅速离开,但又心有不甘,他要看上一眼,要记住这惨痛的一幕!于是,他站住了,如同路人一样。队伍渐近了,他已能看清父亲的身影。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身影,十分熟悉的步子,他顶着高帽,低着头,右手有节奏地敲着铜锣,嘴上还要喊着什么,那内容,阿兴是知道的,被打倒者也要喊打倒自己的口号------那一幕,其实阿兴只注视了几秒钟,他就不忍再看下去,含泪转身离开;然而,就是那一幕,让他刻骨铭心记住了几十年!

    阿兴失魂落魄地穿过热闹的马路和街道,来到了公共汽车站。此时已华灯初上,而他尚未吃晚饭,他一点也不感到口渴和饥饿,他浑浑噩噩地上了一部公共汽车,一会儿,汽车往学校的方向开去。在车上,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好象想不起什么,也好象什么也不敢想。车到总站后,他又一个人默默地往学校走去。

   大概八点钟时候,他回到学校。他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宿舍只有两位同学,正在无聊地下象棋,见他进来,其中一位抬头问:“你不是回家了吗?”阿兴随意答道:“没有。”同学也不介意,继续下棋。那个时候,谁都可以出出进进,几天不见也不足为怪。阿兴赶紧去冲凉,然后躺在床上,想闭目养神。谁知,他刚躺下,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广播器里传来了一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着:“狗崽子们,快回家去革你们反动老子的命,别把学校当作避风港!”这样的话平时也在喊,阿兴当然不会在意,但那晚,他觉得那广播似乎是冲着来喊的,他仿佛感觉到,周围的同学好象已经知道已成为“狗崽子”了!“我还在学校避风头”他问自己。一会儿,那广播又在响,那男女在喊着同样的内容。他觉得无法在学校呆下去,反正今夜也根本无法入睡!于是,爬了起来,离开宿舍,走到校园里。校园内并不平静,不少同学来去匆匆,手拿大字报,提着浆糊桶,要到什么地方张贴。他知道,他留在学校里也不利,可能明天,他父亲被斗的消息就会传到学校,或许他也会被斗,或许被勒令回家与父亲划清界线,与其这样,不如自己先离开。

      于是,他又步行了二十分钟到了镇上的公共汽车站。他想,如果有车就坐车,没有车就走路回去。幸好,还有最后的一班车。他就上了最后的一班车,回到了市区,此时,已近十点钟了他去找到一位平时很要好同学,说明原因,想在他家里过一夜,但是那同学吱吱唔唔,脸有难色地说:“我家很窄,实在没有多余的地方……”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也有顾忌,在那个时候,人人自危,给一个“狗崽子”留宿,说不定惹祸上身。

     阿兴很理解地离开了他,不得不继续在城中漫游。我不自觉地往家的方向踱去,渐渐来到了广卫路的昌兴街口。在离这个街口不远的一处房子楼下,就是上文提到过的一班民乐爱好者夜夜演奏的地方,阿兴常常站在那里听他们演奏。此时,那班民乐爱好者可能已散伙了,革命时期,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吗?阿兴发呆地站在那屋子门口,又胡思乱想起来。

     “喂,你不是阿兴吗?怎么站在这里?”突然,阿兴听到有人叫自己。扭头一看,原来是同班的同学阿潜。“你?……”他也奇怪,会在这里碰到同学。阿潜扬扬手中的一个小锅说:“我上街买粥回去夜宵11点钟了,你还在街上?”潜与阿兴是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同学,只不过过去并无深交,但今夜这样的情形之下,无意中见到他,阿也只好如实告知:“今晚回家,不料父亲被斗,家也被抄了,母亲叫我离开,现在,我还不知该去哪里”“你父亲……”“他们说他是历史反革命。”阿兴说这些话时,故意说得很坦然,因为他知道,阿潜也会和刚才那同学一样,爱莫能助的。不料,阿潜非常爽快地说:“那么,先到我家去!”“你家?……”阿兴疑惑地问,他有点不敢相信,阿潜会这么爽快,这么侠义。他仍在犹豫着,阿潜一把拉着他,说:“走吧,别想那么多。”阿潜的家就在昌兴街某号,阿兴也曾去过,阿潜这么邀请阿兴如同迷途者看到了远处的灯光,心中泛起一股暖流。就这样,1966年的那个夏夜11点多钟,进入了潜的家门

   阿潜的家人还没睡,都在等着阿潜买的粥,当阿兴进门后,屋内阿潜的父亲、母亲,以及阿潜的大哥阿庸、二哥阿恒、妹妹阿萍,都惊讶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阿潜抢先把阿兴的遭遇简单说了。一阵沉默,使得阿兴尴尬难堪。但很快,阿潜的父亲即爽朗地说:“没关系,没关系,先住下,先住下。”他母亲关切地问:“你吃过晚饭了吗?”这一问,使阿兴为难了,到了这时,阿兴已感到十分的饿,他已无法说谎话,只得怯怯地说:“还没有吃。”“那刚好,阿潜买了粥,你趁热吃!”于是,阿兴含泪把那一小锅本来是一家人作夜宵的粥,几乎都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阿潜的家还算大,有三个房一个厅,但要住下六口人,也要巧作安排,此夜,阿兴的到来,只能将就的睡,他与阿潜睡在一起。

                          (三)

  那一夜,如果说阿兴一下子就酣然入睡,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他遇到了人生的这一突变,如今又戏剧性地躺在阿潜家那陌生的床上,可以说,整夜,他都无法入睡。他的脑子在不停地转,他在反复思索着,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当天的上海《文汇报》就出现了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海瑞罢官》是一出历史剧,评论评论也是很正常的事,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这不过是文艺界的文艺批评而已,尽管文章的语气并不友善,矛头还指向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或许从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会悟出点什么,但是,对于象阿兴那样的普通的高中学生,实在是不会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间,全国的政治气氛似乎有点紧张,报上那种“批判性”的文章多起来,字里行间都含有浓重的火药味。由于当时的中国经常搞政治运动,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见惯,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刊登后,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一时之间,弄得山雨欲来风满楼。文章所指,并非三个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领导人,吴晗是副市长,邓拓是书记处书记,廖沫沙是统战部长。此三人,被指“合股开了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共产党内也不时有大人物倒台,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但当阿兴他们听到邓、吴、廖三人也是“坏人”时,依旧是感到很震惊的。

  5月16日,报上发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当年,中共中央也不时会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党员,何以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发表?再看那通知的内容,原来不是一般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右倾”等小打小闹,而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我们的这些文化领域到底怎么啦?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文件!我们,应该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阿兴那样的“红旗下长大”的青少年们,他们所看到的当时的中国,却是一派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艺界,也无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说;《上甘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风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刘胡兰》《江姐》《年轻的一代》《红色娘子军》等戏剧;《东方红》《长征组歌》等史诗,正激励着全国人民在努力学习,努力工作,谁能想到,文化部是“阎王殿”?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阿兴他们那些中小学生,有许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每个学期的“学工”“学农”,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农村与农民“三同”的“农忙假”,如到棠下公社,如到竹料公社,使他们得到真正的锻炼;“学雷锋,做好事”,是他们自觉的行动,不会象现在雷锋“三月来,四月走”。当时的教育部,怎么会被“资产阶级掌了权”?总之,他们看不出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经领袖一点拨,他们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惊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坏人”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虽然有了一个“通知”,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谁也不知道,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运动的策划者会教他们怎么搞。通知发出了几天,5月20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红卫兵,是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的。既然这“红卫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荣,当然不能只是你们当而我们不当吧,于是,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也纷纷组织了“红卫兵”。你北京的学生可以当“红卫兵”,我们上海、武汉、广州的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当?于是,一夜至几夜之间,“红卫兵”组织风行全国!不仅中学有,大学有,工厂、农村也有……既然学生们都当“兵”了,要想他们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何况还是读资产阶级的书!)也难!当时,阿兴他们都处于精神亢奋之中,脑子里尽是想着怎样“紧跟……”如何“捍卫……”,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绿军装,一只红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长和主任,不知该不该批评那些忽然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还有那些老师,上课时间到了,不知该不该去教室。

    社会无序,学校无序总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组”以维持秩序。这是共产党管理群众、控制局面历来都行之有效的一招。运动初期,他们学校也进驻了工作组,想不到,这次的工作组是短命的,因为,马上就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也就是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内,贴出了一张轰动全国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写大字报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党的总支书记聂元梓,签名的还有六人。宋、陆、彭是何许人?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及北大的校领导人,如果下级可以公开贴大字报质问和“揭发”上级,那么,社会必然乱了套。偏偏,这大字报受到了领袖的肯定和赞许,称为“革命的大字报”,一时间,洛阳纸贵,全国城乡,大字报铺天盖地,一股贴大字报、批揪党委领导的“革命之风”开始风行全国。阿兴他们当学生的,这回也可一显身手,平时学到的“作文技巧”派上用场了,平时没有认真学习的书法,现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还是几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几个人,除了国务院副总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解放军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其时已取消军衔)外,都是些有点怪异的人,如陈、康、张;而领袖夫人江青,也穿起了一套军装,说不出是英武还是怪异。阅历丰富,精通历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国将不国,但阿兴那样普通的中学生,怎么会想得那么深透?正“阿姨”“旗手”,喊得亲切!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国元帅,有不少传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陈毅元帅、贺龙元帅、叶剑英元帅等经常出现在报刊和电影新闻中,国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时,他忽然被提拔为副统帅。当得上“副统帅”,总该高大威武吧,然而,国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脸病态。但是,平型关、平津、辽沈战役大捷的光环,仍在笼罩着他的秃头,阿兴以及国人都坚信,英明领袖选拔的接班人,肯定没错!

   派往各地的工作组被撤回了,全国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阿兴辗转反侧,不久前发生的事,仍历历在目……

 由于是“文化革命”,当然就得破除旧的东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开始了。何为“四旧”?前段时间阿兴也“疯狂”了,已分不清黑白好坏,现在静下心来想想,才觉得可惜,才觉得可怕!他也参与去破除的是什么?是美的事物,如书籍,如电影,如名画,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鸟鱼虫,甚至皮鞋连衣裙……当年都要扫除、毁灭,如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为。不同的是,去扫除、毁灭那些“四旧”的,都是受过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虔诚地、满腔热情地去破除“旧事物”因为他们相信,“破四旧”之后,就会“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他们曾被人带到仰忠街的一户人家,那主人据说过去是个“资本家”,他们把他的家具和物品从楼上搬下,弄到卡车运走,至于运到哪里,他们并不关心。随后,他们又到了一个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为什么偏偏当尼姑?肯定不会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他们在她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里,还是扫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怜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滞,恐怕这事件之后,她会不久于人世。和阿兴一起参加这“革命行动”的,是几位平时温柔可爱的女学生,如今穿上半旧的草绿军装,系上粗阔的军用皮带,说话的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了几度,不时还蹦出一两句“他妈的”骂人的话,阿兴听着,也觉得顺耳,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他还想在家里“破四旧”,偷偷把父亲珍藏的字帖拿出来,准备烧掉,不料被父亲看见,父亲黑着脸,双眼狠狠地瞪着他,一言不发。父亲这少有的相貌,把他吓退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矛头已经不是仅仅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类级别的人物,保过吴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彭真,反对林彪在军队搞个人崇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扣压过批判吴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位中共高级干部、开国元勋,原来也组成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把阿兴他们吓了一跳!于是,他们全校学生参与了声讨北京旧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领导人赵紫阳、尹林平、林李明、区梦觉、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他们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号,又步行回瘦狗岭学校。走那么长的路虽然辛苦,但总比上课好玩得多呀!

   被点燃和煽动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学校会是一片净土?学生们也要寻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对男学生耍流氓的历史教师,于是,那上了年纪的流氓男教师被全校共讨之。这样的教师毕竟很少,学校的领导和其他老师能幸免吗?正校长是位老革命,曾是海南琼涯纵队的领导人之一,被学生揪斗了;副校长也被学生揪至礼堂批斗。批斗期间,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包括阿兴等跟着挥动手臂呼喊,不跟着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会后,一副女学者风度的她被学生剃了个光头!原来,一个女人没有了头发,脑袋是这么的小!阿兴实在不忍看到她那光头的样子,但又能怎样?老师骆某某,白净清瘦,仙风道骨,不要以为他是个白面书生,他会玩乐器,会打排球,而文学方面的造诣就没得说了,是阿兴敬佩的人。文革开始后,也被揪斗,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之类,于是,他也被剃了个光头!他的头本来就小,没有了头发的装饰,显得更小,甚至比副校长的还要小!那年,不知为什么有一餐要吃“忆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难咽下。某同学等奉命捧着一大碗“忆苦餐”到被监管的骆老师处,要他吃下,感受劳动人民旧社会的苦难。他们以为,骆老师必然无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脸不改色,泰然自若。学生问:“好吃吗?”骆答:“好吃,好吃!”学生们无言以对。不要以为只有象骆老师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会被揪斗,年轻的教师也会“着了道儿”,如年轻的女教师梁老师,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揪了出来,也被剃光了一头秀发。当为人师表者受到如此的对待,有些人则无法忍受,认为“士可杀不可辱”,于是,就出现了本书开头的方老头“自绝于人民”的事……

  阿兴忽然想到,如今,自己的父亲也一下子沦为“反革命”,他也会自绝于人民吗?他的心又惊又痛,只盼着这漫漫长夜快点过去……

                       (四)

过了一两天,阿兴才壮着胆回到家里。邻居看着他,都投来异样的目光。家中已被抄过,摆在厅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见了,房间里的书籍不见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亲回来,两天不见,她瘦削多了,双眼无神,带有泪痕。他低声地说:“你怎么回来了?……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说着即垂泪。阿兴亦黯然。不久,父亲回来了,阿兴抬头看了他一眼,低声喊道:“爸……”父亲只是点点头,似有愧色。这时,阿兴注意到,父亲的头发被不规则地剪过,他知道这叫“阴阳头”,剪一半留一半,是故意对“牛鬼蛇神”们进行羞辱的。幸好,他父亲的头发本来就不多,所以那“阴阳”并不太明显。此外,他还注意到,父亲的胸前挂着一块小黑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五个白色的字。不过,父亲进门时,他右手拿着一本《毛选》,手臂弯曲,有意无意地将那块黑布给遮住了。这是一个用心良苦的动作,阿兴是完全理解的。除了那“阴阳头”,阿兴觉得父亲似乎没有其他的伤痕,应该没有受到毒打之类吧,这在当时,已算很幸运的事了。此时,他们父子见面,不知说些什么好,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明白,从今以后,他们就得共同承受这一突如其来的厄运。

有关阿兴家庭日后的情况,我们还会叙述到的,现在先转到另一内容吧。

自从那一夜得到阿潜一家侠义相助,阿兴与这个家庭便熟悉起来并交往频繁。这是一个六口之家,父亲六十多岁,已退休在家。退休之前他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阿兴没有细问,但应是职员之类,从他的谈吐举止,可以猜想他应出自有教养的人家或书香门第。虽上了年纪,但老人家精神爽朗,似童心未泯,丝毫不见古板固执。他两眉微白,双目有神,更显慈祥和蔼。母亲似乎比父亲年纪小很多,不过也五十来岁了吧,眉目清秀,手脚麻利,并无老态。她是一位小学教师,和蔼可亲、耐心细致,小学女教师的特点尽显于一身。

大哥阿庸,其时20岁,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略带点书卷气。也难怪,他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就读于珠江南岸的那所著名的岭南大学。二哥阿恒,其时19岁,同样是一位英俊的青年,不同的是,他的神情略显深沉,或许,他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因他是越秀山下的那所著名的中学高三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一来,使他茫然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高考,才能踏入大学之门。妹妹小萍,与二哥同在一所学校,其时15岁,只是个初二级学生。小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眼睛大而明亮,笑起来双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两条黑亮的辫子拖在脑后,显得活泼可爱。可能年纪尚小,很少见她有忧郁的表情。

阿兴的同学阿潜,年龄与阿兴一样,刚好18岁。论样貌,他应是四兄妹中最逊色的,他身材不及大哥、二哥的高大,步履不及他们的坚实,面容不及他们的英俊,甚至声音也不及他们的浑厚,按综合素质来分析,他应与体育界无缘,与演艺界也难沾边,不过,阿兴注意到,他的头脑转动得很快,属聪明一类,将来如果当上文史哲某一领域的学者也是不奇怪的;另外,阿兴觉得比不上他而又最嫉妒的,是他双手的十指长得细长而匀称,且显得灵巧自如,自己的十指则相形见绌了。这样一双手,当然不适宜用来握锄头或开机床,阿兴常想,如果这双手换成是自己的,那该多好,什么《鸟投林》、《二泉映月》那些高难度的乐段也难不倒自己了;而阿潜并不会玩乐器,白白浪费了一双乐人的手!

阿兴虽说与阿潜一家熟悉了,但在1966年下半年,他还很少踏足阿潜家,因他们仍多在学校“闹革命”;而且,1966年的8月至12月,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最疯狂的几个月,阿兴、阿潜以及他们的兄妹,作为青年学生,不可能不参与其间。在文革开始后,学校曾进驻过“工宣队”,即由一些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其后,又进驻了一支“军宣队”,即由解放军官兵组成的工作队。那时候,学校还是有点次序的,还是有领导的。那年的8月18日,首都北京,天气炎热,阳光普照,那天,一魁梧一瘦小的正副统帅,带上一位妖妇,外加几位奇形怪状的“革命左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把人们心中虔诚的火焰煽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坚决紧跟”“誓死捍卫”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之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向北京,等候统帅的检阅,于是,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全都乱了套。当然,能够赴京“朝圣”的,都是经过挑选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象阿兴兄妹那样的“黑七类”子弟,以及阿潜兄妹那样的不红半黑的子弟,都是没有“朝圣”资格的。

但是,政治家们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惟恐天下不乱,在劝阻“红卫兵”不要都涌到北京的同时,竟怂恿和支持青年学生们到全国各地开展“大串联”,让不乱的地方也要它迅速乱起来。于是,阿兴也顾不得正在受苦受难的父母、与阿潜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学趁“乱”出行,名义上是“革命大串联”,实质上是“游览祖国的风光”,能到多远就到多远,反正各地都被勒令开设接待站,为“革命小将”们提供吃的饭和睡的铺,无须什么证明,只须手持一面印着“某某战斗队”的旗帜。阿兴阿潜还记得,他们和一大班男女同学们,如阿霖、阿詹、阿生、阿仁、阿育、阿康、阿郎等男同学;小钰、小逸、小蓉、小茹、小芳、小媚、小宁等女同学,在一部货车的车厢内站了整整一天,从广州到达了湛江时,个个都蓬头垢面。他们在湛江玩了几天后,又在某夜以冲锋陷阵的劲头挤上了一列火车,坐到了广西的省会南宁。在南宁玩了几天后,阿兴想起太平天国的起义地点就在附近,即发怀古之幽情,兼想学习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们的造反精神,便转到贵县、桂平游览。本来桂北还有桂林、柳州等名城,但阿兴见天气转凉,并非忆及家中的鲈鱼烩,而是担心父母,于是,在游罢梧州之后,打道回广州了。但他有些同学觉得意犹未尽,阿詹、阿铁等再远赴四川游览杜甫草堂;阿霖、阿郎等甚至到了东北的松花江戏水。

由于几乎全国的学生都在“串联”,比起现在春节期间的民工潮还高涨十倍,汽车、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不胜负荷,政治家们忽又提出一个更堂皇的口号:“学习红军长征的精神,步行串联。”果然,虔诚的学生们也纷纷响应,象阿兴那15岁的妹妹,和她的一班女同学,真的扛着一杆“某某战斗队”的旗帜,从广州一直走到湖南的韶山,再从韶山走到江西的井岗山,然后再走回广州!而阿兴吃苦与冒险的精神不够,只与几位男同学如阿詹、阿生、阿仁等作短途“步行长征”,第一天行至顺德的大良,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榄;第三天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两天,再行至江门,玩了两天,再转回广州。啊,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这种千古奇观,竟让阿兴、阿潜和他们的兄妹以及同辈人遇上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吧!

更幸运的事还有。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一位年纪不大、眉目清秀的、由工厂车间主任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司令”的王司令,竟然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大逆不道、违反宪法的事,又竟然得到了最高统帅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全国刮起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纷纷夺取各省各市各级的政权。

某日,阿兴与阿潜等同学在已经完全不上课的学校里闲逛,忽有一小“司令”阿乔提议:“学校的权还没有谁去夺,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响应,这事毕竟是又好玩又属于“革命行动”。阿兴想退缩,因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与“夺权”这行动不相符。但阿潜鼓励他说:“去凑凑热闹也好。”于是,他们也成了“夺权战斗队”的成员,参与了一个讨论“夺权方案”的会议。

方案很快制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既要夺权,就得师出有名,履行一些必要的程序,一篇《夺权声明》是必不可少,说明学校的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掌握,已经完全烂掉了,现在由我们革命小将来掌权等等。本来,写《夺权声明》这样庄严的使命,是应由一位“根正苗红”的人来完成的,但“夺权司令”阿乔环顾四周,根正苗红者没有,根稍正苗稍红者,并不会写,于是,他指着作文较好、似乎担任过语文科代表的的阿兴说:“你来写!”阿兴大吃一惊,自己只是来凑凑热闹的,反而受命要完成这庄严重大的使命!老实说,这篇《夺权声明》他并不是写不出,他读过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也学过《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再借鉴街头无数的“战斗檄文”,不说倚马可待,也能一小时可待;他不安的是,以他一位“黑七类”子弟,去参与夺权,并写作此声明,实在不大合适。犹豫之际,“夺权司令”阿乔迫不及待,再次命令道:“别想那么多,快去写,大家等着呢!”事已至此,阿潜也在一旁鼓动道:“写就写,谁认真去看?”阿兴想想也是,不过是形式而已,于是,找来纸墨,大笔一挥,就把自己设想为骆宾王。

《夺权声明》写好后,阿兴捧着墨迹未干的大红纸,随着那“司令”阿乔以及数位“战友”去到学校的教导处。其时,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早已被打倒或靠边站,办公室内唯见一位总务主任。“司令”说了一番话,宣读了《夺权声明》后,则不知该干什么了。倒是那总务主任镇定,望着他们,问道:“那你们要怎么做?”这一问,反把他们问哑了,是啊,下一步该干什么?那时有一出电影叫《夺印》,印把子就代表政权,不知是谁想到这一点,说:“我们要接管学校的公章!”总务主任想了一下,无奈地从保险柜中拿出学校的公章,看着“司令”说:“公章我可以交出,但你们要写一张收条给我。”这位忠于职守的总务主任,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于是“司令”阿乔照办了。就这样,学校的“印把子”落到“司令”手中;落到了他们那班胸怀满腔革命激情但又幼稚无知的小青年手中。

这件荒唐的事,阿兴记住了几十年,每次回忆起都想笑,但也想哭。“是谁教我们做这样的荒唐事?!”是啊,把学校的公章“夺”过来了,他们会掌权吗?他们能管理好学校吗?当时的学校还算是学校吗?事实上,“夺权”之后,学校彻底不成学校了,学校彻底地成了“无政府状态”;成了“战斗派系”争夺的战场。只有个别当年以“难侨”身份从苏哈托的治下被迫返回国的归侨学生,由于无家可归,只得把学校当作“收容所”,无奈地栖身在学校的宿舍中;而象阿兴和阿潜等广州籍的学生,大多都撤回城里的家中,他们的“学习生涯”宣告结束。

阿兴和阿潜撤回广州家中后,想不到开始了他们的一段有点浪漫色彩的“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生活。

                     (五)

1967年1月某天的上午,阿兴来到了阿潜家,只见阿潜全家人都在屋里。父亲这个时候本该到公园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乱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亲本来应该到学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认字算数的,由于学校停课,只得困在家中;最绝的是,三个儿子一位女儿,从大学生到初中生,竟然都无课可上,全都呆在家中。阿兴看到,只有大哥仍手执书卷,而三位中学生则显得无所事事,而阿潜,则更是一脸的烦躁。

“你来了,太好了!”见阿兴到来,他略显高兴。

“我在家也闷死了!”阿兴坐下,叹了一口气。

“你们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作父亲的忧心忡忡地说。

“是要想想办法,至少得学点什么吧,怎能这样浪费青春!”母亲毕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深知最不能浪费的是青春岁月。

“学我这样吧,”大哥放下手中那本不知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的厚厚的书说,“管他外面怎么样,知识总是有用的。”

“谁象你,一天到晚看书也不累,我就不行。”小萍甩着她的长辫子说。

“我也想和同学去革命,但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有什么办法。”二哥很恰当地引用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形象。

“准你去也不要去!”父亲严厉地喊道,“这算什么革命?能和五四运动相比吗?”听他的口吻,似乎老人家参加过那场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运动吧。

阿潜听着有点心烦了,对阿兴说:“这屋里人太多,我们到街上走走吧。”

“好,到外面散散心。”阿兴也同意。

于是,这两位无课可上的青年人,又和前些天那样,到街上闲逛去,不过,这一回,让他们有了一个新发现。

这是一个什么发现呢?原来,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到达越华路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姑娘。她穿着朴实的衣裳,与普通的女学生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她手抱着一个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样子,想必里面放着一把很贵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总会给人清雅脱俗的感觉,眼前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将与阿兴和阿潜碰面时,两位男孩高兴地喊起来:“多多!”

被喊作“多多”的这位姑娘,一下楞住了,但随即也高兴地笑着说:“是你们呀!”

“你去哪儿?”阿兴问。

“我的琴有点毛病,前几天拿去修理,现在修好了,正拿回家。”多多说着,反问他们,“你们去要去哪里?”

阿潜摇摇头,说:“学校停课,没事干,到处走走。”

“那……”多多说,“不如到我家坐坐吧。”

两位男孩互相望望,点点头,反正他们没个去处。于是,他们跟着多多来到了不远的她的家。

原来,多多姓杨,是他们小学时的同学。多多读小学时,即学拉小提琴,经常在学校的文艺会演上演出独奏。学琴的孩子,在今时今日并不少见,许多家境不错的家庭,都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在孩子的休息日,或劝或逼他们学钢琴、小提琴、琵琶、古筝等,当然还有学画学舞学英语等的,于是各类“神童”层出不穷。但在数十年前,从小开始学琴的孩子肯定极少,阿兴他们知道,多多的母亲不过就是他们小学的老师,不知为何有此真知灼见又为何有此经济能力。

多多的家就是小学的教师宿舍,小得可怜,多多陪着他们说了一回话,无非是说些别后彼此的情况。多多与阿兴他们不同的是,她小学毕业后,考上了音专学校,可以继续拉她的琴,此时,她们学校也是乱糟糟的,她只得回到家里住。

说了一回话后,多多说:“你们坐坐,我要试试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调好音,并给弓子擦上松香。这些程序,阿兴是很清楚的,因他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潜就未必知道了。

多多夹好琴,用弓子随意地拉奏了一会,然后,她脱下那件较为肥大的外衣,现出了一件长袖的白衬衫。她挺挺胸脯,两位男孩都同时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线的迷人。她半眯着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于是,突然拉动琴弓,发出了几个清脆悦耳的琴音;接着,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着,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潜肯定不知道,连阿兴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广东音乐,不是他熟悉的民歌小调,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乐曲,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轻快时而缓慢,说不出它表现的是什么,但又总觉得声声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多多,双眼半眯,双眉小皱,身体微摇,左手四指飞快地变换,右手拉弓上下飞舞,一串串无比动听的音乐就这样产生!阿兴读过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明湖居听书》等,里面都有用文字来形容音乐的,但要叫他用简单的文字来形容多多所演奏的乐曲,他肯定也做不到,他唯一想到的,只是一个成语:出神入化。再看看刚才还有点好动的阿潜,此刻一动不动地聆听着,犹如一尊雕塑;他的眉头紧皱,他的双眼死死地盯着多多左手变换着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产生的!不用说,一位普通的音专学校学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慑粗通音乐和乐器的阿兴以及并不懂音乐和乐器的阿潜的;更何况,多多的形象,渐渐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无限温柔无比美丽地耸立在他俩的面前。

在一阵激越的快弓之后,多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几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犹如白居易所写的“四弦一声如裂帛”。此时,多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两位男孩,显然还没有从乐曲中醒过来,仍怔怔地呆坐着……

“太好听,太神奇了!”阿潜眼瞪着多多,由衷地赞叹。

“很好听,是什么曲子?”阿兴也由衷地赞叹,并问道。

“是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

老实说,光是“门德尔松”这四个字就让两位男孩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何曾听说过这个名字?更不用说对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说,那乐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测了吧,已经大大超出了他们理解能力的范围,那乐曲是表现什么的,他们连问都不敢问呢。后来,他们是怎样离开多多的家的,他俩都记不起了,只记得是带着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一种心胸被敲击的感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而离开的。

一连两天,阿兴发现阿潜象变了一个人,变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阿兴曾小心地询问他,他摇头而不答。阿兴揣测,莫非这次见到了多多,使得阿潜产生某种非分之想?老实说,多多的形象也在他眼前晃动了几乎一天一夜,多么清新脱俗,多么才华横溢的姑娘啊,教我如何不想她!但是,阿兴毕竟有自知之明,在多多这只天鹅面前,自己实在只能算一只癩蛤蟆。而阿潜的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莫非他仍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是一只癩蛤蟆?

第三天晚上,阿潜约阿兴漫步到了珠江边,到了沙面。面对着白鹅潭中浮荡着的一轮明月,阿潜开口说话了,阿兴两天来的疑惑,这时也得到开解了。

“我想过了,”阿潜说,“我们不要浪费光阴,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学一门技能。”

“学一门技能?”阿兴大惑不解,问道。

“对!就学小提琴!”阿潜果断地说。

“这两天来,你心事重重的,莫非就想着这事?”阿兴瞪大眼问。

“是呀。”

“就想这事?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没什么。……这事可行吗?怎么学?”

“我想到了许多可行性。”

“说来听听。”

“首先,我们想办法买一把琴;学琴的地方就在我家,他们不会有意见的;多多现在在家,可以教我们入门,我们入门后,就可以自学。”

阿潜把这事说得轻而易举,阿兴差点嗤之以鼻,他说:“你以为学琴就那么容易?我学拉二胡学了几年还未学好呢,还说四根弦的小提琴!”

“我就不信学不会,只要有恒心。”阿潜还是信心饱满。

既然如此,阿兴不得不认真想想了。平心而论,以阿潜的聪明,学拉琴也不会蠢钝的;还有,别忘了,他双手十指细长灵巧,先天的条件就不错,怎能认为他学不会?不过,一想到要买一把小提琴,阿兴就犯愁了,目前,父亲被监督劳动,每月才发20元的工资,怎么开口向他要钱买琴?!

“我恐怕没钱买琴。”他如实说。

“这个可以想办法,”阿潜仍把这当作小事,“关键是你有没有决心去学,要学就真正地学,争取达到多多一半的水平。”

阿潜大概还不知道,达到多多一半的水平,也是很了不得起的。不过,既然他如此有信心,阿兴也不便再泼冷水,于是,在这一夜,这对年轻人作出了一项很重要的决定,而这一决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接下页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