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二十)

   自从那一个晚上,他们认识了阿宁这位朋友,不时秘密地到他家举行古典音乐作品欣赏会,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月光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等;巴赫、莫扎特、海顿的交响曲;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的协奏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肖邦的钢琴曲等,象股股清泉流进他们的心田。甚至,他们还领略到拉威尔、帕辽兹、德彪西、格林卡等作曲家的风格,尽管还谈不上真正的欣赏。

    有关他们欣赏音乐的事,我不想写得太多了,免得并不喜欢音乐尤其是西洋古典音乐的读者生厌。我要交代的是,他们那个晚上“秘密”带回来的那套《悲惨世界》,他们到底有没有看,到底看不看得懂,尤其看了之后会怎么样。

    世上的事很奇怪,文革前,新华书店满架外国名著,但人们不一定会去看,但是,文化禁锢后,众多的世界名著都成了“毒草”时,人们倒想看看它们“毒”在哪儿。一套《悲惨世界》共五册,为了信守诺言,要三天之后归还,所以大家分开来看,哪怕从第五册看起。他们七八个人白天看,晚上看,真的在三天之内看完了。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外面下着雨,天色阴沉,但是,并不影响昌兴街内阿潜屋里的一班青年男女在热烈地讨论。原来,他们看完《悲惨世界》后,觉得看完即了事,似乎太对不起雨果他老人家,他们觉得有交流讨论的必要。就这样,一个文艺沙龙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

    “大家说说,书中哪一个人物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阿潜说道,俨然充当着研讨会的主持人的角色。

    “这还用说,”阿兴立即回答,“当然是主人公冉阿让了。他的身世够悲惨的,不然,书名也不会叫‘悲惨世界’。”

    “我倒觉得是卞福汝主教,”阿恒冷静地说,“正是因为他的慈善和仁爱,才挽救了冉阿让的灵魂。”

   阿潜插一句:“那是雨果的理想化的人物,是上帝的化身。”

   “我喜欢芳汀。”小萍强着说。

   “为什么?”阿潜问。

   “她又善良又可怜,我看到她死去时都哭了。”

   “我……”小婉也想发表意见,但怯生生的样子让人怜爱。

   “大胆地说嘛,”阿潜说,“不过你未说我也知道了,阿萍喜欢芳汀,你一定喜欢珂赛特!女孩都是喜欢女的嘛!”

   “不,”小婉低声地说,“我喜欢沙威……”

   她刚一说出口,大家便哄堂大笑,阿兴还笑出眼泪来:“沙威警长那么恶劣,一直在追捕冉阿让,你也会喜欢他?……”

   小婉镇定地说:“我觉得他一直是个可恶的人,但到了最后,也能被冉阿让感动,不再追捕他,并投河自杀,起码他这个人物塑造得很好。”

   “有道理!”阿潜道,“反面人物塑造得好,会更有感染力的。”

   “我也同意,”大哥阿庸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也降格参加了中学生的研讨会,“欣赏文学作品,并不应感情用事,而是以美学的观点去评价,正面人物不一定就最成功,有时会被反面人物的光芒遮盖。不过,象《悲惨世界》这样的名著,每个人物都是无懈可击的,都是熠熠生光的。”

   “我想讨论一个问题,”阿潜说,“冉阿让的悲剧,是谁造成的?”

   “按照雨果的思想,他应该是把人们的不幸归咎于社会的黑暗和法律的不公正。”阿恒说。

   “大家认为雨果的观点有道理吗?”阿潜启发道。

   “人之初,性本善,”阿兴说,“我想,人们都不想犯罪的,但很多时是社会环境或政治形势迫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我也有同感,”阿潜说,“我想举马思聪的例子。马思聪是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你说,他有什么理由要叛国?我想,如果不是某种让他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势,他会走这条路吗?”

   “大家注意到没有,”一直没有开口的阿勋现在说话了,“他在那篇自述的结尾中说到,我把胸前的像章取下来,把它扔进大海里,尽管在中国,现在人人都戴着它……我觉得,这几句话,看似平淡,但是,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何等的悲伤!哀莫大于心死,对自己一向崇敬的领袖做出这样的举动,我觉得他也是很痛苦的。”

   “我得到一些消息,”稳重的小迈这时说话了,“不仅马思聪,不少文化人现在都遭殃,我听说,邓拓、老舍、傅雷都已经自杀死了,傅雷是和妻子一起死的;还有,指挥家、小提琴家黎国荃自杀死了,最惨的是女钢琴家顾圣婴,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死的,才三十岁;还有,演黄梅戏的严凤英,也自杀死了,也不过三十八岁……”

   “你这些消息经过证实吗?”大学生阿庸严肃地问。

   “我怎么去证实?”小迈为难地答道,“我是听来自北京和上海的朋友说的。”

   “你们说,马思聪如果不叛国,会怎么样?可能也会自杀吧?”阿潜说。

   “叛国投敌总不好吧……”小婉小声地说着。

   “我觉得不应用叛国投敌这个词。”阿萍大声说。

   “归根结底,”阿恒说,“如果不是这运动,一切都是好好的,他们也不会死,也不要逃。说他们叛国投敌也好,自绝于人民也好,不是社会环境逼的,他们会这样吗?”

   “这就证实了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要表现的,社会和法律的不公正,使好人变成罪犯,就如穷人冉阿让,在饥寒交迫下,仅偷了一块面包就变成罪犯,在监狱里度过十九年,后来想改过,想立志为善也不能。”阿潜的发言总带有总结的性质。

   “我想补充一例,或许更能说明这观点。”久未参与议论的阿兴这时说,“我昨天下午遇到一件事,使我直到现在仍很难过。”

   沉默了一会,阿兴开始说他的故事:“我有一位舅舅,解放前是个穷学生,在1949年时,因找不到工作,我父亲介绍他到了台山县当了一名警察,仅干了半年,台山便解放了。解放后,他也向政府交代了这事。后来,他在广州郊区一个文化馆工作,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一切都是美满的。然而,1957年反右时,他被揪出来,说他当过‘伪警察’,于是,他被划为‘右派’,工作没有了,老婆也离婚了,他只有当建筑散工艰难度日。文革开始后,他连散工也做不成,还被当作社会闲散人员遣返回乡下。他已离乡二十年,回去如何生活?他只有偷跑回广州,因我父亲的关系,他无法投靠姐姐即我母亲,只好寄住一位朋友家,后来,又被街道红卫兵再度遣返回乡。昨天,他又回到广州,他在街口的一处角落里隐藏着,等到我出现时,他叫住我。我看到一位衣衫破旧胡子满脸的人,好一会才认出是他,我惊讶地喊道:‘舅舅,是你?’他把我拉到跟前,似有许多话要说,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说起,最后,他说:‘你回家告诉你妈,我在这里等她。’于是,我跑回家,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一听到这事,眼圈即红红的,想了一会,从一只盒子中摸出十块钱,塞到口袋里,然后往外走。我不放心,也在她后面跟着。母亲找到了舅舅,两人在说话,我站在远处,听不见,但看到母亲把那十块钱塞到舅舅手里,然后,舅舅挥挥手离去。母亲站在原地,一边擦眼泪一边目送舅舅远去。然后,她也是不停地擦着眼泪往家里走的。昨天晚上,我看到母亲也在不停地流眼泪,而父亲则不时叹息着。因隔墙有耳,他们的悲伤又不能让邻居听到,但我隐约知道,舅舅已走投无路,他要逃往外面去,我真担心他的处境!你们说,他的遭遇,是否有点象冉阿让?当了半年的警察,就象偷了一块面包,从此不得翻身!……”说到这里,阿兴已说不下去,眼中饱含热泪。

   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两位女孩还低声抽泣。

   阿潜开口发言:“你舅舅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如果不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的舅舅会为社会作出他应有的贡献,但是,那半年的警察经历,就象一条紧锢咒,使他想做个好人的权利也没有,是不公平的社会逼着他走这条路的!”

   “你们说话要注意点,”不知什么时候,阿潜的父母都出现在“沙龙”里,父亲说,“也不能把犯罪的原因都归咎于社会,社会黑暗也不见得人人都要犯罪的。”

   母亲说:“不管怎样,外逃总是不好的,我相信,什么事都会搞清楚的,不会总是这么无政府主义吧。”

   有关《悲惨世界》的研讨会,还持续了很久,我无法一一记录了。后来,他们还从阿宁处,借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等,传阅之后,大家又召开研讨会,谈谈感受,一个“文艺沙龙”真正的形成了。

  老实说,那些大部头的著作,阿兴看着是似懂非懂的,更不要说小萍和小婉等17岁的小女孩了,但是,通过交流,大家对书中内容的掌握和主题的理解,总会全面些、深刻些吧;起码,那种资产阶级的人文思想以及民主意识,总会或多或少地渗透到他们的心田。不过,这些,和当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十一)

  阿兴由于结识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学拉小提琴和阅读文学名著两方面都有些收获,但是,他在学习木模方面进展又如何?是应该回过头来说说他这方面的成绩了。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阿兴正进行着两种学习,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一种是细腻的、高雅的小提琴,一种是粗糙的、下等的木工。学习拉小提琴的事已经提到,不再重复,他几乎每天都到大哥家学那刨呀锯的,总该有点长进吧。

   阿兴的头脑和手脚都不算笨,学那木工活也不需很高的天赋,他不会完全学不懂的,只是,他在学艺之时,恰恰遇到了严重的干扰,既想着霍曼,又想着雨果,还得注意着身边小薇的一举一动,脑袋里老想着怎样能跟她多说上几句话,希望能多看到她几眼,你说,他如何能学得好,学得精?

   学木工,首先得学会锯木吧。运锯,不仅仅是把木料锯断,还需锯得直,这是要技术的,初学锯木者,木条或木板上明明划了墨线,锯条也无法按墨线运行,需经过若干时日,才有所改进。如果说,锯直有点难度,那么,锯成半圆形或圆形就更难了,这时,要运用细锯条,手腕要更加灵活,锯条才会准确地沿着弧线运行。学这一技术,需时更久。锯条用了一段时间,就会钝;光会锯而不会保养锯条也不行,你不时得用一根三角锉,把锯齿锉利,还要不时把锯齿按左中右作些调整,方能锋利。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想不到,这条“最高指示”也可以运用到修正锯齿上。

   学刨木要比学锯木的时间要长一些。首先,你要学会将刨刀放进刨子里,既要放得恰到好处,又要把它卡牢。刨木之前,你要先判别木料的纹路,要顺纹而刨,而不能相反,光这,又得学上多天。刨木时,左右手要用力均匀,否则,会刨得一边重一边轻。怎样才算刨得平滑?这当然有尺子尤其是90度曲尺量度,但是,有经验的木工,用肉眼即可判断;他们一般是眯着左眼,用右眼去判断,阿兴经过不断的实践,也基本掌握了这一技巧,现在,需要判断水平面时,也用得上。刨有短刨、中刨、长刨之分,根据不同的木料而使用,往往,开始用长刨,继而用中刨,最后修整时用短刨。要把木料刨得光滑,除了技术,与刨刀有极大的关系。刨刀不锋利,你怎么也刨得不好。于是,磨刀就成了一项重要的技术。磨刀石本身要平正;而磨刀的技术好,才能使磨刀石保持平整。磨刀石又分粗石与细石两种,磨刀时,先用粗石,后用细石。磨刀的技术,绝对不会比拉琴时拉高把位容易,阿兴磨出的刀,几乎没有一次是他大哥认为合格的,只能勉强使用。

   班门弄斧,做木工也要学会运斧。粗糙的木料,往往先以斧头修正,大刀阔斧可以减少锯与刨的工夫。运斧之前,一般先在木料上弹好墨线,然后,用斧头把墨线外的木料砍去。技术好的,可以几乎砍尽,稍为刨几下即可;但技术差的,离墨线甚远已不敢下斧了,结果要刨去很多,伤刀累人。斧头同样要磨,只不过可以磨得稍粗糙些。

  凿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两条木料要连接在一起,当然可以钉起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入榫的办法。于是,锯榫头,凿榫眼,榫头入于榫眼中,两木便联结在一起。不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榫头与榫眼的尺寸,要计算得十分清楚,又要锯得凿得十分精确,不然的话,榫眼过宽接得不紧;过窄,进不去。尤其难的,是榫头进去后,两边的木缝要很小,甚至看不出,这就不容易,阿兴总不能过关,这和凿的工夫差有很大关系。用凿,除了凿榫眼,还有凿坑槽等,都是很考工夫的。

  除了上述四项,还有用鎚、钉钉、起钉、用钳、用钻、用螺丝刀、弹线、量度、粘贴等。阿兴能够说得出做木工的那么多道道,可见他年轻时的那段经历,不会是胡编乱造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木工需要掌握的技术,而木模工,则是木工中最高级的一种。因为他所做的,是供倒模铸铁用的木模,机械是形状各异的,因此木模也是不规则的;而要把并不规则而又尺寸严格的木模做出来,首先你得会看机械图!光是这一点,就使得许多文化不高的木工望而却步,有更多的工资也无法去挣取。阿兴的大哥正是有文化,加上他发愤图强,故而学会了,而阿兴的三角几何学得很差,学做木模就有点困难了。

   开始时,他只能是学一些木工的基本技术,就如上述的锯、刨、砍、凿等,当他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后,他的大哥就让他帮忙做一些要求不是很严格的零部件;每当他完成任务,而他大哥虽不大满意但也勉强收货后,他总算有了一点自豪感。他想到,某一机械铸件,是由他参与制造的木模倒铸出来的,他为社会建设出了一点力,也不算虚度年华吧。

   在当年,阿兴不仅参与制造木模,也做了几件家具。一是一张小板凳。当年,他并不知道爱恩斯坦小时候也做过一张很丑陋的小板凳,老师说,我想,没有比这更丑陋的小板凳了,爱恩斯坦马上说:“有,我做的前两张比这张更丑陋!”而阿兴所做的小板凳,估计比爱恩斯坦小时候做的第三张小板凳好不到那儿去,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坐在上面,十分钟之内一般是不会倒塌的。二是一个碗柜。碗柜当然比板凳复杂得多了,这是阿兴“晚期”的作品,它体现了锯、刨、砍、凿等的综合技术,阿兴记得,碗柜做好后,涂上绿色的漆油,放在大哥家的厨房。那两扇门勉强可以关严,大蟑螂一般进不去,但小的就可以畅通无阻。三是一张工作台,而这工作台,是为一间小作坊做的,是有偿服务。

   一天,大哥回来,带回一个消息,有朋友请他做一张“工凳”,他没空,决定由阿兴来完成。何谓“工凳”?就是一张安放机器兼在上面操作的台子,一点五平方米左右,八十厘米高,所以叫它“工凳”。但是,为了读者明白些,还是叫它“工作台”吧。

   阿兴接下任务后,即由大哥领着,到木料店铺去挑选合适的木料。由于工作台要承载重物,所以所用的木料要坚硬;兄弟俩把木料扛回家后,大哥告诉他该怎么怎么做,就上班去了。老实说该怎么做,阿兴不会不知道,问题是能不能做得出,做得好罢了。这也如拉小提琴,你会知道怎么拉,但不一定拉得出或拉得好。所买回来的木料实在坚硬,阿兴在砍、锯、刨、凿的时候颇费力气,两手都起了血泡!连站在远处但双眼不时瞥向他的小薇也觉察到了,但也没有办法帮忙,不时端来一杯茶,已使他得到无比的安慰了。唉,要挣点钱实在不容易啊!

   如果仅仅是受点皮肉之苦,那还没什么,但如果那工作台做出来,别人不收货,那就难堪欲死了,莫非阿兴会遇到这种事?那天,阿兴宣布大功告成,叫大哥来验收。大哥一看那工作台,登时眉头皱起,它虽不至于东倒西歪,但那四条腿的角度总让人觉得不大对称。原来,那工作台的四条腿并非与桌面垂直的,而是斜向四方的;因为这么一斜,就使得榫头要斜,榫眼要斜,脚面要斜,总之,使得工作的难度提高了十倍不止。这工作台的毛病就在于,四条腿的斜度不是很规则,也谈不上会很牢固;此外,桌面也刨得不够光滑,榫眼的缝隙明显可见。

   “做成这样,很难交货啊!”大哥叹息道。

   “那怎么办?”阿兴有些慌了。

   “还能怎么办?拿去看看情况再说吧。”大哥说。

    于是,他们把那工作台扛到法政路路边的一处店铺。老板和两位工人出来看那工作台。这是一间私人作坊,在当年是很少有的,他们加工些什么,阿兴就不得而知了,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从那戴着眼镜的老板的嘴里,会蹦出一句什么话。

    老板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不行啊……”

    站在一旁的大哥,早已十分难堪,但此时,只能极力支撑了,他说:“是粗糙些,不过还是可用的……”

    阿兴什么也不敢说,就象罪犯等待法官宣判,是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老半天,那老板再蹦出一句:“一日做工千日看。”

   那句话,阿兴当时并不很明白,但事后,他认真回味,方知其意:做了一样物件,可能要用很久,如果做得不好,天天要对着它,实在难受啊!这句话不知算不算真理,但阿兴真的把它和“一失足成千古恨”连在一起,记住了数十年!那老板,毕竟和大哥有交情,拉不下情面,只好付钱(多少钱已忘记),阴沉着脸收下那件不合格的货品。

   此后数十年,阿兴常忽发奇想,想去寻找那张工作台,如果现在它仍在,他要向世人宣布:我很丑,但我很牢固!不过,这奇想始终没有变成现实。

   有关阿兴学做木工的成绩,就报告到这里。

                   (二十二)

  本来,学小提琴和学木工也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位音乐家,也同时可以具有其他才能的,就如门德尔松吧,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出类拔萃的钢琴家、优秀的小提琴家、无与伦比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善于启发别人的指挥家,而且还是一位画家,一位文学家和诗人,甚至还是一位登山家!阿兴学拉琴学得不怎么样,学木工更不成器,这只能怪他天资不高,用心也不够专一。

   如果还有更多的时间让他继续学琴和学木工,他大概也会有些出息的,但是,当时的形势,并不会让他们继续悠闲地学这学那的,发动运动的人物似乎有点想“收”的样子。运动进行了两年多,该挖出来的“牛鬼蛇神”也挖得差不多了吧,那些“牛鬼蛇神”被挖出来之后,要么是关押着,要么是遣送劳改,而象阿兴父亲那类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还够不上关押和劳改的资格,则在工厂里被监督劳动,有需要的时候也拉出去陪陪斗,游游街。

   这天早晨,阿兴的父母要去“上班”了。临出门时,他母亲小声地对他说:“你爸今天又要被斗了。”

   父亲既成了“历史反革命”“残渣余孽”,被斗是难免的了,所以阿兴也没有特别的震动和悲伤,上午依然去学做木模。到了中午时分,只见母亲的身影,并不见父亲回来。

   阿兴呐呐地问:“阿爸不会来吗?”

   母亲仍是低声说:“不在厂里斗,不知带他们到哪里。”

   到了下午要开工了,仍不见父亲回来,而忐忑不安的母亲又不得不去开工,她只得嘱咐阿兴:“你不要离开家,等你爸回来,知道吗?”

   阿兴点头答应。

   到了两点多钟,父亲终于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回来后,他即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

   “你还没吃饭吧?”阿兴小心地问。

   “今天走得太多路,走得太多路!”父亲答非所问。

   “要走很多路?”阿兴仍是谨慎地问道。

   “好象是集中全市的去游街……很多人,省长、市长都去了……我见到他们……走了很多路,中山路、永汉路、太平路……”父亲显然还没有缓过气来,说话断断续续的,但阿兴又似乎感觉到,父亲有一种莫明的兴奋。

   不过,阿兴明白了,原来,那天,造反派可能是为了壮壮声威,集中了全市的“牛鬼蛇神”去游街,其中,包括了被打倒了的林李明、尹林平、区梦觉、曾生等省市级的领导人,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共产党官员。这肯定是广州城少见的“壮观”场面:数百上千的老中青的人物,头带纸帽胸挂招牌手执铜锣,在市中心最热闹的马路上游行,四周荷枪实弹的红卫兵不时喊着口号,如果让不知就里的外国人看到,以为中国也有嘉年华会或狂欢节呢。

   阿兴也能理解,为何父亲会一种莫明的兴奋。因为,解放二十年,父亲都在广州生活,恐怕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些省市级的领导人,现在不仅看到了,而且还大家平等地走在一起,他怎能不感到荣幸?阿兴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那些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肯定是另一种的心理,他们会觉得很委屈,会在心里埋怨那些造反派不会办事:怎能把我们与那些“地富反坏右”混编在一起?这不是降低我们的身份吗?……

   阿兴还在胡思乱想时,父亲说话了:“你去买两块钱猪肉回来,煮碗汤我喝。”说着,他从裤袋中掏出一张两元钱。

   一听到这话,阿兴又心酸了,他知道,父亲是个很节俭的人,除非是十分需要,否则他不会叫儿子买两块钱猪肉回来煮汤自己喝的。阿兴可以感觉到,父亲肯定是很累,很累了。他接过钱,心里充满了酸楚。他快步走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两块钱的瘦猪肉,又马上返回家中。他立即生火,烧水,然后把瘦猪肉放在小锅中,用慢火煮了好一会,然后放点油盐,于是,一碗简单的瘦肉汤便端上了桌子。

  父亲从椅子上挣扎着直起身体,端起那碗汤,用嘴直吹着,要把它尽快吹凉;但是,他不等那碗汤完全凉下来,就急着要喝下,有几次,他烫得直伸舌头。阿兴在一旁看着,觉得很难过,父亲素来是个有修养有风度的人,不是饿极了渴极了,他不会这样失去仪态的。阿兴的眼中不觉涌出泪水,他背过脸,偷偷把泪水擦去。

  如果说,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挖出象阿兴父亲那样的“残渣余孽”,那也太划不来了;就是要揪出省市中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必费那么大的劲。那么,某些大人先生要发动这场莫名其妙的“革命”,究竟为了何事?

  1966年8月,即阿兴阿潜他们兴高采烈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时,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会议之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中国历来重视“论资排辈”,在中央人物的排座先后,意味着其政治地位的变迁。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人民逐渐明白了,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自从那“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红卫兵才知道,原来领袖要解决的是什么人!于是,在那几位突然冒出来的、奇形怪状三尖八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领导和推波助澜之下,红卫兵们有事干了,他们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深挖”和“狠批”。

  1967年3月20日,也就是阿兴和阿潜他们刚买回小提琴不久,刚学了开头几课,就在那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一篇戚本禹(名字也别扭得要命!)写的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长文。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是一篇学术论文,一篇文艺争鸣的文章,但是,细心一看即发现,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杀气,而且明白地有所指。实际上,这篇文章揭开了批判刘少奇的序幕。

  常言道,最毒妇人心,这话用在江青妖婆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她知道要打倒刘少奇,有一个捷径,即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入手。王光美的出身和经历,可以轻而易举地加上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于是,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在此,我插上一句,我非常佩服那些红卫兵领袖们,他们可以一下子组织30万人开一个会!30万人啊,相当于欧洲某些小国的全部人口呢。在会上,红卫兵强迫王光美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侮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穿旗袍”“戴项链”也算“侮辱”?原来,在当时,红卫兵认为这都是资产阶级的打扮!我不敢想象,王光美是自己穿上那旗袍的,还是红卫兵强迫着替她穿上的!

  夫人是“特务”,做丈夫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刘少奇的处境已甚艰难。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央第八号人物,还是国家主席,要打倒他也不是太容易,除非,毛泽东下“圣旨”。果然,7月12日,毛泽东要到武汉去处理“武汉事件”,离京时召见林彪时说:“中央的日常工作,由你负责;外事工作和经济上的问题归总理管。乱就乱他一阵子也可以,反正不打倒刘少奇,全党是团结不起来的!”这个强奸全党的“指示”,让林彪、江青之流有了令箭,于是,7月18日,形势急转直下,红卫兵要公开揪斗刘少奇。刘少奇自知要公开受辱,临离家时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他不可能知道,当时的“人民”,已被蛊惑得昏了头,正在乱写历史!

   8月5日,造反派在中南海再次批斗刘少奇。批斗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这时,他已忍无可忍,拿出一本《宪法》抗议道:“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国家!”违反《宪法》的事,显然不是第一回,如“土改运动”,如“三反运动”,如“公私合营”,如“反右斗争”,如“批斗彭德怀”,如“四清运动”,如“社教运动”等,哪一次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但刘少奇不一定想到这些,现在夫人与自己无端受辱,才想到《宪法》,才想到把它搬出来,但已经太晚了,国家的《宪法》早已抵不上“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了。那天以后,刘少奇失去了自由,被关押起来。9月13日凌晨,王光美也正式被逮捕,投入秦城监狱。受王光美、刘少奇的“株连”,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哥哥王光琦、王光英被关押;刘少奇长子刘允斌被批斗迫害,1967年即卧轨自杀;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以及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等,不是被关押,就是被遣送农村监督劳动。

   刘少奇的对手明白,总不能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打倒一个人,于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要忙碌了,他们通过污蔑加伪证,给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那些个“报告”和“决定”,据说全体中央委员都举手通过,惟有一位瘦小的女人,没有举起她高贵的手,她,就是曾任新四军师政委的陈少敏。

   刘少奇和王光美受苦受难之日,正是阿兴与阿潜学拉琴读名著之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国家主席及其夫人的惨况,就算知道了,他们也不会给予太多的同情,最多感到不可思议罢了。他们是自私的,似乎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他们又是幸运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处境,他们极少有资格参与批斗侮辱他人,日后可以心安理得地活着。有些当年的红卫兵,我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反思,有没有忏悔,就如王光美被迫穿旗袍、戴“项链”被批斗的那张照片,我们就清楚地看到,王光美被两位红卫兵反扭着双手。被委以重任的那两位红卫兵,当时一脸正气,怒目圆瞪,阶级仇民族恨尽盈于色,十年后,他们会作何感想?是否轻描淡写地说声“年轻幼稚,被人利用”,即心安理得、精神抖擞地又去作新时期的闯将、改革开放的先锋,不久又成为国家的栋梁?

                     (二十三)

      上面我所写的刘少奇夫妇受侮辱受迫害的内容,都是十年后逐渐知道的,在当时,阿兴阿潜以及其他的青年学生们,都是无法知道的。阿兴和阿潜他们,还在按部就班地去学琴,大概在刘少奇被关押之日,他们终于把整整一本《霍曼》教材学完了。他们学得怎么样?是否合格?这很难说,当时并无考级之事,没有谁去鉴别他们。

   《霍曼》拉完了,阿潜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册《开塞》教材。这是接着《霍曼》的一本教材,内容当然更深了,就如第一课,就是大段的十六分之一音符的快弓练习,开始时,他们都觉得很难对付,经常出错,拉了多天后,才渐入佳境。

   阿兴和阿潜,都没有设想过自己的日后之路,因为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唯一的心愿,大概就是能继续学琴,把《开赛》拉完,到那时,也应该有不错的水平了吧。但是,1968年的夏秋之时,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桩更重要的事就摆在眼前,使得他们不得不中断学琴。

   刘少奇被打倒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完成了。两年下来,高中三届、初中三届一共六届的中学生,为某些政治家作出了他们也难以作出的贡献——充当打手。有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全国数百上千万的青年学生,该如何安排,如何打发?

   不久,报上连篇累牍地宣传: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有一晚练完琴后,阿勋说:“农场来信催我们尽快归队,看报上的宣传,可能,你们也要走我的路。”这话,阿潜并不在意,但阿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次日晚,阿兴与阿潜练完琴后,又去中山五路那小巷内吃粥。

   阿兴低头不语,阿潜不满地问:“你老是在想什么?”

   阿兴说:“真的有可能如阿勋所说的,我们也要上山下乡呢。”

   阿潜笑道:“真是杞人忧天!他们最多动员你去,难道会强迫不成?你不去就是了。”

   阿兴忧虑地说:“我的家庭处境与你不同……”

   阿潜还是乐观地说:“动员罢了,难道一定要去吗?没事的,别担心那么多。”

  久违了的学校,这天忽然把他们召集回去,一个由“工宣队”临时组成的学校领导班子在运作着,使学校勉强还可称为学校。在校园内,阿兴阿潜又见到了久违了的同学,如阿霖、阿詹、阿生、阿仁、阿育、阿康、阿光、阿新等男生;小钰、小逸、小茹、小蓉、小芝、小媚、小宁等女生;想想两年前,大家是一起爬火车到湛江、南宁的。阿兴也看到了阿乔——一年多前,那位领导他们夺学校的权的“司令”,现在已“削职为民”了;阿兴还看到了阿元——昔日的好友,依然是过去的样子,但一身绿军装,神气多了,身份也变成了“辅导员”。

   “工宣队”组织他们开会,为他们安排一条“康庄大道”,那就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这说法,和报上的宣传一样。阿兴认真地听,终于听明白,要“上山下乡”的,不是个别人,不是一部分人,而是绝大部分人,包括家中的独子独女!他们学校安排的地点,是“一农场二农村”,即或去雷州农场,或去三水县农村,或去博罗县农村。当然,还有两条“宽松的”政策,一是可以跟别的学校的学生一起去(当然应有些亲朋关系);二是可以投亲靠友,回自己的家乡或别的农村。总之,只要你“上了山”“下了乡”就行。

  当然,要把那么多学生动员到农村农场去,也不很容易,要有些特殊手段吧。于是,当局对学生们进行一个“洗脑运动”!洗脑是什么意思?就是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洗脑可能比较难,当局又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学生们送到农村去洗,工农联手,还怕洗不干净?于是,他们被送到了广州郊区的棠下大队,一边干活一边洗脑。那棠下大队可是赫赫有名的呀,只因领袖来走了一趟,它便变成了“圣地”,他们在那“圣地”里洗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到这个“圣地”封闭起来的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当局要动员他们“上山下乡”,人人都要签字表态,表示支持,表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五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南海潮》的,里面有一个情节,是恶霸们强迫贫苦农民“卖猪仔”到南洋去,要摁手指印,阿兴觉得,似乎也有点这个味道。只不过,现在冠冕堂皇些罢了。

   有没有人可以躲过此劫的?不是没有。某天,阿兴班的小逸和别班的一位同学忽然接到通知回学校。两天后,别班那位女同学回来了,而不见小逸回来。一打听,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她们是准备调回去当“辅导员”的,但是,她们必须写出深刻的思想汇报,经工宣队和辅导员们通过,才能加入辅导员的行列。结果,小逸的思想汇报通过了,她父母是华工,又是难侨,被迫害回国,父母的苦难挽救了她,使她不须洗脑而进入了辅导员的行列。而另一位同学就惨了,因她有两位母亲,也即她的父亲有两个老婆,而她又怎么也说不清,为什么父亲能娶两位老婆,于是,父亲这一“不清白”的历史,害得女儿要重回棠下大队洗脑!

   那么,有没有人可以不去?有什么人可以不用去?原来,真有人可以不用去的,那就是出身于纯正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家庭的子女,象阿元等,他们不但不用去,还被安排在广州钢铁厂等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的好单位!这“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以解放前三年父母的阶级状况来划分的,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最可靠最革命的,包括他们的子女,所以,他们的子女也不需要“再教育”了,何况,他们都是最“正统”的红卫兵,应该有最好的回报。

   就这样,在1968年夏秋之时,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热潮掀起了,当年全国绝大多数的初、高中学生,都卷进了这个热潮之中。当局采取宣传、鼓动加强迫的做法,使得该去的人难以逃避,而那些“黑七类”子女,象阿兴兄妹等,更是毫无借口可言,不去也得去。

     阿兴垂头丧气地从学校回到家中,想不到家里热闹非凡。原来,他的妹妹小芳,以及她的同学——小云、小玉、小英、小虹,正在客厅里讨论得很热烈。这班17岁的女红卫兵们,现在已不需要捍卫什么路线了,她们已脱下了绿军装,从火线上退下来,并回复了“女儿身”,似乎,她们正谈论着一个热门话题——上山下乡;她们也面临着和阿兴一样的抉择——上什么山下什么乡。不过,令阿兴感到惊讶的是,有几位似乎陌生的青年也在座。

  看到阿兴愕然的样子,妹妹说:“他们是来自上海的战友,他们明天就回上海,今天来我们家坐坐。”

  “欢迎,欢迎。”阿兴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忽然,他想起,他们就是曾在中山医学院见过的阿裴、阿淞和小沪,当时他们就是为那被打伤的阿国准备向对方声讨呢。不用说,那位块头很大的青年就是阿国了。

  阿裴似介绍又似解释道:“我们是上海来的学生,和小芳她们是战友,同学催我们回去,要上山下乡了。”

  阿兴感兴趣地问:“你们分到哪儿去?”

  阿裴平静地说:“可以到苏北农村,也可以到黑龙江北大荒军垦农场。”

  “黑龙江?北大荒?……”阿兴一屁股坐下,惊讶得张大口,“那肯定没有谁去吧,那么远!”

   妹妹小芳接着说:“阿裴正想要到北大荒去呢。”

   “是吗?”阿兴瞪大眼睛望着他。

   阿裴有点兴奋地说:“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报名去北大荒的。”

 阿兴转头向阿国:“那么你们……”

 阿国说:“我准备去云南。那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我喜欢那里的民歌。”

 斯斯文文,戴着一副眼睛的阿淞说:“我去内蒙。我喜欢在大草原上放牧,纵马驰骋,还有那蒙古包,那篝火,那马头琴……一定很有诗意。”

   小沪兴奋地说:“我要去得更远一些,我喜欢新疆,那里不仅有草原,还有雪山,还有戈壁,还有天池,我最喜欢新疆的歌曲和舞蹈,我准备去那里。”

  阿兴看到,小沪脱了戎装,又有另一番风韵,江南女孩的妩媚令阿兴忍不住时时瞟她几眼。

   阿裴继续说:“我认为,要去就去远一些,这样才能经风雨见世面。”

   听了他们的话,阿兴惊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他想不到,这几位上海的同龄人,生性如此浪漫,志向如此远大。上山下乡啊,落户农村落户边疆啊,难道是去旅游,去考察?

   这时,在座的小云问:“三哥,你们学校去哪儿?”

   阿兴答:“要么三水、博罗农村,要么雷州农场。”

   小云继续问:“那你打算去哪儿?”

   听她的口气,好象现在报名参加旅行团一样轻松。阿兴叹一口气,说:“我未想过要去的。”

   一旁的小英插嘴道:“怎能不去?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呀!”

   面对着这群只有17岁的小女孩,阿兴觉得很难谈得拢,他反问道:“那你们学校去哪儿?”

   个子矮小的小虹说:“到东莞农村,或者到海南岛。”

   阿兴担心地扫射着她们的脸,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们……打算……”

   高个的小玉立即说:“当然是海南岛啦!”

   阿兴再问:“为什么?”

   小云抢先回答:“那还用说!海南有山有海,有胶林有椰林,还有咖啡园、可可园,一定很有诗意。”

   阿兴不满地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哪儿吗?”

   小云反驳道:“我没有去过,不过海南属亚热带地方,和印尼差不多的。”

   阿兴忽然想起,小云是被苏哈托将军驱赶回国的,她是华侨学生,应该不用上山下乡吧,于是,他故意说道:“还是你好,是华侨学生,不用去的。”

   小云又反驳道:“谁说华侨学生不用去的,一样要去。就算不让我去,我也要去的!”

   此时,阿兴倒是关心起自己的妹妹来了,他扭头问:“那阿芳你……”

   妹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五位是一体,当然一起去海南的。”

   阿兴不安地问:“爸妈会同意吗?”

   妹妹反问:“爸妈可以不同意吗?”说完,她眼中也闪过一丝忧伤。

   这时,小云说:“三哥,不如你也和我们一起去海南吧,我哥哥也打算跟我们一起去的。”

   阿兴为难地说:“我没想过去海南,那么远……”

   见阿兴不同意,她们又热烈地谈论开了,这时,上海青年阿裴说:“那也好,那也好,到时,我们在祖国的最北方,你们在祖国的最南边,大家一起战天斗地!”

   阿兴看着这群热血青年,觉得自己坐在那里,也是个多余的人,不禁自惭形秽,独自走到露天的楼梯上,望着碧蓝的天空出神。

                      (二十四)

   晚饭时,阿兴一家四口在闷闷地吃着,他们餐桌上的愉快气氛已消失一两年了。

   席间,阿兴忍了几次,终于说出来:“爸,妈,阿芳说要去海南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大张旗鼓,阿兴的父母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听到这话,并没有很大的震惊。

   母亲问:“一定要去的吗?”

   妹妹答:“大家都要去的。”

   父亲说:“要去,也就到附近农村吧,回来也容易些。”

   妹妹说:“我不习惯农村生活的,农场有组织,同学大家都在一起。”

   母亲担心地问阿兴:“你呢?也要去吗?……”

   阿兴叹息道:“我……还没决定。”

   对于妹妹的决定,两位落难的老人也自知无法改变,更不敢阻拦,否则罪加一等。甚至他们已预料到,儿子大概也不能幸免。他们不再说什么,但阿兴觉察到,他们都吃不下饭了。试想想,自己那只有17岁的女儿,20岁的儿子,突然间要离开,要到遥远陌生的农村或农场,而且把户口也迁去,不知能否再回来,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人间悲剧,只不过,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之下,这悲剧被披上一块殷红的幕布罢了。

   晚饭后,阿兴匆匆赶到阿潜家。应该是意料之中事吧,阿潜一家齐集;稍感以外的,是阿勋、小迈、小婉等也在座。

  一见阿兴进门,阿潜即喊道:“知道你会早早来的,快坐下,商量对策。”

  阿兴问阿恒:“你们学校去哪儿?”阿恒、小婉、小萍都是同一所学校的。

  阿恒答道:“去海南,叫琼海县,似乎在海南的东面。”

  小迈道:“我们学校也是去海南,是去琼中县,应该是五指山那里吧。”

  阿勋道:“海南去不得,要去也跟我到斗门农场,那里近些。”

  阿兴喃喃道:“海南的确太远了吧,隔了一条琼州海峡,不如跟我们到雷州,也算是大陆这边……”

  小萍道:“雷州也够远的,我又不认识你们的同学,要去我也和自己的同学一起……”

  小萍的话还没有讲完,老父亲即几乎跳起,大声地说:“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哪有这样的道理,强迫十几岁的学生到那些穷乡僻壤,这不是害了他们吗?”

  母亲也说话了:“我有四个儿女,阿庸读到大学,前途未卜;他们三个,都要离开家庭,上山下乡,我当母亲的,实在无法接受。”

   阿兴半是安慰半是猜测地说:“可能去三两年就能回来的,就当去参加农忙吧。”所谓“农忙”,是阿兴他们读书时,每到农忙时节,学校就组织他们到附近农村,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俗称“三同”,农村的生活简朴,劳动如插秧、割稻等也辛苦,但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的确既新鲜又可得到很好的锻炼;所以,那一周的农村生活,反而是他们每年所期盼的。

   阿勋马上插嘴:“别那么天真,我1964年初中毕业后去农场,原来也以为去两三年的,现在看来更是遥遥无期了。”

   阿潜道:“这次和农忙不同,是把户口也迁走的,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回来的,一辈子呆在农村或农场,真不可想象!”

   小婉道:“我只去过一次农忙,那狗虱和蚊子咬得我浑身都起了红疱,现在想起来也怕。”

   小迈道:“可能我们真的娇生惯养,到了农村和边疆,会锻炼得坚强些吧,就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还有民主主义战士等,也在流放地西伯利亚得到锻炼,好象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时,唯一可以暂时逃过此劫的大学生阿庸发话了:“太天真,太天真!你有没有想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民主战士被埋葬在西伯利亚,并非个个都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幸存而回的;就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吧,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整整二十年,虽然最终返回故乡萨拉托夫,但身心已受到严重损害,在故乡只生活了四个月,就与世长辞,流放会得到锻炼?!”

   阿兴有话要说了:“我们扯得太远了吧,怎么说到流放?现在是上山下乡,总不应和过去的流放相提并论吧。”

   老父亲接着说:“上山下乡到底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但要青年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就想不通,那些贫下中,大字也不识几个,他们能教育城里的学生?”

   母亲反驳道:“这个你就不知了,不是叫他们教文化知识,而是要城里的学生学习他们的好思想好品德。”

   父亲不服气了,再反驳道:“那些贫下中农基本上是文盲,有什么好思想好品德?”

   母亲回答,尽管语气并不强硬:“总有些吧,如勤劳啦,朴素啦……”

   还没讲完,父亲即大声反驳:“勤劳?朴素?你看看他们过的什么生活,象我们乡下的亲戚,他们能不勤劳吗?能不朴素吗?”

   母亲生气了:“唉,你别这么大声好不好,让别人听见了够你受的!”

   父亲意犹未尽,继续说:“你不要以为我退休多年,我也天天看书看报学习的,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本身也要受教育,怎么去教育学生?”

   母亲再度反驳:“那是他几十年前讲的吧,现在就不同了嘛。”

   阿庸挥挥手,说:“不必争了,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个漂亮的借口罢了,运动搞了两年多,全国的高中生、初中生,少说也有一千万吧,怎么安置?都呆在城里,还不闹事?这个化整为零的办法,够绝的!”

   大家也觉得,大学生毕竟是大学生,一说话就不同凡响,不由你不赞同。阿潜也见父母在争个不休,且难以有个结论,于是岔开话题:“不管上山下乡有没有必要,能否得到锻炼,有什么目的,都不说它了,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阿恒、小萍和小婉齐声说:“我也不去!”

   小迈望了一眼阿勋,说:“我也不去。”

   于是,满屋子的人,都看着阿兴,因为只有他没有表态。

   阿兴嗫嚅着,半天才说:“我很难……我家的情况跟你们不同……我可能……不能不去的……”

   阿潜马上大声说:“你不要去,我们都不去,我就不信会用枪押着我们上山下乡的。”

   是夜,阿兴回到家里,父母已经睡下,但他分明感觉到,他们辗转反侧,唉声叹气,久久也未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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