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风雨当年

——勇士农场14队知青的故事

 陈贤庆

 

眼前有一张保存良好的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五位穿着背心或文化衫的年轻人,乍一看,还以为是篮球队员,其实不然,他们只不过是31年前即1968年“上山下乡”到了雷州半岛农场的知青。1969年夏季的某一天,他们结伴步行到了离生产队15公里的一个叫曲界的圩镇,除了游荡吃食之外,他们还在一间设备简陋的照像馆里照了一张合照。因为有了这一张合照,很幸运地留下了他们年轻时尤其是当知青时的模样。

坐在前排左边的那一位,头发较短,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斯文,但偏偏又留了一溜胡子,装作沧桑之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扮cool”。他叫陈贤庆,时年21岁,在初中时某堂俄语课,被教俄语的李老师叫起来读课文,他读文中“俄国佬”部分,另一同学读“中国少年”部分,结果,“俄国佬”表现出色,而“中国少年”惨不忍闻,李老师竖起大拇指,赞道:“俄佬读得好!俄佬读得好!”于是,他得了一个“俄佬”的绰号。不过,这绰号容易让人误以为“傻佬”或“呆佬”,常使他显得很无奈。

正中那一位,英俊的眉目间还带有些幼稚的神色。他叫秦新仁,时年不足20岁。由于他身材矮小些,加上那张可爱的娃娃脸,故绰号为“小鬼”。请注意他和陈贤庆的胸前都戴着一个牌牌,现在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是什么荣誉奖章,那是一枚领袖的像章。虽然不能说戴像章的人就忠于领袖,但到一个农村圩场去也自觉地把领袖贴在胸口,总该是对领袖有深厚感情的吧。顺便一提,陈贤庆那件背心,还是经过挑选才买的,读者没有高倍放大镜可能看不清上面的字,那是当年林副统帅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8个字,可见他当年是何等革命。

前排右边高出那位,并非特别高大,半坐半靠罢了。看他那手臂,就知道他的营养和脂肪比别人多些。他叫梁慧生,时年快23岁。由于他有个酒渣鼻,大家叫他“红鼻”;又由于他比较肥大,大家又把他的两个特点合二为一,叫他“肥红”。又要提醒读者注意了,梁慧生和秦新仁的左手腕上都有一块表,这在今天实在不足为奇,但在30年前,那就是有钱人的象征了。也难怪,他俩原来是归侨学生,虽说不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但又无法否定归侨学生总比本地的学生富有一些,尽管他俩不过是从印尼回来罢了。

后排左边那位,戴副眼镜,略有斯文相,但头发剪得短短的,属于另一种的“扮cool”,企图显得“革命”一些。他叫詹康年,时年22岁,绰号“阿詹”。不过,知青们说,那个“詹”其实是“尖酸刻薄”的“尖”,因他的特长是善于挖苦别人。从照片中看,他的左手腕上有一小白点,但很难断定是否手表,不过他确实带去一块手表,是英纳格的牌子,他常向别人炫耀。但据陈东华等知青揭发,那表质量并不怎么样,一天要上三次链。某日他如厕,英纳格不幸落入粪池中,他无力捞起,只好悬赏5元,让别人捞了上来,但从此,英纳格的牌子便改成了“屎坑捞”,读快一点还象一个洋名字。

最后一位,眉目长得都不错,神态也很自然,不过,这模样与他喝了二両大粬酒后的模样形成的反差就太大了。他叫蔡为霖,时年21岁。在相片中,他的双臂被遮住了,不然,可以看到也有一定的份量。但不管怎么衡量,他的身材也只能算中等,但由于广东人太矮小了,所以居然让他这位安徽移民获得了一个好MAN的绰号——“水牛”!

这五位同学、场友加兄弟,无意之中于31年前在一个农村圩场拍下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在“上山下乡”32周年的前夕,手拊这张照片,想到天各一方的五兄弟,更想起卅年前在雷州半岛徐闻县勇士农场14队的全体知青共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大家也认为,如果不趁现在还能记起一点事情的时候留下一篇文字,心里总觉难安,于是,就有了以下的这些故事------

                         同学少年

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市的市中心区,有一条马路叫维新路,此路在文革时改称起义路。起义路158号,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这就是广东省华侨中学。该校创办于1946年,是一所具有50余年历史的完全中学。

         侨中是广州市内唯一一所“侨”字中学,备受省、市各级领导关怀、重视,又得到董事会和校友会以及海内外众多热心教育的人士的大力支持。校园幽雅整洁,环境优美,绿树成荫,占地面积15105平方米,建筑面积137876平方米。办公大楼宽敞明亮,教学大楼能同时容纳36个教学班上课。课室内配套现代化教学设备,楼内建立教学闭路电视直播中心,可同时播放6路教育教学电视节目。学校多媒体电教室配备计算机、VCD影碟机、CD机、文件传送器、投影机、多媒体投影仪、摄像头等,设备达到较先进水平。科学楼和艺术楼内有各学科的实验室和电脑、语言等专用室。体育设备齐全,其中160米环形塑料跑道为市内中学所少见。

       以上所介绍的,是九十年代的省侨中,如果历史回到三四十年前,当然就是另外的一种情景了。1965年以前,侨中仍在维新路,教育教学设施当然比不上现在了。侨中既然带“侨”字,当然是招收归侨学生为主,当年印尼等国经常排华,因而归侨学生也多,梁慧生以及他的弟弟梁慧斌、秦新仁等,都在六十年代初入学的。除了归侨生,学校也招不少本地生,如1961年入读初中的蔡为霖、詹康年、陈贤庆等。尽管有年龄、衣着、生活方式等不同,但两类学生也还相安无事,平等共处,就象他们五人一样。19649月,他们从不同的初中班升上高一级,分在了同一班。一年后即19659月,当他们一起升上高二级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学校搬迁到广州市东北郊的沙河瘦狗岭原省公安学校内。它的北面是华侨补习学校,南面是废弃的天河机场,西面是一条农村叫林和庄,东面是华南工学院即如今的华南理工大学等。现在那一带,不用再介绍,已成为广州市的闹市区,楼价起码每平方米七八千元吧。

学校搬迁一年后,1966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侨中的学生,与全国的大中学生一样,亦参与到运动之中,包括那当时还幼稚无知的五兄弟。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取名“308战斗队”。请注意,这和“007特工队”之类没有丝毫瓜葛,之所以取名“308”,原因是十分朴素简单的,仅仅是他们在学校所住的宿舍,编号是308。开始,他们随大流,参与斗校长祝菊芬,颜美德,以及斗一些老师,进而走上社会,斗赵紫阳、尹林平、区梦觉、曾生等省市领导。在各地争相夺权的时候,詹康年、陈贤庆等也参与了当时不知是发起的夺学校的权的“革命行动”。当文革深入发展,他们无法去到北京接受领袖的检阅,趁“大串联”之机,和同班的同学,尤其那漂亮可爱的杜小钰、何启逸、黄丽容等女同学,一起到了湛江,继而再转到南宁、贵县、桂平、梧州等地。之后,梁慧生、詹康年、陈贤庆、秦新仁等,又发起步行长征,当然是短途的,第一天从广州行至顺德县的大良镇,第二天行至中山县的小榄镇,第三天行至石歧镇,第四天行至江门市,然后从江门坐船回广州。而蔡为霖则更大胆,和另一些同学挤火车到了北京,继而到了哈尔滨等地。当运动发展到不可收拾时,学校先后进驻过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军训中还牺牲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叫延光辉,并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这段历史,故简略提及。在此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是以下的一幕幕------

                           沙面奇遇        

      到了1968年夏秋,急风暴雨式的派仗打得差不多了,最高领导层需要收拾残局,并要立即想出一个办法,去安置因这场运动而辍学的6届初高中学生。因领袖是从农村而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而打下江山的,深知“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于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把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农场、山区、草原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领袖也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接受教育的应是农民,但此时却要担当起教育知识青年的责任。当时,安排给侨中的下放地点,一是三水县、博罗县等的农村;二是徐闻县的国营农场。此外,还可以投亲靠友等。

     196810月,羊城的秋夜,已有凉意,在珠江河畔的长堤上,常漫步着一群男青年,他们是侨中67届的高中毕业生,有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等。许多个夜晚,他们都这么漫步着,从海珠广场走到沙面。摆在他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去不去“上山下乡”的问题,而是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需要尽快决定。尽管华侨中学出了一个归侨学生陈国基当知青而闻名全国,成了青年们学习的典型,但并非每个侨中的学生都有很高的觉悟,可以毫无牵挂地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蔡为霖,父母妹妹都在安徽省,仅他与80岁的当中医的爷爷在广州生活,一想到丢下爷爷,离乡背井,他就心痛。詹康年,母亲早逝,兄姐在外地,他与父亲弟弟在广州生活。弟弟腿有残疾,“上山下乡”的责任义不容辞落在自己的肩上。梁慧生,印尼归侨生,父亲早逝,兄姐在海外及香港,母亲与他及妹妹、弟弟在广州生活,这回,他们三兄妹都要当知青,把年迈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广州,想起就要流泪。陈贤庆,与父母、大哥、妹妹在广州生活,大哥已成家另住,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斗,单位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在这种时候,他和读初中的妹妹都要离开广州,可以想象他该有多少事牵肠挂肚。秦新仁,印尼归侨生,父母兄姐都在国外,他只身在广州读书,没想到遇上文革和“上山下乡”,这位“少爷”出身的归侨生也不能幸免,所以他对前途倍加彷徨。五位青年,家境不同,但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年轻的读者如果以为这是虚构的背景,那实在是错误了,这五人的家庭背景,正是如此,而其他的知青,也都是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情况下,踏上“上山下乡”之路的。

        这一夜,他们又漫步到了沙面,坐在经济餐厅的露天茶座,大家的面前,摆着一杯廉价的咖啡,手指间还夹着一根同样廉价的“丰收”烟,这是他们最近学会的。“想好了没有?”蔡问。“许多同学报了三水------”詹说。“我还是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梁说。“听说农场有集体宿舍和饭堂,”陈说,“我最怕自己煮饭的。”“徐闻的地理环境和印尼相似,我想我会习惯些------”秦说。以上的说话,恕我们坦白承认,是现在所虚构,32年了,怎能记得清楚?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当时议论的唯一的内容。就在他们议论着去三水好还是去徐闻好时,坐在他们不远处,有一位中年人,默默地听着。过了很久,他忽然开腔道:“你们要去徐闻吗?”他们惊讶地反问:“你知道徐闻?”他淡淡地说:“我就是从那里来的。”这下,那不期而遇的“徐闻佬”,立即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被围在了中间。大家急切地问他:“徐闻怎么样?好不好?”他慢悠悠说:“那里土地肥沃,近海,有许多海鲜,还有菠萝------”“会不会很荒凉?”“不会,已经开发了十几年,到处都种上农作物。”------望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黑瘦的脸,以及他那诚恳的神态,那群年轻人不可能认为萍水相逢的他有什么不良的居心要存心欺骗。他当时还讲了许多话,现在无从一一记起了,不过,他没有讲徐闻太多的坏话,那是肯定的。那一夜,那群高中生居然在沙面遇到了一个“徐闻佬”,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一“沙面奇遇”,使得他们最终作出了去徐闻的决定。若干年后,他们回想起这事,深感冥冥之中真似有个上帝在主宰着人们的去向呢。

顺便一提,那时的学生,是多么的单纯啊,尤其在感情方面。七个同班的男生,就这样报名去徐闻,而他们班的女生,那可爱的杜小钰、何启逸、黄丽容、吴剑媚、何江宁等,却报名去博罗,为什么当时不走在一起?竟然是谁也没想到,就这么简单!当大家别后通信时,才觉得彼此都很愚蠢!若干年后,当他们谈起这事时,仍深感悔恨,如果大家走在一起,说不定生命的历程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还会产生多对情侣呢。

                         初到雷州       

1968117日晨,天色灰暗,微微有些凉风。这一个早晨,对侨中许多青年来说,是铭心刻骨的,从那一天起,他们已经不是学生,而且已经不是广州人了,他们在广州的户口已经被注销,户口已迁往近700公里外的雷州半岛。

那天一早,他们离开亲人,离开家庭,回到了学校,然后乘坐汽车往城东的黄埔港。港口红旗招展,歌声飞扬,尤其那首《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在反复地播放。除了侨中100余名知青外,码头上还聚集有数千其他学校的首批奔赴粤西的知青,有些父母或亲友来送行。中午12点,运载知青的万吨巨轮建华号启航,知青们站在甲板上,眼含热泪,向亲友,向广州挥手告别。这之中,就有常徘徊在长堤和沙面,并邂逅“徐闻佬”的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以及他们的同班同学张昌育、吴一康等。

建华轮顺江而下,驶过虎门,进入伶汀洋,在黄昏落日的时分,到达珠江口。这时,火红的夕阳,蔚蓝的海水,雪白的沙鸥,清凉的晚风,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图景,使知青们暂时忘记了那离愁别绪。当时梁慧生带去一部手风琴,陈贤庆带去一把小提琴和一把二胡,本该拿出来即兴演奏一番,但终不便在数千知青面前献丑。夜晚,他们就睡在船的大舱中,可以微微听到海浪拍打着船身的响声------

1110日凌晨,他们在湛江港上岸。稍作休息,吃点早餐,又准备上路了。当时,湛江地区各个农场来接知青的汽车已经在等候,由于人多车多,需要认真清点好人数。当他们坐上勇士农场的几部卡车时,大概已九点多十点钟了。汽车往湛江南面开去,沿途是一派亚热带的风光,暗红色的土地,被一条条的防风林带所分隔,里面种着橡胶、剑麻、菠萝、甘蔗等。在1966年秋,他们几个与其他同学一起,曾到过湛江“串联”,后转向广西南宁,而没有往南走,因而,雷州半岛的风光,他们还是初次领略到。从湛江到勇士农场,大概有160公里,在海康县还要过一个叫南渡江的渡口,汽车起码要走半天,知青们就在卡车的车厢中站了半天,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放到今天,就不可想象了。

下午三四点钟,汽车终于到达了徐闻县勇士农场场部。他们集中在一个礼堂吃晚饭,菜肴中主要是半肥瘦的猪肉,但知青们已经很满意了。农场的领导热情接待他们,场长马凌顺讲话,记得他说:“你们提出了一些要求,你们希望近海的,有水库的,我们都满足你们的要求,把你们安排到近海的,有水库的生产队。”当时,侨中来的知青是勇士场的第一批,分配得好一些是理所当然,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听后是多么的高兴!

饭后,宣布人员的去向。侨中的100余名知青,分到9队、13队、14队三个生产队,而蔡为霖等人,则被分到13队。他们上了两辆卡车,卡车往北开去,爬过一个叫石板山的山头,再走上约20分钟,黄昏时分来到了离场部13公里远的13队,队里的领导和职工热情迎接,他们数天前就知道这批知青的到来,并作了不少准备工作。

多天以后,他们才知道,马场长既没有骗他们,又骗了他们!说他没有骗,是这三个生产队的确是勇士场中最近海的,从9队到和安镇海边,只有10公里,而全场唯一的一个水库,就在13队附近。说他骗了,则是这三个生产队是全场最边远、也几乎是全场最落后的第三区的几个队,而且是预先安排了的!在农场那么多年,以及直至今天,他们也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当初农场会把第一批到来的知青安排在最差的地方!数天以后,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的知青来了,然而,他们却可以安排在三区的中心8队,甚至场部附近的1队、2队、3队等。不过,既然来了,并安顿了下来,还能怎么样?学学孔圣人的“既来之,则安之”的教导吧,于是,蔡为霖等人便在13队落户了,成为了“勇士人”。由于13队不久改称14连,后又改14队,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一律称14队。

                              陌生环境          

19681110日,37位广州知青来到了勇士农场14队。在此,首先,将他们的名字收录于此:

男知青27     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张昌育、吴一康、梁慧斌、梁继兴、蒋小元、黄汝好、梁瑞英、盘春华、陈东华、罗焕权、李启华、黄国光、何卫中、张宝林、梁崇荣、陈纪新、赖经文、黎孔林、黄宗良、黄令邦、傅振玲、傅振舟。

其中,前7人为高中生;梁慧生、梁慧斌、秦新仁、黄汝好、黄宗良、傅振玲、傅振舟为归侨生或侨属;梁慧生、梁慧斌为兄弟(梁慧生之妹梁慧斌之姐梁慧洁则分在13队),傅振玲、傅振舟为兄弟。

女知青10     陈大芳、陈小芳、郑诗馨、潘苑萍、苏中、曾筱秋、张志红、张红兵、张卫东、黄令贤。

其中,前8人为高中生;陈大芳、陈小芳为孪生姊妹;张志红、张红兵、张卫东为三姊妹,并且是侨生;黄令贤与黄令邦为姐弟;张卫东、黄令贤为非侨中学生,跟姐和弟来勇士场。

在其后数年,又有一些广州及顺德等地的知青分来14队,他们是邓美、黄美霞、刘玉兰、李启明、陈祖正、梁志明等。

在其后数年,亦有一些外队的知青调来14队或在五小教书而住在14队,他们是叶侃煊、徐光禄、于保、范瑞龙、张纪才、曾耀明、张奋力、林文超、林凤霞等。

知青到14队时及其后几年间,有些分到14队的职工子弟,和知青一起劳动生活过,也在此记下名字:詹南安、黄德忠、张业、倪康旺、温志雄、李勇、崔志雄、唐小平、袁保其、陈汉平、杨辉金、容少河、赖凤清、黄丽华、李强、李映芳、陈振光等。

此外,还有几位分配到14队的复员军人(括号为其妻子,也是职工):陈仕英(廖建群)、陈林山(陈苏香)、林陈槌(林凤英)、林南通(陈勇云)、郑和贵、黄发球。

14队的地理位置,应在勇士农场的西北部,与12队及黎村北山(后改称15队)接壤,有一条土公路与场部相连,距离约13公里。到附近的圩镇如和安圩、曲界圩、石板圩、海康县收获农场场部及调风等,都有15公里之遥。

14队住地,有6排砖瓦房,那是职工宿舍,每户职工住半间房,大概8平方。此外,还有一间砖瓦结构的集体伙房和一间物资仓库。其他散落各处的建筑物,都是用竹木茅草搭建的,包括职工的小伙房,以及全队职工开会用的大茅棚。全队的中心区域,或许可以把它定为晒场,因为只有晒场是用三合土铺底的,比较平坦,两头还竖起一副简易的篮球架,它旁边的仓库之前还有一块高出的平地,可用作舞台。因此,那块晒场便是14队的生产、娱乐、体育中心了。

从住地沿着一条小路往南走,不远,便有一座香茅加工厂,三区只有14队有此工厂,各队的香茅都运到这里炼成油。由此再往南走,大概一里之遥,便到了一个小水库。徐闻是缺水地区,境内连一条河也没有,因此水库就很可贵了。从水库再绕道小路,可到达12队和罗振夫、洪梓群、杨力田、吕岳军、郑小燕、熊洁冰、黄美蓉等侨中同学去的13队。

从住地沿着一条小路往北走,10分钟便到北山即15队。由于15队是黎民村并入农场的,故没有知青分配,但那里却有一所小学即第五小学,14队的小孩也到那里读书。令蔡为霖他们欣喜的是,在这条小路边,竟有一片很不错的绿草地,上面仅点缀着一些低矮的灌木,的确是晚间乘凉谈心的好地方,因此他们给了这片草地一个并不恰当的名字:沙面。沿着15队再往西北走,20分钟后,可到达李文伟、欧得谋、雷厉行、伍雁铃、黄隽玲、曾新儿、殷薇等侨中同学去的16队。16队是离场部最远的一个队,那里的同学应是最可怜的一群吧。

回头再说说,14队知青到达后,在哪里安营扎寨?女知青10人被安排在晒场边上的一间茅房内,谈不上好环境,但离职工宿舍近,且前面即晒场,视野开阔。男知青分作两半,梁慧斌、梁瑞英、黄汝好、傅振玲、傅振舟、黄宗良6人住在晒场边上的仓库的一间,虽拥挤一点,但毕竟是砖瓦房。而其他21人则安排在住地外的一间牛栏改建的大茅房,蔡为霖、梁慧生、詹康年、陈贤庆、秦新仁等都在其中!茅房四周开了几个方眼,是为窗户;门是木条钉成,似同虚设;床是由木桩撑起,用木板钉成一列,草席就铺在不平坦的木板上,大家互相挨着睡;蚊帐由四根竹子挂起,经由床尾下床。当时似乎是没有电灯的,晚上照明须用煤油灯。如果要在这住地找出一些优点来,那就是茅房的四周,都是一些木麻黄树,附近有一条小溪,白天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声,夜晚可以听到溪水的流淌声。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这群来自广州大城市的青年,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劳动锻炼

37位广州知青,在1968年的金秋时节,来到了勇士农场14队,迎接他们的,当然首先是农场的劳动锻炼。教导他们劳动技能的,当然是队里的领导和老工人。勇士农场于1952年建场,当时有大批各地的青年来雷州参加垦殖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荒山野林开辟出来,种上了片片橡胶、香茅、花生、番薯、木薯等。当知青到来时,他们正值壮年。他们那勤劳朴素,纯真热情的身影,令知青们数十年后仍难以忘怀。趁写此文之机,也把他们的名字记录于下面:

队长:李振兴、梁文吕、李木青  (现为李强)

书记:胡上佐、董财忠  (现为沈虎标)

副队长:陈国有

司务长:黄郁贵    

计:陈学怡  

文书:吴培华

倉管员:梁德成

加工厂厂长:温超雄    技术员:李光芳、甘永明

苗圃技术员:潘才

卫生员:何昭君、陈新英、罗光凤   

员:吴毅

一班班长:潘金来

二班班长:李丕章

三班班长:邹乃庚、林培杏

四班班长:关才

苗圃班班长:林振德

房:苏启裕、曾文芳  

菜:陈贵全、梁武杰、张仲才

柴:杨汝荣

车:欧昌志

牛:林成仁、赵灼楥

电:梁仲芳

工:李天送

猪:沈庆丰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括号中名字为其妻子,也是职工)

马世藩(何良其)、关才(黄丽芳)、关则绍(梁洁芳)、刘志强(黄惠华)、苏启裕(张群芳)、沈庆丰(陈谷芳)、邹乃庚(王兴盛)、邹乃礼(符桂英)、邹耀林(麦加藤)、陆清成(梁惠琼)、杨以煜(黄超英)、杨汝荣(林丽芳)、杨大全(潘玉兰)、李振兴(蔡玉英)、李丕章(林端秀)、李妃位(杨秀珍)、李天送(刘秀英)、李木青(骆素霞)、李开路(梁妃珠)、李世德(李志香)、李开志、李光芳、吴秀荣、张新发(万玉凤)、张仲才(李世珍)、陈国有(罗彩英)、陈贵全(邓琼珍)、陈世益(李瑞芳)、陈伟元(何琼芳)、陈新英、林振德(邓琼瑞)、林培杏(叶雷州)、林成仁、林培荣(朱  家)、林令超(何  家)、周朝章(李海康)、欧昌志(林锦芳)、范其春(吴琼芳)、胡上佐(韦其秀)、赵灼楥、唐其流(王秀莲)、唐才明(梁炎光)、梁德成(邓淑清)、梁武杰(谭家芬)、黄绍进(陆智珍)、黄美莲(杜庆芳)、黄来全(谭淑兰)、温昭雄(何昭君)、曾文芳(胡秀生)、彭仁光(卢桂芬)、黎达成(张雪珍)、潘金来(张秀英)、潘 

上述老工人,艰辛了一辈子,如今许多已经作古,就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这篇文章之中吧。

知青到农场后,37人即被分到四个生产班之中,由于年代久远,要说出各人分到哪个班,应是不可能的事吧,然而,偏偏梁继兴就有这个记忆,使我们能看到下面十分珍贵的知青初度分班的情况:

一班    梁瑞英、梁慧斌、蒋小元、何卫中、黄令邦、潘宛萍、曾小秋、黄令贤。

二班    陈贤庆、梁继兴、梁崇荣、陈东华、吴一康、黄宗良、傅振舟、陈小芳、张志红、苏中。

三班    蔡为霖、詹康年、陈纪新、赖经文、张保林、李启华、傅振玲、黄汝好、陈大芳、张卫东。

四班   梁慧生、秦新仁、张昌育、罗焕权、黎孔林、黄国光、盘春华、郑诗馨、张红兵。

生产班要干些什么工作?工种是不少的,可以简单列举如下:

除草,即给橡胶树除去杂草,这是永远干不完的工作。为使杂草快些死去,不致“春风吹又生”,队里常在中午烈日下组织“大会战”,突击除草。

施水肥,即肩挑一对水桶,从橡胶地里的肥池中挑肥水给橡胶树施肥。施一天水肥,人肯定累得够呛。

施牛栏肥,即在橡胶树头挖一个坑,把用牛车运到地里的牛栏肥挑到坑里埋下,无论挖坑、挑肥,都很吃力。

到山林割草沤牛栏肥。即手执镰刀,钻进山林中最多草的地方去割草,常会遇到黄蜂、马蜂、老鼠、青竹蛇之类。

锄牛栏肥,即全组职工在牛栏里排成行,用锄头把杂草或香茅头与牛粪的混合物锄得细碎一些,便于形成堆肥。干这活儿,既要出力,也很难过得一天。

种香茅、割香茅、运香茅。香茅是叶状植物,叶片有锯齿,故割茅时须穿上帆布割茅衫,这在酷暑天时最要命。

种花生、收花生、脱花生、剥花生种。比较起来,当然是收花生那工序最辛苦,须用手来拔,一天下来,手指痛得很。

割番薯藤、种番薯、收番薯。割藤和种藤,都得弯腰,而收薯时又得跟在牛拉的犁耙之后,弯腰去捡;捡不了的用光脚来踢和拨,手、脚、腰都得运动。

种木薯、收木薯。收木薯时,全靠双手拔起木薯梗,连带把土中的木薯拔出,虽戴着手套,双手仍觉疼痛。

赶牛车运输。坐在牛车时很悠闲,但装车卸车时要出大力,遇到牛发脾气狂奔,你还要作出随时以身殉职的准备。

到香茅加工厂帮工。那已经接近产业工人的工作了,与锅炉打交道,从香茅叶中炼出香茅油,加一天班,身上数天都带着香味。

跟汽车跑运输。有汽车坐,且到处去,当然比在田地中与妇女锄地铲草来得潇洒,不过装车和卸车,又是强者的活儿,并非人人可以承受。

还可以举出一些工种,不过,每一样都不会是轻松愉快的。到19695月,蔡为霖、詹康年、梁慧生、陈贤庆、秦新仁五兄弟,居然都抽调到苗圃班,与林振德、林丽芳、潘才等老工人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劳动”,使他们都高兴了好一阵子。苗圃班主要的工作是培育橡胶幼苗,需要些嫁接等技术,开始,他们还觉得新鲜,但几天下来,他们就叫苦了,嫁接时整天要蹲着,腰酸背疼;而且还要天天担水淋苗,弄得肩膀都肿起来!就这样,知青们每天都要承受风雨的洗礼,面对繁重的劳动,在开头的一段日子,他们还有农忙下乡支援甚至到外地旅游小住的感觉,但很快,他们就已意识到,现在是自食其力,靠劳动养活自己的时候了,他们自觉也罢,不情愿也罢,都得向老工人学习劳动的技能,因为,每月20元工资,30斤糙米,都是要凭血汗挣回来的!

                      工余生活

这一节,要写写那群知青的劳动之余的生活了。

从大都市广州来到雷州半岛,生活的反差是很大的,居住环境我们已提过,是很简陋的茅房;吃的,是一角钱一餐的饭菜,糙米加青菜或萝卜干,即使是饥饿的肠肚,也难以接纳;劳动归来,要到沟底一口井打水上来,然后在一间也是茅草搭成的冲凉房里用冷水冲凉;晚上,没有电灯照明,没有收音机,没有书籍;不单如此,那时,是“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晚上,经常还要开会学习,全队职工集中在那间作为会场的大茅房里,一盏汽灯半明半暗,胡书记、李队长或统计员陈学怡不是读社论就是安排生产,没有10点不散会。有时刚睡下,队里的广播器响起,宣布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又发布最高指示啦!------”,于是,书记敲钟,有人敲锣,大家爬起床,到晒场集中,书记传达了领袖的那一句或几句大家似懂非懂的指示,大家高呼几声口号,尽量表现出兴奋或激动的神情,然后,全队职工在星光之下冷风之中随着锣鼓引路,走出住地外游行庆贺,绕到去北山的小路再折回。如此一游,激动者与怨怒者皆久久难以入睡!

面对艰苦的环境,知青们要想办法对付了。居住环境,算住“牛棚”的男知青最苦,大家当然有意见,幸而队里也有计划,不久,在中心区建起了两间新的茅房,到次年春节,27位男知青全部搬了进去。虽然仍是茅房,但毕竟是新的。大概到了1970年初,男女知青才都住进瓦房。

吃饭的问题,这是关系到生存的大问题,总要想办法吃得好些。办法之一,就是买点廉价的下饭之物,如腐乳、豆酱等,这是大多数穷知青都能办到的;办法之二,就是买点白糖,或炼奶、罐头等,晚上补充些营养,这往往是归侨生如秦新仁、梁慧生等才容易办到。当然,他们常分大家一杯羹;办法之三,就是到山林抓蛇鼠,到河沟摸鱼虾,以野生动物裹腹,这通常是“沙河仔”们的特长。罗焕权、盘春华、黄国光、梁继兴、陈东华等知青,来自广州沙河地区,那里山地河沟多些,自然学会这类本领;办法之四,就是在休息日或趁圩日,大家凑钱到圩上买些鸡、鹅等,再打上几斤廉价白酒,饱餐一顿,大醉方休。女知青们都是懂事的乖乖女,当然不会如此豪放,这类行为的主角,则是蔡为霖那五兄弟,还有梁瑞英、梁慧斌、黄汝好、张保林、蒋小元、黄令邦、傅振玲、傅振舟等那一班顽童了。趁此机会,对后7位要作点介绍了。之所以称他们为“顽童”,是因为他们年纪都小,只有十六七岁,这个年纪,放在当年井岗山或长征年代,当然可以当营长、团长,但是当年,在蔡为霖等人的眼中,他们还是一群调皮、贪玩、专门闹事的但又有点可爱的“都市顽童”。当然,与现在的问题少年相比,他们又不知正派多少了。好了,言归正传,不管什么人,那时知青每月工资只有20元,吃饭就用去9元,一切生活必需品及加餐费用,都只能在11元中计划了,因此,常常连一般的加餐也不易办到,于是,到了囊中枯竭,又十分需要填充肚子时,就只能采取以下的办法了;办法之五,就是用不君子的行为,偷砍甘蔗,偷摘菠萝,诱捕他人的鸡、狗等。有人说,凡是男知青都干过小偷小摸,这话可能太绝对,但也接近准确吧,14对知青中,谁干得最多,这里就不便点名了,大家自我反省吧。不管怎么说,在此,也应向当年无端失去了所养禽畜的老工人赔礼道歉。当然,和现在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相比,他们的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冲凉既然没有热水,那干脆就整个冬天都用冷水,以此“劳其筋骨”。不仅如此,梁慧生和陈贤庆二位,还决定以冬泳代冲凉!每天傍晚,劳动归来,拿起衣服,就步行到一公里外的水库,纵身跳进清凉甚至冰冷的水中,畅泳一番。曾有一晚,气温只有4度,他们也照游不误,以苦为乐。

三十多位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文体活动,该是多么的可悲和可怕!上面说到的水库,可以算是一处体育活动的场所,在次年夏天,他们曾自己动手,用木板建起了一处简易的跳台,除了游泳,还可以跳水呢。梁瑞英、梁慧斌、黄汝好、张保林、李启华等顽皮少年,就经常在那里戏水。队里的晒场,比篮球场稍大一点,有一对破旧的篮球架,男知青不喜打篮球,却喜欢踢足球,于是,傍晚时分,开展五人足球赛,其中,盘春华、黎孔林、李启华等都踢得很好,陈贤庆虽戴了一副眼镜,但他早年曾是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儿童及少年队队员,仍有一定脚法。只可惜,晒场经常要堆晒谷物等,能用作踢球的机会不多。大概1969年夏天,队里制作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一间较大的茅房里,于是,又算多了一样体育器材,记得李启华又是乒乓好手,詹康年似乎也能打上几拍。

最后要说说文娱活动了。徐闻属于边远落后地区,改用白居易两句诗,可谓“徐闻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自知青去了以后,丝竹声则有了一点。前面我们说过,梁慧生带去一部手风琴,陈贤庆带去一把小提琴及一把二胡。梁慧生的手风琴被其妹梁慧洁拿去13队,那二胡也因徐闻的潮湿天气而蛇皮脱落,音色嘶哑,仅剩下那把珍贵的小提琴。陈贤庆在广州时自学过一年多,掌握了一些简单技巧,拉得不算难听,于是,那小提琴声,从广州飘到了雷州半岛。每当黑夜来临,他便夹着琴,站在茅房外的木麻黄树下,面对清风星斗,耳听松涛海韵,拉奏着心仪的悠扬的乐曲,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而听众,当然是那些劳累了一天,晚上既不学《毛泽东选集》又没有什么可消遣的男知青。当该上床睡觉了,知青们“命令”他仍在屋外拉,让舒伯特的《小夜曲》,让《三套车》、《山楂树》等伴着他们进入梦乡。有时晚上没有会议,而又明月高悬,他们会到水库边上,面对一泓碧水,看着水中微微颤动的月亮,欣赏着《半个月亮爬上来》、《小河淌水》、《彩云追月》、《月圆曲》等,思念着远方的亲人。

到农场后不久,农场要搞一个元旦文艺会演,各队出两个节目,到时集中场部演出。无疑,各生产队当然把任务交给了知青们;而对于刚到农场的各队知青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互相竞争,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华侨中学、黄埔港中学、大塘中学三所学校的知青,都在暗中较劲,力争一炮而红。14队的知青也不例外,于是,男女知青的头面人物蔡为霖、陈贤庆、陈大芳、郑诗馨等,密锣紧鼓商议,该出两个什么节目。最后,大家商议搞一个表演唱,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喜送公粮》,曲子优美,把“公社社员”改为“农场工人”即可。此外,女知青搞一个舞蹈:《壮锦献给毛主席》。趁此机会,也介绍一下10位女知青。女知青的主要成员来自侨中高二(1)班,是一群很正派很有朝气的姑娘,他们在文革开始后也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取名“五四战斗队”,仅这名字就比“308”来得光明磊落,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至于他们会不会跳舞,恐怕除了“忠字舞”,其他的民族舞蹈就不大擅长了,但是,在这个时刻,不会也要学会它!节目的形式定下来后,接着,是要找一位表演唱的男主角:送公粮的老汉。14队的知青中,谁有表演才能?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规律,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位老演员叫蒋锐,演过《鸡毛信》的八路军连长等角色,当时虽然挨批斗,但他的儿子蒋小元,总该有点表演才能吧。于是,蒋小元便被定为主角,其余蔡为霖、盘春华、何卫中、陈纪新、陈大芳、陈小芳、郑诗馨等,亦参与演出。伴奏由陈贤庆拉小提琴,梁慧生拉手风琴,秦新仁拉二胡,黄国光吹箫,李启华敲碰铃,尽管水平很低,但也有点声威。

那些日子,当黑夜来临,一盏汽灯照亮晒场边的小舞台,音乐歌声响起,使寂静的山村增添了生气。年轻人毕竟需要文化娱乐,更需要情感的交流,1968年底大家合力排练节目的那些个晚上,大概是最值得14队知青回味的时光吧。经过多个晚上的排练,节目渐趋成熟。到了会演的那个晚上,勇士场场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轮到14队出场了,大家抖擞精神,互相鼓励。随着伴奏音乐拉起,蒋小元扮作老汉扬鞭上场,其余的人唱着随后而出。大家且歌且舞,倒也气氛热闹,赢得不少掌声。《壮锦献给毛主席》也由8位经过简单化妆的女知青舞得象那么回事。当舞至高潮时,只见郑诗馨跨步上前,双手一扬,高呼:“毛主席来了!”------且不说当时编剧是何等糊涂,那情节似乎不大合理,但郑姑娘那石破天惊的一喊,再加上她那颀长的身段、带有欧洲人种的美丽的容貌,的确产生了极佳的艺术效果,全场掌声雷动。大概正是这一效果,使得他们的节目入选“三甲”,而且被指定与另外两个队临时组成一支文艺宣传队,每队再突击排练两三个节目,数日后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海安去慰问解放军!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他们回队后,加紧排练了一个女声小组唱,至于唱什么歌,已想不起来了。此外,要陈贤庆出一个小提琴独奏。那天晚上,场里用汽车送他们往海安,一路上,他们站在车厢中,群情兴奋,又唱又笑。到了海安解放军的军营内,透过几盏汽灯,他们看到了不知是一个连还是一个营的解放军战士,端坐在地上。这时,他们才害怕起来:我们带去的是多么粗糙的节目,会让解放军叔叔多么失望啊!节目一个一个演下去,他们的《喜送公粮》及《壮锦献给毛主席》在歌舞声中同样博得不少掌声;十位女知青,包括有残疾的张志红,表演了小组唱,也获得解放军叔叔的掌声;轮到陈贤庆上场了,平时,他为知青们演奏不少了,但都是些“靡靡之音”,这回在军人面前,他选了一首大家熟悉的《北风吹》。一曲终了,竟有不少掌声,不加演似乎不好,但又没有准备,只得临时报了一个曲名叫《万马奔腾》,拉的是广东音乐《春郊试马》。可能叔叔们也不知道其中有诈,一曲终了,依然获得一阵掌声。这是一个让14队知青难忘的夜晚!在归途中,他们仍又唱又笑,歌声笑声回荡在徐闻的夜空。

这一年的4月,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勇士农场改为710团。14队改为14连。兵团成立,团里搞了一台文艺晚会,欢庆农场工人变成了兵团战士。这年国庆节,14队也搞了一台晚会,知青与老工人同台演出,节目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老工人周朝章唱的黎歌,热情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让知青们也深受感染。知青们不仅在队里演出,第二天晚上还到了北山黎村演出呢。

                       艰难岁月

如果说,在开始到农场的一段日子,知青们还有农忙下乡支农甚至到外地旅游的感觉的话,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农场生活,他们渐渐感到岁月的艰难。

次年即1969年的春节,是知青们到农场后过的第一个春节。在春节前夕,男知青27人全部搬进了新盖的两间茅房,虽则仍是茅房,但毕竟是新盖的,比较干净结实。记得除夕那天,男知青忽有雅兴,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摘了不少野花,把茅房宿舍的前后装点了一番,陈贤庆还找来两张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口,对联写了些什么,已经忘记。晚餐,队里的伙房加菜,杀了一牛一猪,男知青买了数瓶竹叶青酒,还有度数很高的山西汾酒,就在茅房前的空地上摆开宴席,于是,又说又喊又闹又斗又哭,直吃得喝得个天昏地暗,蔡为霖、梁慧生、梁瑞英、张保林、蒋小元等纷纷醉倒,卧床不起的有,呕吐狼籍的有,手舞足蹈的有,哭闹想家的有,骂人打架的有------总之,这个春节令人难忘!

自从知道了酒能暂时消愁,暂时麻醉自己后,这帮家伙就象一个个染上酒瘾,有菜时可饮,无菜时也饮;独个儿饮,聚在一起更饮。曾记得有一回,陈纪新买了一口盅白酒,就着一点花生米,独自喝起闷酒来,喝完后那情景可想而知,他到处骂人打人,然后醉倒睡去,次日起来也不知发生什么事。有了一点菜肴,如一鸡一鹅等,那就没有理由不聚众共饮。那时并无餐桌,要到开宴时,就要某人贡献床板,尽管他不愿意,但由于实行“轮流牺牲”制,也没有话说。至于凳子,也没有,只是搬些石砖充当,虽然坐得不舒服,但也显得豪放潇洒。

      酒喝多了,自然慢慢形成等级,分出了重量级和轻量级,就如同现在的举重等体育运动一样。重量级者,每次你必须多喝,方能保住那头衔。诸位要知道,那可不是“马爹利”“古棉纯”之类,那大多是桔水酒、蔗渣酒、木薯酒,并不是很容易进入愁肠的。不过,重量级的人,可以免去“宴会”的善后工作,而那工作量又是繁重的。因而,蔡为霖、梁慧生、梁瑞英、赖经文、罗唤权、陈纪新、蒋小元等人,尽管也常常“倒也”,但毕竟技高一筹,评为重量级是名副其实;但众多的家伙想不收桌子不洗碗,也尽量往“重量级”冲击,那就看着也难受。这类人有陈贤庆、梁慧斌、黄汝好、梁继兴、张保林、李启华、傅振玲、傅振舟、黄令邦等,几乎每次都“倒也”的,则数梁慧斌、张保林、李启华等。也有一类人,宁愿受别人嘲笑,宁愿饭后洗涮,坚守原则,决不喝醉,这类人有詹康年、秦新仁、盘春华、黄国光、陈东华、黎孔林、张昌育、吴一康、何卫中等,难怪他们日后大多有所作为。    

春节过后,徐闻地区进入了雾雨季节。这是一年之中最可怕的季节!在那季节里,天空中飘着的,似雾又似雨,太阳不知躲到那儿去了,常常是数周甚至整月不见阳光。由于空气中的湿度极大,衣服、床铺、箱箧皆潮湿带有水汽,梁慧生、秦新仁等人带去的皮箱,都难以隔住湿气,其他人的木箱、藤箧就更难防潮了。那时,买布买衣服需要布票,每年每人只有136寸,不足买一套衣服,所以,大家那仅有的几套衣服,怎能不爱惜?于是,知青们经常要烧火焙衣,尤其那套白天劳动的“战衣”。蚊帐被子暴露在空气中,难以保护,晚上睡觉时,身体贴在湿润的被子上,十分不舒服,其实就是以体温烘干被子,难怪老工人多有风湿骨痛的病症。詹康年带去一张军用被子,因潮湿而弄得水迹斑斑,稍有阳光即拿到户外晾晒,善于搞恶作剧的罗焕权、张保林等人常手拿一根小棒,站在被子前面,学着《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在地图前部署战斗的唱段,笑得大家直不起腰。某日午睡,陈贤庆觉得脖子痒痒的,翻开枕头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枕头之下,满是白蚁,枕头已被白蚁吃去不少!再往床下看,原来白蚁沿着打在地上的木桩爬到床上。这除了说明陈贤庆懒于收拾床铺,也说明徐闻的潮湿天气,使得白蚁也疯狂。

如果光是天气讨厌也罢,地上的泥土更让你为难。徐闻的泥土呈红褐色,它的特点是,晴天硬如石,雨天象粘胶。生产队的路都是泥路,每当下雨,则步履艰难,越走,脚上或鞋上粘的泥越多越重,须用利器刮去,因此,水鞋,尤其长筒水鞋是生活中的必需品,穿上它,还得用夹子夹住鞋口,不然,走着走着,泥丸会不时跳进鞋内。在长达数周的日子里,你必须时时穿着笨重的水鞋去劳动、去打饭、去洗澡、去开会、去大小便,那该是多么难受!

前面说过,男知青常以酒消愁。有道是“烟酒不分家”,一些男知青还学会了抽烟,如蔡为霖、梁慧生、詹康年、陈贤庆、罗焕权、张保林、李启华、赖经文、梁继兴、梁瑞英、黄汝好等。当时知青每月工资只有20元,吃饭去了9元,剩下11元要对付一个月的其他生活使用,学会抽烟,又多了一样开支,实在太可悲了。开始时,还可以表现得出手阔绰,买28分钱一包的“丰收”,但渐渐,觉得支持不住了,转而买1角钱一包的“电车”,甚至8分钱一包的“经济”。后来,干脆不买或少买包装的香烟,而象一些老工人那样,买3元钱一斤的烟丝,再买一些烟纸,用烟纸卷着烟丝来抽,这卷烟与抽烟的形象,已与工农十分接近了。再到后来,蔡为林等人发现,抽旱烟还不如象更多的老工人那样“潇洒有型”——抽水烟筒!在粤西一带,流行抽水烟筒,那烟筒用竹造成,筒口直径比碗口小些,筒内可盛水,竹筒中间凿一小洞,插一小管,此乃放烟丝处,点燃烟丝,抽烟者以嘴放筒口用力吸,烟经水过滤再入口再入肺再呼出。发明水烟筒者,大概知道“吸烟危害健康”,故以水过滤尼古丁,符合健康原则,不过,一竿水烟筒,你可吸他可吸,每人的嘴唇都贴着竹筒口,这又极不卫生了。然而,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命没现在这么娇贵,也没听说谁因此而得病的。于是,在男知青宿舍里,就多了一两竿烟筒,中午夜间,火光闪闪,香烟弥漫,且要依次轮候,方可吸上几口。更有甚者,蔡为霖等人还发展到白天也用锄头挑着烟筒去开工,加上他们的破草帽,脏衣衫,城市知识青年的形象已所剩无几,远看已完全是一群土著劳动者了,不知这算不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项成果?

在那潮湿的雾气弥漫的春夜里,在那没有电灯、没有书桌、没有书籍、更没有收音机电视机的春夜里,或许陈大芳、陈小芳、郑诗馨、潘婉萍她们会在昏暗的油灯下学学毛著、写写日记,男知青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作为,“顽童”们总是堆在某一张床上,大呼小叫地玩纸牌(幸亏那时还未时兴赌博);“沙河仔”喜欢互相取笑逗乐;“高中生”则常躺在各自的床上,漫无边际地回忆往事,或谈论成熟青年喜欢谈论的那些内容。玩累了,谈累了,大家就钻入潮湿的被窝中,耳听着陈贤庆拉的小提琴声,迷糊地入梦,而陈贤庆的小提琴也不能拉得太久,“犹恐天阴咽 管弦”。  

如果说春天雾雨季节,令人难过的话,那么,夏天的雷雨台风,更让你感到可怕。先说雷雨,在夏天酷热的下午,当你在野外劳动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天会突然间暗下来,接着乌云翻滚,大雨倾盆,电闪雷鸣,这时,你只好听天由命,祈求上苍了。此地称为“雷州”,莫非因“雷电”的厉害而得名?我们听电台的台风预报,说那在南海海面生成的台风,十有八九是“往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而那方向,正是雷州半岛或海南岛。台风到来,横扫一切,损失惨重,尤其那些橡胶树,常被吹倒或吹断,令人心疼!一年之中,或大或小的台风总会来几次,那就惟有象毛泽东说的那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了。

天气及环境的恶劣,劳动的艰辛,生活的单调、对前途的迷惘,使得知青们渐渐忧伤,渐渐烦躁,有的甚至自暴自弃,闹出的事也多起来了。

某天晚上,场部放电影,刚好有顺风车,十几位男知青跟车到了场部。电影还没开始之前,梁瑞英、梁慧斌等到工会的乒乓球室打乒乓球,遇到3队的一班男知青也想打,于是,双方为争夺乒乓球桌吵了起来,继而打了起来,互有损伤。其后,梁慧斌等哭哭啼啼地找到了梁慧生、蔡为霖、陈贤庆等,要求增援。其时四处已有风声,说是广州的两派打到了徐闻。几位毕竟是高中生,头脑冷静些,于是找到了同样气势汹汹的3队的知青,大家总算肯坐下来“讲数”,陈贤庆慷慨陈辞:“大家都是知青,又是同一派别,离乡背井,身在异地,相煎何太急!”一番说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算化解了一场“血腥大战”。

某天晚上,大家觉得肚饿难熬,但身边又无可吃之物,不知谁透露,队里的伙房内有一锅番薯,但要进去,须得破窗。本来这是不该干的事,但牛哥蔡为霖为了兄弟们不至饿坏,竟然爬窗进伙房偷出番薯,及时解救了众人的饥肠,但他则受到队里的严厉批评。

在北山村路边,有一堆砍下的甘蔗,摆放得整整齐齐,有经验的人会知道,这是一堆甘蔗种,用它们来再种植甘蔗。然而,梁瑞英、黄汝好、张宝林、傅振舟等放工经过,取而咬之,感到虽有点干,但仍能咬出一些汁液。于是,他们象发现了新大陆,其后几天放工之时都跑到那里,一根一根地咬,以增加体内的糖份。这天,他们咬得正欢,不知四面已有伏兵,突然,几位村民出现在眼前!梁瑞英、黄汝好、张保林反应奇快,一跃而起,夺路狂奔,居然让他们逃出罗网,可怜那年纪最小个子最小的傅振舟,一时没反应过来,束手就擒。那三位逃回队后,不知所措,惟有干着急。幸好过了一段时间,傅振舟完好无缺地归来,大概村民可怜他还是个孩子,教育了一番便放了他(其实语言不通),如果放到现在,少说也成了三级残废。

19696月的一个清晨,晨曦初露,凉风习习,鸟雀和鸣。突然,女知青宿舍一阵骚动,惊醒了全队职工。不久,大家便知道,女知青志红不见了!张志红,侨中高二级学生,一向品学兼优,因身体有残疾,完全可以留在广州,然而,在那个“革命的年代”,志红也不甘落后,怀着理想,与两位妹妹一起来到了雷州半岛。开始,志红与大家一样,扛锄到工地劳动,后来队里照顾她,把她安排在幼儿园工作。大概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太大,一个身有残疾的姑娘,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已谈不上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她首先须得为生存而挣扎。雷州的春天到了,潮湿的天气更使她感到浑身骨痛。对比起其他仍朝气蓬勃的同伴,她渐渐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是个多余的人。如果她能把心中的郁闷告诉妹妹,告诉同伴,问题应得到解决;如果她提出要离开农场回广州,谁也不会耻笑她。然而,她把一切都闷在心里,而且,选择了一条不该选择的路。那天半夜或凌晨,她偷偷离开女知青们住的茅房,我们无法想象她离开妹妹,离开同伴们那一刻的心情,但可以肯定,是十分悲痛和无奈的。她趁着黑夜,一步步走到离住地较远的一条坑沟,那里有一口水井------

那个早晨,知青和老工人都四处寻找她,最后,李队长用带铁钩的长竹竿拨动水井,才发现志红已投身井中,铁钩钩着她的衣服,把她拉到水面。大家赶到井边,心中悲痛,两位妹妹更哭成泪人。李队长也算经历丰富,但显然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时间不知所措,手握着竹竿,就是不知如何把志红的遗体弄上来。有人提议:“要放长梯下去才行!”很快,两张竹梯绑在一起,一直放到井下。竹梯是放下去了,但还得有人下去,才能把遗体弄上来,谁敢做这个事?------就在这时,一位男知青挺身而出,说:“我下去!”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牛哥蔡为霖!显然,悲痛和同情,使他产生了一股莫名的勇气。他手牵绳索,沿着竹梯下去,很艰难地用绳索将志红的遗体绑住,然后和井上的人配合,终于把志红的遗体拉了上来。事后,大家问牛哥,当时怕不怕,他说:“下到井里,很怕!但想到死的是知青志红,应该由我们知青捞她上来。”

志红的脸色苍白,但很安祥,被送上井边后不久,鼻孔流出一丝鲜血。想不到,来农场仅仅8个月,她就离开了大家,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当天,下起了雨,在雨中,这位不幸的姑娘被安葬在石板山上,长眠在异乡的土地。对于她的死,我们不必作过多的分析和论述了,让她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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