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一部)

                           (二十九)

  1968年11月7日凌晨,阿兴早早就起了床,还有他的父母;也许,昨晚,他们都没有很好地睡过。阿兴的母亲,煮了一点饭,煎了一只鸡蛋,给阿兴作早餐。吃过早餐,阿兴就得上路了。其时,她的妹妹仍在蒙头大睡,一般来说,不采用一点暴力,她是不会醒来的,这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最正常的状态。她要比阿兴他们晚几天出发,所以仍可睡懒觉。阿兴也不想叫醒她,只是走到床边,摸摸她的脸蛋,算是和她道别。之后,他要出门了,母亲只送到大门口,阿兴轻轻地喊了一句:“妈,我走了……”说完,他即会过头,他没有勇气和母亲四目相对,所以,他至今也不知道当时母亲是泪涌如潮,还是象抗日时期那些英雄的母亲那样,微笑地挥手说:“儿啊,勇敢上路吧……”

  父亲陪他出门,送他到汽车站。阿兴右手提着一只行李包,左手提着小提琴和二胡;父亲扛着一个行李袋,里面装着他的床上用品。所有的行李,不会比现在南下的民工多,只是那小提琴和二胡,使得那些行李带有些艺术气味。

  凌晨,路灯昏暗,路人稀少,他们默默地走着,我想,从越华路到文德路这一段路程,他们不可能一句话也不说,但肯定不会超过十句,此时此刻,作父亲的,任何嘱咐也显得无力;作儿子的,任何安慰更显得多余。虽然,他不似当年被流放的屈原、贾谊,被贬谪的柳宗元、苏轼,也算是“光荣上山下乡”,但和跟随贺龙、邓小平“追穷寇”的大哥、远赴东北准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二哥相比,总觉得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很难“光荣”起来。

  到了文德路13路车总站,等了一会,阿兴要上了车了,父亲帮他把行李弄上班车,嘴上说:“去到那里马上写信回来!”阿兴上了车后,父亲仍站在路边;过一会,班车慢慢驶离。阿兴向父亲挥手,父亲也向他挥手。车子开出百米外,阿兴看到父亲的手仍未放下。阿兴读过朱自清的散文《背影》,写的是父亲送别儿子的情景,阿兴感到遗憾,车子拐了弯,他始终没有看见自己父亲的“背影”,不然,他也可以写一篇相同题目的散文吧。阿兴离开家的情景,就这么简单?你就不能加工一下,弄得悲壮些或惨烈些?然而,阿兴说:“就这么简单。”他不同意胡乱加工,我得尊重他的意愿。

  到了学校,情景有些改变,因为见到了不少红旗和标语,还有,不去或暂时未出发的同学,负责敲锣打鼓,渲染气氛。之后,他们又坐上一部汽车,去到广州东部、远离市中心的黄埔港。在那港口里,正停泊着一艘叫做“建华”号的万吨巨轮,它负责把阿兴他们运送到另一个港口城市——粤西的湛江。

   在黄埔港,在建华轮的四周,更是红旗招展,标语鲜明,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同一首歌”——《知识青年志在四方》。码头上人山人海,有远戍的征人,有送行的亲友。阿兴和他的同学们,无论是原本就壮怀激烈的,还是悲伤无奈的,都似乎被这情景打动,也有“心潮逐浪高”的感觉。同时,他们为自己能登上那高大巍峨的万吨巨轮而感到自豪。

   上午10点钟,轮船开始启航。这时,站在甲板上的、大多穿着绿色军装、胸前挂着领袖像章的男女知青们,在向码头上的亲友挥手道别。在“同一首歌”的某些音符的间歇之中,阿兴也听到从码头上传来阵阵的哭声,当然,那哭声还不至于杜甫笔下的“哭声直上干云霄”的程度。

   就这样,阿兴和他的近400名同学,以及广州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们,离开了故乡广州。建华轮在母亲河——珠江上行驶,目标,是驶向茫茫的南中国海。阿兴他们身处船上,并非如现在的旅游者那样,有着自己的仓位或床位,他们是在船上的任何一处地方安顿的,反正是睡一个晚上吧,但是,对于第一次离乡背井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夜,都是难以入睡的。在同行者中,阿兴的行装算是有些特别的,因为他的行李中,有一把小提琴,还有一把用布袋装着的二胡,有点象江湖卖艺者吧。由于他当时的琴技有限,不敢献丑,不然的话,在建华轮的甲板或船仓里,拉上几曲,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

   在傍晚时分,轮船航行到珠江口,阿兴远远看到一些朦胧起伏的岛屿,凭着他很有限的地理知识,他觉得这一带应叫做零丁洋吧。说到零丁洋,凭着他也是很有限的历史知识,他联系到一位历史人物,那就是文天祥。夜深时分,轮船往西航行,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轮船犁出一条白色的水浪,夜色中也能感受到海鸥在飞翔。大海茫茫,又看到了一群岛屿,他隐约感到,这一带,应是厓门吧。厓门与文天祥也有关联呢,当年,是宋朝已灭亡之后,宋朝的遗臣将领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仍拥立着一位小皇帝赵昺,在厓山一带负隅顽抗。元将张弘范调集水师,要消灭宋朝这最后的势力,把被俘的宋朝丞相文天祥也带上去,逼他写信劝降,文天祥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诗,而这诗,阿兴不可能没读过。

   如今,他也身处零丁洋与厓门一带,心情也显得很复杂,而他与文天祥又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遭遇也不可同日而语,想到文天祥,显然有点滑稽,或者不知天高地厚,不过,他当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束缚了,他不仅想到文天祥,而且想到“屈贾谊于长沙”的贾谊!总之,相关的与不大相关的历史人物,他都想到了。不仅如此,独自站在黑夜的甲板上,他还忽然有了一点诗歌创作的冲动!老实说,他能写出个什么诗?岂不是贻笑大方?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当时已经没有太多的束缚了,他已经是一位知青,一位社会最底层的人了,难道构思一首只给自己看的诗也有所顾虑?!于是,他真的在构思,在苦吟,到了半夜时分,终于凑成了这么八句:飒飒秋风别故城,建华穿雾走零汀。微波似诉征人语,冷月时添羁客情。远海茫茫舟板暗,沙鸥磔磔夜星明。此行不作贾生叹,低唱丹心照汗青。如果说,这首七律诗当时就这么工整,这么规范,那是骗人的,是后来经过了修改和加工的。不管怎样,这首诗,成了阿兴的诗集中的第一篇作品;而且,他当时也不可能想到,三十年后,自己会成为一位诗人,而这首诗,也被《神州诗苑》《中国当代抒情诗词精选》等大部头的诗集收入!

   当然,没有想到的事还有。当轮船经过厓门水域的时候,阿兴曾想,当年宋元水师激战厓山,是多么悲壮的一幕,文天祥坚决不写信劝降,陆秀夫抱帝赴海,张世杰至死不屈,那民族气节令人钦敬,如果能在厓门凭吊那些先辈,那也是一桩义举吧,可惜,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谁知道,两年后,他竟然就身处厓门凭吊,而且和他的小薇在一起!这是后话了,容后再提吧。

   当红日在海平线升起之时,建华轮已经到达了粤西的港口城市湛江,阿兴和他的同伴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开广州四百九十公里了。

                   (三十)

    11月8日早晨,他们来到了湛江,被安排住进一间招待所。8日和9日,那是他们最愉快的两天,他们仍然可以享受着城市的文明,尤其可以在湛江霞山美丽的海滨大道中漫步,欣赏那红日初升或西沉碧海的景色,至于两天后的归宿,他们也有许多瑰丽的幻想。   

  11月10日的早晨,湛江港成了一个繁忙的港口,不是装卸货物,而是运送知青。湛江附近及雷州半岛的各个农场,都派来了解放牌大卡车,将这一船的知青分送到各个农场去。阿兴他们吃完一顿早饭后,在码头上等待着。有些学生坐上湖光岩农场的汽车走了,这令阿兴他们很羡慕,因湖光岩农场就在湛江市郊,而且还挨近湖光岩风景区!南华农场的汽车来了,接走了阿兴他们的两百多位同学,阿兴知道,南华农场与他们所要去的英雄农场是紧挨着的。大概九点多钟,他们一百多号人也坐上了英雄农场派来的6辆大卡车,行李放在车厢内,人或站着,或坐在行李上。他们的目的地,在湛江以南一百六十公里。

   卡车在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上奔驰着,目标,向着南方。公路两旁,栽种着整齐高大的树木,那树木的名称,阿兴他们还叫不出,后来才知道,那叫水松,也叫木麻黄。往南走,阿兴发现,那雷州半岛,并没有什么山,只有一些起伏的丘陵;越往南走,阿兴又发现,那泥土的颜色,越发变得红褐色;在这片红土地上,阿兴还隐约地感觉到,在这片红土地上很少看到河流,甚至湖泊和池塘,可能属于干旱地区吧。阿兴看到,这片“干旱地区”并无水田,倒是载种着一些甘蔗、菠萝,这是他能够认得的作物,还有其他的,他就叫不出名字了。至于村落和民居,在沿途似乎不容易看到,阿兴想,这片土地难道没有人的吗?人们都住到哪里去?这时,阿兴又有点作怪了,他的很有限的历史知识偏偏这时给他提供了几个历史人物,如寇凖,如李纲,他们都被宋代的皇帝贬谪到这里;明代大戏剧家、《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曾被贬谪到此当徐闻典史;甚至明代大奸严嵩之子严世蕃,也是被崇祯皇帝流放于此的,可见过去这里是荒蛮之地,如今,不会再是贬谪流放人的地方了吧,那么,这里的拓荒者、建设者们,都生活在哪儿呢?……

  正在阿兴胡思乱想之际,他们乘坐的卡车停了下来。出乎阿兴意料的是,在看似干旱的红土地上,居然出现了一条较大的河流。按现在的常识,遇河应有桥,但在当年,有河就只会有渡口,就要等待,等待那轮渡把汽车与人一起送到对岸。那长长的车龙,在慢慢地等待着,阿兴他们也习以为常,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们的车子才到了对岸。从湛江到他们要去的目的地,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按照现在的路况和车速,大概两个小时怎么也能到了吧,然而,在当年,这也是一条“漫长的路”,这是大陆与海南相通的唯一的陆路,并不宽阔,车速不快,再加上刚才那个渡口,所以,当阿兴他们乘坐的卡车到达英雄农场的场部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在那似乎也有几间象样的建筑物的场部里,他们稍事休息,在一所礼堂里吃不知算是午饭还是晚饭,那饭盘里居然有数量不算少的半肥的猪肉,阿兴边吃边与阿霖、阿詹、阿生、阿仁等相视而笑,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幸福生活的来临。

   吃完饭,这一百多号人在礼堂里等候着,等侯着场领导安排他们的最后去处。本来,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环节,换了现在的人,恐怕要先看合同,再研究条件,去的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起去,最后才决定是否到那里去。但是,当年那一百多号人,可爱纯真的年轻人,并没有这样做,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合同之类,他们只有在领导们出现时,强烈地要求:“我们要到靠近海的地方!”“就算不靠近海,有水库也可以!”“不,应该是有山有水的地方!”……这些人,似乎是去旅游的,他们希望到一处有山又有海或者又有水的地方,去享受山水之乐。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交通的设施、生活的环境、居住的条件、商业的网点、文化的氛围等。恰好,他们又遇到了很通融很善解人意的农场领导,姓马的场长和蔼地说:“同学们要求,要到有山、有水、近海的地方,我们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就把大家分配到有山、有水、近海的地方,你们将要去的三区,那里就有一些起伏的丘陵,有一个水库,距离北部湾海边,不过就10到15公里……”听到这里,同学们不禁欢呼起来:“乌拉!……”这情景,就好象获得了一条最喜爱的旅游路线一样。

   接下来,农场领导宣读到各生产队的人员名单。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决定了你在今后数年间,将会和一些什么人生活劳动在一起,甚至可能会和当中的某些人发生不寻常的关系;然而,这一百多人,大概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严重,他们就象在学校里,在入学之初,等待老师宣布分班名单一样平静;又或者象参加旅游团,到了某一目的地,等待导游宣布安排入住宾馆的第几层第几号房一样。结果,他们被差不多平均分配到13、14、16三个生产队,每队有三四十人。至于和一些什么同学在一起,阿兴他们并不大清楚,只知道他们几位原来同班的,都分到第14生产队。据领导们说,就是最近水库的生产队。而第16队,则是最近海的生产队。阿生是与妹妹阿洁、弟弟阿斌一起来农场的,妹妹被分到了13队,而阿生兄妹竟然不去据理力争,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分配方案,确是纯真得可爱!

   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并没有“中心城市”“中心镇”的概念,他们完全不知道,远离“场部”这个农场的中心,意味着什么。每一生产队的同学们,分别坐上两辆解放牌卡车,连同他们的简单行李,在太阳即将下山之前,离开了他们还没有熟悉的场部,向着西南方向进发。

   那是一条两车道的红土路,路上时有一些坑坑洼洼,汽车也不时地颠簸着。在公路两旁,除了防风林,就是一些热带作物,如橡胶、香茅、花生、菠萝等,并没有看到有人家;走着走着,汽车在吃力地上坡,跟车带队的场干部说:“这叫石板山,是农场最高的地方。”阿兴觉得,这里虽然高了一点,但也很难称得上是一座山,最多可称丘陵吧。汽车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发现离路边不远,有一个生产队,大家以为到了,又欢呼起来,带队的干部说,那是12队。阿兴想,唉,为什么不分在12队而被分到14队?这时,载着去13队的同学的卡车从一条小路拐了进去,卡车内有阿生的妹妹等;阿兴忽然有点感慨,觉得那条小路有点象看过的纪录片中越南的丛林小路,不知自己所去的14队是否如此。车子又走了一会,才拐进一条歧路,14队终于到了。据带队的干部说,13队和14队离场部大概13公里,即26华里,如果步行到场部,要将近三个小时。而载着去16队同学的车子,仍在往前走,据干部说,16队还有3公里外!

   两辆汽车载着分配到14队的37位男女知青,顺着一条大约两百米的倾斜的泥路下滑,很快开到了一处平地停下。在汽车还没停稳的时候,阿兴他们看到有一些妇女,一些小孩在奔走着,相告着,很快就聚拢到汽车旁。站在车上,阿兴还看到,这个居民点,也就是第14生产队,有些砖瓦房,有些茅草屋,在生产队的中央,有一块水泥平地,上面还有两副篮球架,莫非是篮球场?不过场地上晒着一些作物,这块地应该兼有球场与晒场的功用吧。在不远处,有一片树林子,似乎也算一道风景,阿詹忽然兴奋地对阿兴说:“你看,那片树林多好,在那里拉琴最浪漫了!”……

   就在阿兴等人还在张望遐想之际,生产队的书记和队长以及老工人们迎上来了,他们和知青们热烈握手,用知青们也完全能听懂的话,热情地说着:“欢迎!欢迎!”“早就听说你们要来,盼到现在……”言语表情中体现了他们的真情。他们一面和知青们打招呼,一面指挥工人们帮助把知青们的行李从汽车上卸下来。这情景,使阿兴觉得有点象电影中看到过的老百姓欢迎八路军的场面一样。

   生产队里已准备了晚饭,下饭的有青菜有猪肉,大家都吃得很香。饭后,天还没有黑,首先必须安排住处。37位知青,被安排在三处地方:在晒场的北面,有一所茅房,安排了10位女知青居住;在晒场的西面,有一所瓦房,是生产队的仓库,清理出一部分,住了6位男知青;而阿兴、阿生、阿霖、阿詹、阿仁、阿育、阿康等,以及其他初中同学,一共21人,被带到离晒场较远的一处树林边,那里有一间较大的茅屋。当他们进入那黑暗的茅屋时,觉得似乎有一股说不出的气味。也难怪,那时,他们并没有生活经验,并不大知道牛以及牛粪的气味。还是带路的队干部老实,他说:“队里的房屋不够,这是用一间牛栏改建的。不过,很快队里就建新房了……”“牛栏改建的?”阿兴心里想,觉得不可思议,再就着那泥墙上当窗户用的四方的窟窿射入的微光,他看到屋内有一排用木桩和木板钉成的床,以及一些简易的桌子。

   “我们就住在这里?这里能住人吗?”阿兴表示怀疑地问。

   “蚊帐哪儿挂?”阿詹也愁眉苦脸的。

   “我这两口皮箱……”阿生望着他的行李发呆。

   “将就一下吧,睡着了就不知道牛屎味了。”还是阿仁乐观。

   “兄弟们,动手搭窝吧!既来之,则安之!”阿霖显得大无畏,并开始动手张罗了。

    就这样,这群来自广州大城市的十几二十岁的知识青年,来到雷州半岛农场之后,在一处牛栏安身了。他们把草席铺在并不平坦的木板条上,横七竖八地架起蚊帐,把皮箱、囊袋、水桶等放在勉强可以放置的地方。叹息声、咒骂声、打闹声、调笑声、欢乐声交响在一起,从屋内传到屋外,打破了这处树林子的沉寂。当黑夜来临之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这屋里是没有电灯的,而他们连煤油灯也没有,于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聚集在屋外的空地上,找一块石头或树桩坐下,大声地笑谈着这几天来的见闻感受。

    雷州半岛秋季的夜晚,十分寂静,秋风轻轻吹拂,清凉爽快,原以为,屋外肯定蚊蝇飞舞,叮皮吮血,然而,出乎意料,并没有这可怕的现象,蚊蝇并不见,倒是不时听到树枝鸟噪,草间虫吟,很是惬意。

   忽有人向阿兴提议:“兴哥,何不拉奏几曲?”

   阿兴也觉得,这穷乡僻壤,生活肯定艰难,劳动肯定辛苦,但这热带地方,倒也有一种苍凉之美,让人产生写诗的念头,奏琴的冲动。于是,他便取来小提琴,在黑夜之中拉响。阿兴真的想不到,这把曾在广州昌兴街奏响过的小提琴,如今会在遥远的雷州半岛上响起!他活动了一会手指后,准备正式拉点什么;忽然,他觉得,在广州时拉的那些乐曲的内容,似乎与此情此景难以吻合;加上周围的听众,多是“下里巴人”,不知贝多芬、莫扎特、海顿等的美妙之处,还是拉些大家都可能熟悉的歌曲吧。于是,他拉起了《夏夜圆舞曲》《草原之夜》《三套车》《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梭罗河》《鸽子》《含苞欲放的花》《深深的海洋》等中外名歌。

   到达农场那一天,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是农历九月二十日,在夜转深沉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远山的树梢上,露出了一线白光;一会儿,那白光越来越强烈,渐渐使得碧空中的繁星变得暗淡。原来,月亮升上来了!虽已是下弦之月,并不太圆,但它那可爱的身影,柔和的白光,令人陶醉!虽说“月是故乡明”,但这雷州之月,他们觉得分外的明,那是在广州很难感受到的。这时,阿兴拉起了马思聪的《思乡曲》,那凄婉的曲子,即使不懂音乐的人,也不能不受其感染,心海中会掀起阵阵波涛。直到此刻,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广州六百公里外的异乡了。

                     (三十一)

  当阿兴和他的同学们落户雷州半岛的英雄农场后,他们在与外界联系方面,比鲁宾逊好不了多少。在没有手机没有程控电话的年代,唯有靠人民邮政的绿衣使者,为他们传送信件。时间虽然会长一些,但邮资只需八分钱,而且总会送到的。一个月之后,阿兴他们陆续获得如下的信息:

   他们的同班男同学阿郎、阿胜、阿新、阿闯等,去到了广州西北面的三水县,分到了几个不同的公社大队;虽听说那里曾是血吸虫区,但现在已经“送瘟神”了吧,好歹离广州很近啊,阿兴他们忽又羡慕了。还有些男同学或随别的学校,或投亲靠友,各散东西,不知去向。

   他们的同班女同学小钰、小逸、小茹、小蓉、小芝、小媚、小宁等,去到了广州东北方的博罗县;阿兴知道,那里虽说是客家地区,语言可能有障碍,但毕竟“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可以吃到许多新鲜水果啊!也有些女同学,自寻去处,杳如黄鹤了。

   阿兴很高兴也得到了妹妹的信息。他走后几天,妹妹也与她的同学小云、小虹、小英、小玉等,去到了海南岛的五指山下万泉河畔;阿兴想,她们有福了,可以踏着当年红色娘子军的足迹,继承先烈遗志了。从妹妹的信中,阿兴还知道,妹妹她们的“战友”、上海学生阿裴等,更加“壮怀激烈”,去到了东北的“北大荒”、接近乌苏里江的军垦农场,让阿兴又惊讶又感动!

   阿兴到农场后,即火速给黄姨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的地址。之后,她天天盼着有小薇的消息。某日工余,他收到一封来自葵县的信,心中已暗暗惊喜!他急忙拆信,果然是小薇写来的!她已去到了葵县的一个公社,落户于一个大队。阿兴急忙查看地图,得知那地方,有个银洲湖的美丽的名字,离当年陆秀夫抱帝赴海的厓门也不远,啊,毕竟有点古迹,总比雷州强吧。

   在阿兴他们到雷州一个多月后,也即12月22日,那天早晨,他们起床后,听到场部的广播通过高音喇叭在生产队的上空响起:“伟大领袖又有最新指示发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常有的事,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不久,他们听到了这么一条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就是这么几句话,使得当天北京、上海就有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欢呼这最新指示发表。要受过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青年,去接受文盲半文盲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今天看来真是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大部分人也愚昧地跟着喊“很有必要”,于是,全国上山下乡出现高潮,个别顽固派可以躲过此劫?

   在“12.22指示”发表不久的某天,阿兴又收到一信,拆开一看,不禁惊呆了,原来,“誓与广州共存亡”的阿潜,以及他的大哥大学生阿庸、二哥阿恒、妹妹小萍,还有小婉等,全都去了宝安县农村!那农村在珠江口的东部,南面是一个小镇,叫深圳。阿兴不禁仰天长叹,早知他们也会下乡,自己跟随他们去,说不定也能延续琴弦上的梦吧!

   1969年初,除了少数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全国有267万“老三届”的毕业生离开了他们生活的城镇,去到农村,去到农场,去到边疆;10年之中,则有1800万知识青年被裹进那场上山下乡运动。说政治家们都是可鄙的,似乎太过分;但政治家们有时并不说真话,明明是利用“老三届”闹了一通“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又无法安置那些有功劳的“娃娃”,只好想出这个化整为零的办法,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冠冕堂皇的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本文作者并非政论家,那运动本身就不作深入探讨了,还是继续写写那些雷州新移民的故事吧。

  到了农场后,他们三十多人被分配到各个小组去,各个小组的劳动项目每天有不同,多是收花生,锄草,淋水,施肥等,并无多少技术,只要有力气即可。但有一样是拉牛车,还有点技术含量。一只水牛或一只黄牛,你如何能将它套进牛车的车辕之内?你如何能让它乖乖地听你的指示,按你希望的方向前进?当然,学这技术比现在考小车牌容易一些,有三两天即可熟练。牛车是用来拉肥料或收获物的,一装一卸也要力气,但能有不少时间是坐在牛车之上,悠悠然地赶车,也颇为惬意。

  劳动之后,黄昏日落,他们到水库中去洗澡游泳,也是一乐也。秋天水库中的水温,也让人打颤,但是,队里那用草搭建的冲凉房并无热水供应,大家只能在水库中“冷其筋骨”了。晚饭不可能很丰盛,能吃得下就不错了。如果晚上的时间全由自己支配,那还好一些,但是,在那“革命”的年代,报纸的社论特别多,中央的文件特别多,尤其是“最高指示”也特别多,所以,天天晚上开会也不乏内容。大概这正是青年学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好时候了,在生产队用茅草搭建的会场内,他们不得不听着没有多少文化的书记或队长在磕磕碰碰地读着各类文字,或者作什么长篇报告。当两个多小时过去后,他们才能拖着疲乏的身躯,回到各自的宿舍。其他的知青要准备睡觉了,但阿兴觉得自己的一天才刚刚开始,他必须取出小提琴,拉上几曲,然后,还得就着小油灯,看上几页书。每到假日,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到别的生产队,去探望分别了多天的同学,但是,他们发现,别的生产队的同学,他们的生活如同自己一样……

   岁月在无声地流逝,半个月之后,初到农场时的新鲜感消失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一些别的刺激,真要出事了。幸而在这个时候,书记从场部带回来一个消息:元旦之夜,场部要举行文艺晚会,每个队都要出两个以上的节目。要表演文艺节目,那就非知青莫属了,难道要那些老工人上台唱山歌?

  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真是十分好玩的事,他们知道,各队的知青都会尽显才华,要在元旦夜露一手,14队的知青当然也不例外。阿霖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担当起组织的任务,他说:“我们一定要搞得精彩,争取获得个头奖!”于是,他把阿兴、阿生、阿仁、阿蒋、阿春、阿继等能拉会唱擅演之男知青,以及虽不是演艺尖子,但高高矮矮肥肥瘦瘦的所有十位女知青凑拢在一起,构思编排起节目来。这样,十余位男女知青在劳动之余,每晚便在晒场上,就着一盏汽灯排练节目,真是愉快得很,不知疲倦。男知青排演的是表演唱《喜送公粮》,主演送粮老农的是阿蒋,父亲本身就是电影演员,他也遗传了些小细胞;女知青排演的是歌舞《壮锦献给毛主席》,如果有漂亮的民族服装,那就会好看些,但在生产队那个地方,如何去找?只得将就吧,每人随便找一条白布条,让它飘飘似“哈达”就算了。

   到了元旦之夜,全场的知青以及无数老工人聚集于场部,在场部的中心广场演出。轮到我们队的节目《喜送公粮》,虽然靠我一把小提琴在柔弱地伴奏,但台上台后所有男知青一起伴唱,声音也响亮,加上阿蒋表演诙谐生动,果然获得好评!到了歌舞《壮锦献给毛主席》时,十位女知青开始的唱与跳都平平无奇,观众的反应并不算热烈;跳着唱着差不多结束之时,突然,高大漂亮的女知青小馨冷不防的跑到前台一下挥手,一个亮相,高喊:“毛主席来啦!”惹得全场观众急忙伸长脖子往她手指的方向看,以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真的来到英雄农场!这种舞台效果,恐怕中央歌舞团也未必做得到。于是,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好事还在后头,数天后,场部要暂时组织一支文艺演出队,在春节期间到海安、西连慰问解放军,居然选中14队的节目!于是,他们又把节目再精心加工,力求再制造“轰动效应”。到了春节前夕,他们和其他队的知青,组成一支演出队,坐卡车到海安和西连军营慰问解放军。他们无论是到海安还是到西连,都看到解放军战士整齐地坐在地上,等待着看他们的“精彩演出”。他们那些个节目,放到现在,真个丑死人了,包括“毛主席来啦!”那大胆的想象;但在当年,也还是体现出青年人的激情,符合时代需要的。要说拿得出手的,恐怕是13队知青、他们的同学小容的女高音独唱吧,那是获得掌声最多的。而阿兴,为了凑数,也安排了一个独奏节目,有诗为证:眼前一望是军人,独奏台中我认真。吹罢北风犹不走,春郊试马更精神。别看这首诗不怎么样,它还被选入《中华当代绝句选粹》一书呢。何谓“吹罢北风犹不走,春郊试马更精神”?原来,他拉了一首歌剧《白毛女》中的曲子《北风吹》,见有几下掌声响起,于是,仍赖着不走,又拉了一首广东音乐《春郊试马》,弄得那些解放军战士莫名其妙,不知何曲。

   在西连时,阿兴站在岸边观海,心潮忽如大海般翻滚,居然学着宋代辛稼轩的韵味,填了一首《满江红》词,词云:远眺高崖,暮色里,苍茫满目。云涌乱,惊涛拍岸,吼声时续。战士握枪行峭道,白鸥展翅巡天国。望烟笼隔海遥遥处,南大陆。     恨此间,无醽醁,精神爽,诗情足。笑渊明目短,只识黄菊。不爱斯文遗老气,犹当勇猛初生犊。想年前,竟忆贾长沙,凭栏哭!这首词,三十年后,被选入《当代抒情诗词精选》等书。这首词说了些什么,难以一一解释了,但有一点读者或许可以体会到的,就是作者阿兴先生,当年初到雷州时,似乎还是有点豪情壮志的。

                  (三十二)

    象文艺表演这样愉快的事,不可能时时有,也就是说,没有不散的宴席,他们又得回归到每日的“机械化”的劳动之中。转眼间,第一个春节到来了。

    1969年的春节,是知青们到农场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在春节前夕,男知青27人全部搬进了新盖的两间茅房,虽则仍是茅房,但毕竟是新盖的,比较干净结实。除夕那天,男知青忽有雅兴,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摘了不少野花,把茅房宿舍的前后装点了一番,阿兴还找来两张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口,对联写了“身居茅房,眼观世界;人在雷州,胸注环球”这等豪言壮语。晚餐,队里的伙房加菜,杀了一牛一猪,男知青买了数瓶竹叶青酒,还有度数很高的山西汾酒,就在茅房前的空地上摆开宴席,于是,暂且不管“世界”与“环球”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又说又喊又闹又斗又哭,直吃得喝得个天昏地暗,阿霖、阿生、阿英、阿林、阿蒋等纷纷醉倒,卧床不起的有,呕吐狼籍的有,手舞足蹈的有,哭闹想家的有,骂人打架的有……从此,酒也就与他们结缘,阿兴也变成半个“酒仙”,有了李白一半的风采。

      春节过后,雷州地区进入了雾雨季节。这是一年之中最可怕的季节!在那季节里,天空中飘着的,似雾又似雨,太阳不知躲到那儿去了,常常是数周甚至整月不见阳光。由于空气中的湿度极大,衣服、床铺、箱箧皆潮湿带有水汽,阿生、阿仁等人带去的皮箱,都难以隔住湿气,其他人的木箱、藤箧就更难防潮了。那时,买布买衣服需要布票,每年每人只有136寸,不足买一套衣服,所以,大家那仅有的几套衣服,怎能不爱惜?于是,知青们经常要烧火焙衣,尤其那套白天劳动的“战衣”。蚊帐被子暴露在空气中,难以保护,晚上睡觉时,身体贴在湿润的被子上,十分不舒服,其实就是以体温烘干被子,难怪老工人多有风湿骨痛的病症。阿詹带去一张军用被子,因潮湿而弄得水迹斑斑,稍有阳光即拿到户外晾晒,善于搞恶作剧的阿权、阿林等人常手拿一根小棒,站在被子前面,学着《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在地图前部署战斗的唱段,笑得大家直不起腰。某日午睡,阿兴觉得脖子痒痒的,翻开枕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枕头之下,满是白蚁,枕头已被白蚁吃去不少!再往床下看,原来白蚁沿着打在地上的木桩爬到床上。这除了说明阿兴懒于收拾床铺,也说明徐闻的潮湿天气,使得白蚁也疯狂。 在那潮湿的雾气弥漫的春夜里,在那没有电灯、没有书桌、没有书籍、更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的春夜里,女知青们或许会在昏暗的油灯下学学毛著、写写日记,男知青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作为,或堆在某一张床上,大呼小叫地玩纸牌(幸亏那时还未时兴赌博),或欢互相取笑逗乐,或躺在各自的床上,漫无边际地回忆往事,或谈论成熟青年喜欢谈论的那些内容。玩累了,谈累了,大家就钻入潮湿的被窝中,耳听着阿兴拉的小提琴声,迷糊地入梦,而阿兴的小提琴也不能拉得太久,即使在房内,仍“犹恐天阴咽 管弦”。  

如果光是天气讨厌也罢,地上的泥土更让你为难。徐闻的泥土呈红褐色,它的特点是,晴天硬如石,雨天象粘胶。生产队的路都是泥路,每当下雨,则步履艰难,越走,脚上或鞋上粘的泥越多越重,须用利器刮去,因此,水鞋,尤其长筒水鞋是生活中的必需品,穿上它,还得用夹子夹住鞋口,不然,走着走着,泥丸会不时跳进鞋内。在长达数周的日子里,你必须时时穿着笨重的水鞋去劳动、去打饭、去洗澡、去开会、去大小便,那该是多么难受!

     前面说过,男知青常以酒消愁。有道是“烟酒不分家”,一些男知青还学会了抽烟,包括阿兴。当时知青每月工资只有20元,吃饭去了9元,剩下11元要对付一个月的其他生活使用,学会抽烟,又多了一样开支,实在太可悲了。开始时,还可以表现得出手阔绰,买28分钱一包的“丰收”牌,但渐渐,觉得支持不住了,转而买1角钱一包的“电车”牌,甚至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后来,干脆不买或少买包装的香烟,而象老工人那样,买3元钱一斤的烟丝,再买一些烟纸,用烟纸卷着烟丝来抽,这卷烟与抽烟的形象,已与工农十分接近了。再到后来,阿霖、阿兴等人发现,抽旱烟还不如象更多的老工人那样“潇洒有型”——抽水烟筒!在粤西一带,流行抽水烟筒,那烟筒用竹造成,筒口直径比碗口小些,筒内可盛水,竹筒中间凿一小洞,插一小管,此乃放烟丝处,点燃烟丝,抽烟者以嘴放筒口用力吸,烟经水过滤再入口再入肺再呼出。发明水烟筒者,大概知道“吸烟危害健康”,故以水过滤尼古丁,符合健康原则,不过,一竿水烟筒,你可吸他可吸,每人的嘴唇都贴着竹筒口,这又极不卫生了。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命没现在这么娇贵,也没听说谁因此而得病的。于是,在男知青宿舍里,就多了一两竿烟筒,中午夜间,火光闪闪,香烟弥漫,且要依次轮候,方可吸上几口。更有甚者,他们还发展到白天也用锄头挑着烟筒去开工,加上他们的破草帽,脏衣衫,城市知识青年的形象已所剩无几,远看已完全是一群土著劳动者了,不知这算不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项成果?  

  如果说春天雾雨季节,令人难过的话,那么,夏天的雷雨台风,更让你感到可怕。先说雷雨,在夏天酷热的下午,当你在野外劳动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会突然间暗下来,接着乌云翻滚,大雨倾盆,电闪雷鸣,这时,你只好听天由命,祈求上苍了。此地称为““雷州”,莫非因“雷电”的厉害而得名?我们听电台的台风预报,说那在南海海面生成的台风,十有八九是“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那方向,正是雷州半岛或海南岛。台风到来,横扫一切,损失惨重,尤其那些橡胶树,常被吹倒或吹断,令人心疼!一年之中,或大或小的台风总会来几次,那就惟有象毛泽东说的那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了。

       1969年4月,农场改制为军垦农场,但也只是场领导多了一些军人,农场改为“团”,生产队改为“连”而已。天气及环境的恶劣,劳动的艰辛,生活的单调、对前途的迷惘,使得知青们渐渐忧伤,渐渐烦躁,有的甚至自暴自弃,闹出的事也多起来了。

     某天晚上,场部放电影,刚好有顺风车,十几位男知青跟车到了场部。电影还没开始之前,阿英、阿斌等到工会的乒乓球室打乒乓球,遇到3队的一班男知青也想打,于是,双方为争夺乒乓球桌吵了起来,继而打了起来,互有损伤。其后,阿斌等哭哭啼啼地找到了阿生、阿霖、阿庆等,要求增援。其时四处已有风声,说是广州的两派打到了徐闻。几位毕竟是高中生,头脑冷静些,于是找到了同样气势汹汹的3队的知青,大家总算肯坐下来“讲数”,阿兴慷慨陈辞:“大家都是知青,又是同一派别,离乡背井,身在异地,相煎何太急!”一番说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化解了一场“血腥大战”。

     某天晚上,大家觉得肚饿难熬,但身边又无可吃之物,不知谁透露,队里的伙房内有一锅番薯,但要进去,须得破窗。本来这是不该干的事,但阿霖为了兄弟们不至饿坏,竟然爬窗进伙房偷出番薯,及时解救了众人的饥肠,但他则受到队里的严厉批评。

     在北山村路边,有一堆砍下的甘蔗,摆放得整整齐齐,有经验的人会知道,这是一堆甘蔗种,用它们来再种植甘蔗。然而,阿英、阿好、阿林、阿舟等放工经过,取而咬之,感到虽有点干,但仍能咬出一些汁液。于是,他们象发现了新大陆,其后几天放工之时都跑到那里,一根一根地咬,以增加体内的糖份。这天,他们咬得正欢,不知四面已有伏兵,突然,几位村民出现在眼前!阿英、阿好、阿林反应奇快,一跃而起,夺路狂奔,居然让他们逃出罗网,可怜那年纪最小个子最小的阿舟,一时没反应过来,束手就擒。那三位逃回队后,不知所措,惟有干着急。幸好过了一段时间,阿舟完好无缺地归来,大概村民可怜他还是个孩子,教育了一番便放了他(其实语言不通),如果放到现在,少说也成了三级残废。

    19696月的一个清晨,晨曦初露,凉风习习,鸟雀和鸣。突然,女知青宿舍一阵骚动,惊醒了全队职工。不久,大家便知道,女知青小玲不见了!小玲,高二级学生,一向品学兼优,因身体有残疾,完全可以留在广州,然而,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小玲也不甘落后,怀着理想,与两位妹妹一起来到了雷州半岛。开始,小玲与大家一样,扛锄到工地劳动,后来队里照顾她,把她安排在幼儿园工作。大概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已谈不上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她首先须得为生存而挣扎。雷州的春天到了,潮湿的天气更使她感到浑身骨痛。对比起其他仍朝气蓬勃的同伴,她渐渐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是个多余的人。如果她能把心中的郁闷告诉妹妹,告诉同伴,问题应得到解决;如果她提出要离开农场回广州,谁也不会耻笑她。然而,她把一切都闷在心里,而且,选择了一条不该选择的路。那天半夜或凌晨,她偷偷离开女知青们住的茅房,我们无法想象她离开妹妹,离开同伴们那一刻的心情,但可以肯定,是十分悲痛和无奈的。她趁着黑夜,一步步走到离住地较远的一条坑沟,那里有一口水井……

    那个早晨,知青和老工人都四处寻找她,最后,李队长用带铁钩的长竹竿拨动水井,才发现小玲已投身井中,铁钩钩着她的衣服,把她拉到水面。大家赶到井边,心中悲痛,两位妹妹更哭成泪人。李队长也算经历丰富,但显然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时间不知所措,手握着竹竿,就是不知如何把小玲的遗体弄上来。有人提议:“要放长梯下去才行!”很快,两张竹梯绑在一起,一直放到井下。竹梯是放下去了,但还得有人下去,才能把遗体弄上来,谁敢做这个事?……就在这时,一位男知青挺身而出,说:“我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阿霖!显然,悲痛和同情,使他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勇气。他手牵绳索,沿着竹梯下去,很艰难地用绳索将小玲的遗体绑住,然后和井上的人配合,终于把小玲的遗体拉了上来。事后,大家问阿霖,当时怕不怕,他说:“下到井里,很怕!但想到死的是知青小玲,应该由我们知青捞她上来。

 小玲的脸色苍白,但很安祥,被送上井边后不久,鼻孔流出一丝鲜血。想不到,来农场仅仅8个月,她就离开了大家,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当天,下起了雨,在雨中,这位不幸的姑娘被安葬在石板山上,长眠在异乡的土地。对于她的死,我们不必作过多的分析和论述了,让她安息吧。

                        (三十三)  

       1970年元旦,阿兴、阿霖、阿詹等人到场部玩,特地到了场部唯一的那间商店转了几圈。商店里的商品不可能琳琅满目,而他们也不可能有购物的乐趣,因为囊中羞涩。尽管如此,随意的看看也能开开眼界,他们毕竟在一个小村子呆了一年多了。走了一会,阿兴在卖收音机的柜台前站住了。他看到一部木质外壳的两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价钱是41元,有点喜欢。他觉得,男知青连一部收音机也没有,这样思想太闭塞了;另外,数月前他们搬进了瓦房,四五人或七八人住一间,居住条件有了改善,应该讲究一点文化生活。尽管那收音机要花掉两个月的工资,他觉得还是应该买下。于是,在归途中,他手上就多了那其实类似骨灰盒的木匣子,当然,口袋却空虚了。

    回到14队宿舍里,他们当然先听为快。当扭开那收音机后,一种与我们国内的播音员“战斗性”的声音不同的,柔软、亲切的女声清晰入耳,使在座数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接着,一首与我们听惯了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不同风格的歌曲飘出,歌唱者大概叫邓丽君什么的,总之听得他们如痴如醉!听了一会,他们弄明白了,那个电台,是澳门的陆川台,不知是否反动电台,只知道它功率甚大,他们那部简陋的机子也能收听得清清楚楚。到了第二天,他们还发现,中午时分,12点至1点,正播出一个广播连续剧,内容是关于一个叫“美宝”小姐的爱情故事的,光听了一个中午,又把大家深深吸引住了。之后,每到中午,大家吃完饭后,便集中在阿兴他们的宿舍里,等待广播剧的开场;一小时后,大家兴奋地议论着,离开宿舍,那情景,和广州新华或新星电影院散场时差不多。而到了晚上,那木匣子也是没有停过,不是播出新闻,就是港台或外国歌曲音乐,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大大地丰富了。  

   收音机的主人,这回麻烦了!他买收音机的初衷,可以对天发誓,虽不是为了学习社论,为了斗私批修,但也决不是为了收听境外电台的新闻、广播剧和歌曲音乐!现在形成了这种局面,让他左右为难,不让大家听吧,大家已经上了瘾,能做到吗?让大家继续听下去吧,后果不知怎样?!最后,他还是维持现状,听之任之,至于后果,则不去想了。

    由于有了这收音机,他们知道了一些在国内报纸上没有登载的新闻,思想显得复杂了;从收音机里,他们又学到了不少港台的流行歌曲,如《绿岛小夜曲》、《一水隔天涯》、《忘不了》、《情人的眼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阿仁、阿生、阿斌、阿邦、阿兴等,也因此而学弹吉他,常常在晚上伴着吉他大声歌唱,又促使流行歌曲更流行了。这情景持续了几个月,直到“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  

   19703月,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季节,几乎两月不见太阳。就在这样阴沉的日子里,“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前面说过,“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就是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于是,白天劳动,而天天晚上则要开会,传达指示,学习社论,背后检举,互相揭发,气氛越来越紧张了。知青到农场已经一年半,自然不可以置身事外,每天晚上也得在那大茅房内坐着、听着,有时也得说上几句。对照那“打”“反”的内容,也有些沾边的,如“盗窃”,你不是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吗?如“铺张浪费”,你不是经常把一碗干饭倒在地上让鸡或猪去吃吗?还有那偷跑回广州的事,收听境外电台的事,大唱港台流行歌曲的事,是否也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沾点边?……总之,知青们觉得自己也应有一些须要“打”和“反”的行为,已经准备接受批判了。  

   然而,似乎运动一开始,矛头并不是主要对着知青,而是要“擒贼先擒王”,挖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个生产队,少说也有一百来号人,那能没有反革命分子?队里原来就有一位姓邹的老工人,据说解放前是地主,文革开始后已定为“阶级敌人”,完全可以拉出来斗争一番,走走过场。然而,这已是一只“死老虎”,再斗已无意思,上头指示要继续揭发,务必把那些隐藏极深的“阶级敌人”挖出。如此一来,有“劣迹”的知青们,包括阿兴,反而稍稍松了一口气。

   随着运动的深入,有三位老工人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很快,已经站在了“阶级敌人”的圈子边缘。

    第一位姓周,40来岁,徐闻当地人。平时他工作积极,争挑重担,而且性格开朗,喜欢唱几句黎歌。他身体很好,大概经常喝一点酒,所以脸总是红红的,男知青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关公”。关公犯了什么事?原来,经揭发,他在解放前当过村里的保长,“挑动”过与邻村的械斗!对于解放前后出生的知青来说,保长是个多大的官,实在不甚了了,然而,领导告诉我们,保长就是欺压民众的阶级敌人!这给知青们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原来关公平时表现得那么好,都是伪装的,阶级敌人多么狡猾啊!

   第二位姓李,大概不到40岁,宝安县人,在队里当木工。如今的中国人,如果长得有几分象欧美人,那就太值得自豪了,甚至可以利用那长相去谋利,江西不是有一个凡人,因为长得象欧美人,他便自称是“德国牙医”,居然混了多年,牟取暴利数千万吗?然而,回到30年前,情况又不一样了。李工人应是中国人,但他长得的确又象欧美人:个子高高的,头发卷卷的,眼睛深深的,鼻子钩钩的!诸位,这个模样,能算东方人吗?难怪知青一到14队,就知道他的绰号叫“美国佬”。按理说,这美国佬1952年到农场时就是那个模样,但十几年也没有把他挖出来,到了“一打三反”运动,大概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揭发出他可能是美国或英国派来我国的间谍,因此非打击不可。

   第三位是谁?竟然是林阿姨!什么罪行?说到罪行真要命,竟然和男知青有关!阿兴等几位男知青后来调到了苗圃班,和林阿姨同在一起工作,林阿姨是个热情好客的人,于是,她的小伙房便成了他们的据点,他们也得到林阿姨不少帮助。这应该是一件好事,说明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但是,不知谁人揭发,林阿姨对知青的热情关心,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那就是要腐蚀知青!使用的是什么计?小恩小惠,如番薯、鸡粥之类,外加美人计!美人是谁?便是她的小女儿!林阿姨有一位小女儿,活泼可爱,得到了那几位男知青的喜爱。而问题的本身,应出现在那几位“好色”的男知青身上吧,怎么变成了是林阿姨施展的“美人计”?

在一个浓雾缭绕乍暖还寒的春夜,全队职工集中在大茅房里开会,气氛甚为紧张。一会,周、李、林3位工人被民兵带进会场,站在职工们的前面,气灯的光映得他们的脸都很惨白,面对着全队的职工,他们渐渐的低下了脑袋。书记开始说话了: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召开全队职工大会,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周某某、李某某、林某某三人,都有严重的问题,今晚,希望你们三位坦白从宽,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获得革命群众的宽大处理。”

接着,就是群众的此起彼伏的呼声:

“老实交代问题!”

“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前面站着的那三人,昨天还和大家一起劳动,而今天晚上,就成了大家批斗的对象,尽管知青们在广州也经历过文革之初的可怕场面,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第一晚的焦点,似乎落在两位男人的身上,姓周的,要他交代解放前在农村当保长时的罪恶;姓李的,要他交代是否美国或英国间谍。那两位男人并不“老实”,姓周的,多是为自己辩护;姓李的,甚少说话,沉默以对。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时知青们,包括男女知青,似乎都没有怎么开口,不是斗争性不够强,而是实在被搞懵了,这三位都是好人啊,怎么要挨批斗?散会之后,回到宿舍中,他们仍小声地议论着,尤其阿兴等几位和林阿姨一家来往密切的男知青,更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

第二天一早起来,似乎在东边小伙房一带有些骚动,男知青们最爱凑热闹,大家走过去,在一间小伙房前却被一些老工人挡住了。

“出了什么事?”好事的知青如阿林等大声地问道。

有位老工人小声地说:“美国佬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几位知青惊愕地齐声问道。

那位老工人把手放在脖子上,作出一个刎颈的姿势。

“啊?……”知青们沉默了,恐怖袭击着他们的心。但是,最后不看一眼美国佬,又总觉得心有不甘。于是,阿兴等探头探脑地往那小伙房内看,只见美国佬倒卧在地上,颈部殷红,附近也有鲜血一滩,再抬头看,看到那小伙房的墙壁上,也溅满了血!……

我们无法得知李工人自杀的全过程,如果要作一番想象的话,可能是这样的:批斗会上,他一腔悲愤,却又无从倾诉,他觉得“士可杀不可辱”,他已经选择了那条道路。批斗会之后,他表面还很平静,以至妻子也放松警惕。半夜里,他起来,应该是深情而又无奈地望了妻子儿子一会,然后悄悄地来到他工作的木工房,取出一把匕首似的刀,可能他还就着夜光,在磨刀石上磨了一会,用左手拇指试了试,然后再悄悄来到小伙房。他应该取出一壶白酒,豪爽地往嘴里灌,双眼渐渐喷出了火。他肯定在小伙房狭小的空间里打转,可能转了一两个小时。到了天快亮了,他不得不走了,这时,他庄严地,威武地站立着,然后,闭上眼睛,右手紧握利刃,慢慢抬起,猛然,用力往脖上一抹,一腔热血喷涌而出,一位铮铮汉子慢慢倒下,当他气绝时,他那双眼并没有闭上------因为李工人样子象欧美人,我想找出一位欧洲或美洲的殉道者作比拟,无奈才疏学浅,一时想不出来,只好从中国的历史中寻找,我觉得,他死的方式,可以和春秋战国时的田横和项羽相比,尽管死的原因并不一样。

我们可能会惋惜李工人,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忍耐,再忍耐,总会见到光明呀。然而,不是当事人,又怎能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们能指责老舍,指责傅雷吗?即使身经百战的大将罗瑞卿,也被逼得从楼上跳下,以此明志,何况那有冤无处诉的小人物李工人?啊,32年后,想起了李工人的死,禁不住多说了几句。

李工人一死,形势更紧张了。尽管人们心里会为他叫屈,但口径却又是一致的:他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批斗会依旧在开,斗争的对象剩下了周工人及林阿姨。所不同的是,为了防止再有“阶级敌人”自绝于人民“,晚上要由青年人值班监护,不准其二人出外刎颈上吊投河等。

依然是一个雾气缭绕的春夜,依然是在那间大茅房,关公要继续挖掘他当保长时的“罪恶”,以及在农场“伪装”进步的目的;而批斗林阿姨则有了新的进展,不知谁揭发出,她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的一位连长的小老婆!这下要命了,匪军连长的小老婆,还不是阶级敌人?但我们从她的零零星星的辩白中得知,她年轻时是个穷人家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被一位国民党军的连长强占为妾,这应和喜儿的遭遇一样吧,只不过她没变成白毛女罢了。解放后那连长不知所终,她则来徐闻参加垦殖,谁知十余年后,她会遭逢此劫?因为有了这一“臭底”,她利用“美人计”腐蚀知青,又显得顺理成章了。

“快老实交代,你当连长姨太太时享了多少福?”

“现在还藏有多少金银珠宝,快交出来!”

“说,你从知青那里骗了多少东西?!”

“快坦白,你向知青说了一些什么反动的话?!”

“为什么要用女儿去勾引知青?!”

“你的小伙房是不是腐蚀知青的黑点?!”

“你那些鸡蛋糖水其实就是糖衣炮弹!”

以上那些批斗的话,都是出自老工人的口,在运动当头,也容不得你沉默不语,袖手旁观。我们也很谅解当时工人们的表现,在那个年代,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又怎能在“阶级敌人”面前心慈手软,丧失阶级立场?可喜的是,在这事关知青的“斗争”中,知青们,尤其是那几位与林阿姨一家关系密切的男知青,却没有谁上台去揭发她,斗争她,不是没有人提示及引导,但他们就是沉默不语,冷眼旁观,致使有关人士认为他们几位中毒太深,没有认清这条毒蛇的本质!

散会后已10点多钟,疲劳的人们要睡觉了,何况第二天还要到场部开全场的“牛鬼蛇神”的批斗大会呢。但疲劳归疲劳,值班监护还得轮下去,出了问题,担当不起。半夜2点钟,阿兴被别人叫醒,很不情愿地爬起床,穿好衣服,拿着一根棍子,到屋外去,他和职工老吴同一班,他们私下分工,阿兴看守在周“保长”的门外;老吴看守在林“姨太”的门外。白天的艰苦劳动,夜晚的连场批斗,凌晨两三点钟还得起来值班当看守,使得身体并不很健壮的阿兴身心疲惫不堪,但是,他一想到自己能有看管“牛鬼蛇神”的权利,就觉得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再说,周“保长”的宿舍就在知青宿舍的对面不远,看管也容易,因此,再辛苦,也要顶住。幸亏在整整一个小时之中,周“保长”的房内悄然无声,他可以象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那位看夜的老者那样,高喊“平安无事啰”。

好不容易熬到了3点钟!该交班了。他的下一班是男知青阿华。阿兴走到他的宿舍,想推门进去,不料,阿华他们警惕性高,把门闩上才睡觉。无奈,阿兴只好隔着窗户,小声地喊着:“大口!大口!”

读者看到此,可能不明白,何为“大口”?原来李知青相貌的最大特征,就是嘴巴大,对于男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有道是“男人口大食四方”,虽然他暂时在农场,可食的东西并不太多。阿兴喊了一会,大口仍无反应,急得阿兴只好提高声调,再喊:“大口!大口!快起床!快起床!”然而,大口依然蒙头大睡!在此,我们有必要再作些交代:大口来自广州河南的新窖村,据他说家庭是三代贫农,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他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是不容怀疑的,他之所以不起床,决不是他拒绝执行“光荣使命”,而是他实在太疲倦了,18岁的青年,在半夜3点钟,随意被叫几声就醒来,那只能说明他患了神经衰弱症!

如果说阿华值得体谅,那么阿兴又有谁可怜?他在半夜3点,叫门不开,叫人不醒,自己又不能一睡了之,站在门外干着急!最后,他已把什么警觉性抛到一边去了,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喊,那声调,已经接近了当年的广州乐团的男高音歌唱家罗荣炬的最高调,这时,大口阿华才醒来!他起了床,提着长裤子,半梦半醒地开了门,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嘴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阿兴当然趁机数落他,如何如何地使自己白白多熬了10分钟……

“砰!”一声巨响,就在这个时候爆发。阿兴、阿华两人一惊,猛回头,只见周“保长”的房门洞开,一条黑影猛冲出门,迅速绕过屋子,向水库方向跑去。他们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呆了,大概5秒钟之后,才回过神来,大声喊了起来:“周某某跑了!周某某跑了!……”有些工人已听到那一声巨响,纷纷起床察看。原来,周“保长”趁两位知青在交接班之际,突然破门而出,向外逃跑了。可见,一个晚上他都是睁着眼睛竖着耳朵注意着外面的一举一动,寻找逃跑的机会。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那个晚上逃跑,很显然,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被押解到场部,与全农场的“牛鬼蛇神”一起被批斗,而他认为那是不可容忍的事。

事情发生后,队里当然立即派人四处追捕,但黑灯瞎火,山幽林密,如何去寻找?第二天白天,也派人去找,同样没有结果。这起“牛鬼蛇神”外逃事件,责任最大的当然是阿兴、阿华两位知青了,当夜,他们就被叫到队部,由队领导严肃审问。陈、李二人只得从实招来,因为事情的确就是那样,并非有意放走“阶级敌人”。审问到近天亮,队领导也累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两位不过是来农场不到两年的广州知青,应该和解放前在徐闻农村当了几年保长的周某人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还不至于有把他放走的动机。不过,阿兴知道,自己出身已不好,既有和林“姨太”来往较密的问题,且祖籍还与她是同乡,又有购买收音机收听“反动电台”以及大唱港台流行歌曲的行为,如今又……恐怕不会轻易被放过。

在其后一两天里,阿兴经常喃喃自语:“关公呀关公,你快回来吧,别让我受累了!”同伴们看到他的样子,都以为他受到刺激,得了轻度的精神病。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还不见周某人的踪影。到了第三天,传来了又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某人找到了!就在水库之上靠近13队的一条防风林中,他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又一条人命!周工人和李工人的死法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烈性子的真正的男人,可杀不可辱,所以选择了以死抗争的方式。当然,李工人死后又比周工人好,天亮即被人发现,当天草草埋葬;而周工人则是3天后才被发现,有些好事而又大胆的知青如阿继等,跑到现场,看到周工人的尸体已膨胀腐烂,尸身上爬满了蛆虫!这样的一条腐尸,当然是即时草草掩埋了。

周工人死了,阿兴的心既悲伤又宽慰,悲伤的是,那的确是一个好人,如此无辜死去,实在有违天理;宽慰的是,周工人外逃,不是顽抗到底,而是去寻死,尽管也叫“自绝于人民”,但对于阿兴来说,则好解释了,因为他断没有理由把周工人放出去寻死吧。不过,回头一想,他还是很内疚,如果自己看管得紧些,周工人也不至于能死得了吧,这正应了一句成语:“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呜呼!至于阿华,也沉默了几天:他对周工人的女儿甚有好感,一想到她年纪轻轻即失去父亲,而且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心里就感到阵阵疼痛。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不久,14队就死了两位“牛鬼蛇神”,即时轰动全场。这只能说明了,14队的阶级斗争太复杂太激烈了,同时也说明了,14队的革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使得“牛鬼蛇神”无所遁形。不过,话又说回来,死得人多,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在发现周工人尸体的当天下午,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到了14队,从车上走下来一位团首长,以及两位干事,作了所谓“善后工作”。而不久,阿兴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被调离14队,去一处山林参与开办砖厂。

                 接(三十四)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