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三部)

                                                 陈贤庆                    

    如果读者也能耐心地把《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第二部看完了,我致以十分的敬意。因为尽管小说的内容还有点意思,但毕竟是很粗糙的作品。写完第二部后,我已准备休息一段时间了,因为写这类题材,不象写暴力、性欲或时尚来得畅快,心情是很沉重的。不料,某天,我的委托人又来找到我,说:“朋友们老是催问,有没有第三部……”看他那萎萎缩缩的样子,我感到又可笑又可怜。我问:“那你还有故事吗?”他小声答道:“还有一些,不过……”我是个干脆的人,我说:“不要不过了,还有故事,就再写吧,我想,总得让人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度过75、76那关键的两年吧。”从我的委托人那吞吞吐吐的态度看来,这第三部可能不怎么样,还不知有没有提到一些“音乐”,有没有写到一些新的朋友,尤其是新的恋情,如果读者觉得没有信心,还是不要勉强看下去吧。——作者忠告

                               (一)

  在《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第一第二部里,我不时地引用了我的委托人的一些诗词。能够有所引用,当然是好事,这是很有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可以增加小说的文采。但是,引用多了,又可能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认为我的委托人是一位老古董吧,只会写一些旧体诗词,让人觉得有一股迂腐之气。但是,我要声明,这是误解了,我的委托人不仅会写旧体诗词,而且也会写新体诗,擅长的是惠特曼式的抒情诗,甚至是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阶梯诗。可惜的是,他不在农场时,某夜,有一小偷偷去了他的一口小箱子,他的新体诗集就在其内。这一打击,不可谓不少。他没有谈迁的勇气,再续写一遍史书,写诗是要靠激情的,时过境迁,还能把那些数十行,数百行的诗句再现吗?

   我问过他:“那你还有一些新诗吗?拿一两首出来,也可以消除别人的误解呀。”

   垂垂老矣的他,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有几首,写得不够好……”

   我急了,说:“管它好不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就很珍贵。”

   于是,我拿到了他的一组诗。他把这组诗题为《红土地之歌》,我当然不必将它们都转载于此,就选那么三首吧。

  红土地之歌

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

红色的泥土有一股凝聚力。

在1968年的秋天,

这里开始上演着知青的故事。

 

太阳火红,胶林深密,

山月孤清,溪流低泣;

浓雾绕缭,台风凄厉,

骤雨倾盆,惊雷霹雳。

 

四方青年,

聚集在这块红土地,

青春的容颜,

逼人的朝气。

 

有离城的哀愁,

有戍边的壮志,

有亲人的叮咛,

有战友的鼓励。

 

眼角流下的泪花,

快用带汗的衣袖擦拭;

提琴奏出的悲歌,

快用劳动的号角代替。

 

这里是火热的农场,

我们在这里战天斗地。

青春会发出耀眼光芒,

生命会焕发新的意义。

 

在今后若干年,

这一切都成为回忆;

这山这水这屋这牛,

相信永远难以忘记。

 

啊,雷州

你这块红土地

请你告诉人们

有多少知青的故事……

                             1968年

  黑夜琴声

黑夜降临山村,只影伴着单形,

右手握着弓子,左手托着提琴。

池塘畔,夜风凉,灯光暗,月微明,

在这寂静的角落里,

    谁给我同情慰问,

    谁抚我痛苦心灵?

我热血似潮水奔腾,心志如铁石坚贞,

我面前有艰难困苦,但仍与命运在抗争。

啊,姑娘,去秋遇到你,我再也忘不了你的倩影,

          我渴求你的温泽,期望你的来临。

          听到我的琴声,你是否引发联想?

          在异乡的土地,你可曾感到孤清?

啊,姑娘,我的琴弓为你而拉奏,

          我的曲子为你而和鸣。

          你不必站在远处聆听,

          我盼望你突然出现在我身后,脚步轻轻。

啊,姑娘,天苍苍,地冥冥,

          用什么来证明我的志向?

          惟有作不倦的斗争;

          用什么来表达我的心愿?

          惟有这黑夜琴声。

                                       1973年

  南疆之夜

夜深人静,孤灯摇曳,身影朦胧。

在污浊的宿舍内,在木架床的上空,

一支破旧的墨水笔,一叠粗糙的单行本,

就着两尺水泥板,构思着一个个离奇古怪的内容。

 

有山村义贼,有香城浪子,

有痴情歌女,有抗敌英雄。

你的头脑中怎么装着这么多杂乱的形象?

丰富的想象力已使你忘记了自己仅是一少农!

 

没有了雨果,消失了巴尔扎克,

缪斯的身躯只剩下污秽和蓬松。

你是否想在荆棘丛生的山崕上走出一条路,

把自己扮演成为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依登?

 

啊,不,你何来这等毅力,这等才气?

你的动机其实很缈小,甚至与众不同。

你只是为了她的心头得到一丝慰藉,

哪怕换回浅浅的一笑,你也会其乐无穷。

 

你为谁而思,你为谁而写?

激情似火炬,难以熄灭,烈焰熊熊。

夜虽深沉,但是否有一位女神清晰的身影,

永不休眠,时刻立在你的心中?

 

青蛙停止了鸣叫,取而代之是飒飒的松风。

雄鸡唱了几遍,东边天际似有一线微红。

你虽然筋骨僵硬,但精神依旧亢奋,

因为你知道,这几页薄纸,会换来她的情意浓浓。

                                        1974年  

  上述几首算不算诗,有没有诗的味道,我实在不好说,但从内容上看,第一首,显然是他初到雷州农场,为赋新诗强说“豪情”的,当然,也不排除,当时,他真的有一点豪情壮志吧。第二首,似有点模仿的痕迹,不知是模仿《革命烈士诗抄》的某一首,还是电影《夜半歌声》中主题歌的歌词;但不管怎样,应是他叙述月夜奏琴,抒发对小红的爱慕之情吧。第三首,从内容上看,我们也不会陌生,是记述他为小红写作的情景的。按理说,这首诗不怎么样,但三十年后,它居然被选入《中国当代作家、诗人随笔大观》一书,也不明白编者喜欢它什么!

  我之所以引用我的委托人的几首诗,并非为他炫耀才干,而是觉得他为这组诗歌起的标题不错。红土地,啊,红土地,的确,没有到过雷州的人,很难想象什么是红土地,就象没有到过北大荒的人,对“黑土地”的理解也是很肤浅的一样。

  小红离开了,某些幸运的知青们也离开了,但是,更多的知青,他们还留在那红土地上,还要在那里度过1975年,1976年……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二)

   1975年的元旦。这一天,生产队放假,阿兴他们也难得可以休息一天。可以到什么地方消遣?小红走后,阿兴则变成“孤家寡人”,他的同伴阿生、阿文、阿行等,都已双双对对,他觉得,自己不应参与到别人的圈子,还是知趣为妙。于是,他独自离开生产队,到自己以前呆过的砖厂遗址走去。之所以往那里走,是想怀旧一番吧。另外,那里地势也高些,可以登高望远。

  说是“砖厂遗址”一点也不错,作为宿舍和伙房的茅屋不见了,烧砖炉不见了,打砖机更不知运往何处,唯有那水井仍在,四周长满了杂草。阿兴想,还是该把它填了好,如果人或牲畜不慎掉进去,可怎么好?他望着这遗址,有点象杜甫或苏轼在咏怀古迹一样,有点写作的冲动,不同的是,他眼前的“古迹”,不过就是两三年前他生活劳动过的地方。当然,在这里,也发生过许多事的,尤其是,他在这里,认识了阿德。如今,阿德在哪里?……

  他不忍在此逗留过久,他继续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走不了多远,有一条水沟,四周有竹木掩映,那是他们经常来钓鱼的地方。再望前走,视野渐渐开阔,不久,在他的眼底,出现了一个大水库。这就是,他参与建设的红旗水库,他在那水库的堤坝边的茅屋中,生活了半年之久。

  他找了一块较平坦的石头,坐在上面。这天天气不错,并不冷,而且有阳光,坐在那高处,极目四方,觉得心旷神怡。那防风林,那橡胶园,那香茅地,都是绿色的,而且很整齐;水库中的水,也很清澈,整个水库如同一面大圆镜。看到眼前的景物,他又想起了江南的一些名胜,如玄武湖、太湖、西湖、星湖……

  去年9月,他在广州送走小红以后,应是十分难过吧,幸而,就在当天的晚上,他护送父母到南京去,之后,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接着,又到了上海住了多天,并到了常州、苏州、无锡、杭州等地游览。回到广东后,他还到了云浮、肇庆等地。由于到了异地,并寄情于山水,他那心中的伤痛似乎减少了好多。每个地方,都有好山好水,比较起来,阿兴对杭州西湖的印象最为深刻,当然,眼前这水库的一汪碧水,是无法与杭州西湖作比较的。

   阿兴的身旁,有几株杨梅子树,这是一种野生植物,春天时会开出淡红的花,结出紫红色的杨梅子。熟透了的杨梅子,是十分清甜可口的,还可以充饥呢。此刻,杨梅子还未结出,甚至花也未开,只有一些嫩牙细叶。这时,有一只白鹤在阿兴的头顶飞过,竟然落在离他不远的一棵小树上。阿兴也不去打扰它,只是饶有兴趣地望着它,似望着自己的恋人一样。忽然,他笑了起来。笑什么?原来,此刻,在他的身边,既有梅树,又有白鹤,莫非要我也象当年林和靖先生一样,来个“梅妻鹤子”?在游览杭州西湖的时候,他去过孤山。

   孤山位于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又因多梅树,一名梅屿,海拔38米,地广约20公顷。这里不仅是西湖风景胜地,也是西湖文物荟萃之处,南麓有文澜阁、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中山公园;北麓有放鹤亭、赏梅亭;山顶有西泠印社等。由于经历了“文革”,孤山的文物破坏严重,除了一些风景,已难以体现到“文化”方面的东西,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和靖这类名士,当然不可见;舞文弄墨、养花种草的周瘦鹃等文人,恐怕也不知被扫荡到哪儿去了。孤山的梅树,恐怕因有领袖《咏梅》一词而得幸免,但鹤则属“封资修”玩意儿,不见踪影了。想不到,现在,在这荒凉的山头,阿兴可以与一鹤相伴……

     

   唉,游山玩水固然开心,但总有个完结的时候。从江南游历回来,他不得不又回到农场那伤感之地,忍受着没有小红的日子。更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更不知道,国家会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去。作为一位喜欢舞文弄墨,又多愁善感的人,在元旦的上午,独自坐在这山岭之上,眺望四周的景物,而没有一点感触,而吟不出一首诗或词,那只能说浪得虚名了。阿兴苦思冥想,不多久也吟出了一首自题为《新年感怀七律:又别陈年暗恨生,独持杯酒叹无能。山河望断心终冷,日月消磨影亦憎。敢舞毛锥迎雨雪?常端墨面献亲朋。胡然六载雷州梦,独倚寒池弄古筝。这首诗真的是有感而发,似乎写得还不错,难怪可以选入《中国当代抒情诗词大典》《神州诗苑》等书。

  正如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眼前的景色不错,阿兴也不可能老坐在那山岭上吧,于是,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又独自踏上归途。

  一回到宿舍,队里的文书交给他一封电报,把他吓了一跳。那年代,传递消息最快的是电报,而最可怕的消息,如父亲病逝、母亲病危等,都是从电报上传来的。阿兴急忙拆开电报看,看罢,放下心来。原来,是他的妹妹获得探亲假,他打算假道湛江,约阿兴在湛江见面。

   六年来,他和妹妹只见过一次面,这也可算是人间悲剧之一吧。上一次见面,是1973年的元旦后,当时他还在宣传队,而且刚刚探亲不久,她来到雷州,硬是说服了那军人——团政治处主任,把哥哥他带了走。这次,也是阿兴刚刚探亲回来,虽则是请假几天到湛江,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一想到妹妹那任性的样子,阿兴只得硬着头皮去请假,好说歹说,总算被批准了。

                                        (三)

   元旦过后,阿兴上路到湛江去。在湛江霞山的一位妹妹认识的军队干部的家,他见到了青春漂亮的妹妹小芳。

  晚上,兄妹漫步在霞山的海滨大道,然后坐在海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眺望着渐渐沉入大海的夕阳。这种情景,对于分隔异地的他们来说,是十分难得的。阿兴将了自己两年来的生活,大吐苦水。

  对阿兴的妹妹,我在本书的第一、第二部中,不时地会提到,但是,给读者的印象肯定是零碎的。在此,我稍作补叙吧。

  她比阿兴年轻三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间隔,使得他俩刚好相差一个层次。1951年出生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刚好有一家人没有小孩,父母商量想将她送人,但是,她在读初中的二哥不同意,哀求道:“爸,妈,留下妹妹吧,留下妹妹吧!”于是,父母也就咬咬牙留下她。所以,长大以后,她对二哥也特别好,以为是救命恩人。她也不想想,如果被送去那家人,会有更好的前途呢。

  小学时,她与阿兴不同校,是越华路小学;初中时,也不同校。她就读的中学,座落在小北路。和一切小姑娘一样,阿兴记得,大概小姑娘喜欢的活动,如玩洋娃娃、玩煮饭、砌积木、唱歌、跳舞、跳橡皮筋等、她都接触过吧。五岁时,一天晚上在儿童公园走失,一家人发了疯地寻找,阿兴以为从此就失去了妹妹;但是,两个钟头后,她一个人走回家,似乎还若无其事。这一举动,说明了她长大以后恐怕也胆大包天的。

  她读书时,已是个出色的学生,但是,使得她好象忽然长大,忽然成熟的,就是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阿兴怎么也想不到,他那只读到初二级、似乎还是小孩子的妹妹,敢于和同学们一起去“造反”,一起在广州街头“破四旧”、贴“大字报”;由于她经常写大字报,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书法和钢笔书法;其后,她又和同学们一起去“大串联”,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一起去“步行长征”,去到韶山、井岗山等地;更令人担心的是,在“武斗”期间,她居然和她们那“井岗山战斗队”,转战在中山医学院等“战场”,令父母及阿兴无比担忧;1968年11月,她又和同学们义无反顾地报名去到海南岛,当了一名每天半夜即起到那黑暗可怕附近无人的胶林中割胶的割胶工,也不管家人会牵肠挂肚!唉,时势造英雄,乱世也最能锻炼人啊!

   在海南期间,她不时有信给阿兴,但很少讲到自己不如意的事,阿兴觉得,象他们那样出身的人,不可能是很顺心,很顺利的,妹妹也必定有委屈,有苦水,她只是怕说出来,兄长担心罢了。

   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我说了这么多,该轮到你说了,不要尽说好听的,我要听听你的委屈事。”

   她收敛了笑容,眼望着大海,慢慢地说:“象我们这样出身的人,的确不可能会一帆风顺的,我当然也有委屈,我没有告诉你,是不想让那些委屈压倒自己,也影响到你。”

   阿兴急忙说:“你说说,不会影响我的。”

   小芳沉吟一会,说:“1968年11月,你走后一周,我们也离开广州。11月18日那天,我们抵达万泉农场,还沒分下连队时,我和小云、小英、小虹、小玉五人,就高兴地在一条小桥上拍过一张合影。我们分在农埸丰收队,担任割胶工,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都有左、中、右之分。据说,这么多基层单位,要数丰收队的知青分界最鲜明、最典型。1968以前有潮汕地区的一些下乡青年,68年11月以后分别有广州、海口、江门、汕头知青陆续到队,各人的“家庭背景”不同,最吃香的当然是“革干”、“军干”出身的子女,其次便是工人、贫大中农出身的,最次就是出身不好或有港台关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为数不多,但比较“惹人注意”,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我和小云了。

  “ 刚到丰收队,我们几个思想情绪是比较压抑的,与多数知青形成较大的反差。那时候,每天半夜起床割胶,满天星斗,仍然要怀揣红宝书作早请示,其他知青敢稍慢或借故不出来,实际就是多睡一会儿,但我们几个不敢。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都是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们对这些活动从不敢怠慢,每次开会准是比别人早到会埸,讨论发言也特别认真,可以说,无论在哪方面,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就是这样也常常难以被‘一些人’认可。有一位高干家庭出身的广州知青经常在我面前一本正经地说:‘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必须时刻记住改造自己,思想上与家庭决裂。’改造思想本是人人有份的事,但出自他的口,便全‘属于’我们的事了。

   “ 记得70—71年前后,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分别写了入团申请书,连这些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怎么还想入团?这对我们打击不少,小英一气之下申请办病退,小云最终选择了出国,她们这样做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解脱当时那种令人压抑的政治氛围。我也有曲折——1971年春我与另一知青一批入团,初审我被通过,而他不知什么原因暂未批,其实只是拖了一段时间才批,这样一来,他心里很不平衡,他认为自己是干部子弟,怎会赶不上一亇‘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随之而来便生出一些讲也讲不清、道也道不白的事事非非,无形中我们原本尚正常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对立了,当时真不知道恩恩怨怨何时了。还好,当时连队、东安片的书记、队长以及老工人对我印象不错,对我的入团给予肯定,加上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支部内的人都是比较正直的知青,因此,终于使我在1971年4月被正式通过加入共青团,获得了一次政治生命。

   “1972年4月,由于我割胶技术不错,调到埸部的一个先进工组,兼在机关生产处搞科研、统计等职。那工组是兵团的先进典型,身在这种环境,我更加小心谨慎,与周围的领导、同事自觉保持着一种‘政治界限’,所以能平安无事地干到现在。”

  说到这里,妹妹谈了一口气。

  阿兴问:“你们农场有许多干部子弟吗?”

  妹妹说:“是啊,他们的父母原来属省市级的都有。”

  阿兴愤愤地说:“他们的父母不是被打倒了吗,还横什么?!”

   妹妹说:“虽然打倒了,但难保不会东山再起呀。”停停,她又说,“不过,也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显得高人一等的,我认识的小米,就是一位很好的人。我调到场部不久,小米也从连队调到团部放映队。我们同住在机关宿舍区,在此之前,我们仅仅是相识,并不熟悉,我大概了解她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老革命干部,并且都是省里分管文化部门的。按照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之间属于猫鼠不可同笼。但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却有一种相见恨睌的感觉。小米完全沒有当时一般干部子女都有的‘高贵感’、‘优越感’,她对我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不但沒有歧视,反倒寄予同情。她平等待人、心地善良,对人真诚,由于埸部广州知青不多,我、她以及小金,一位北京知青,在宣传科工作,很快就熟悉了。在工余饭后,我们很喜欢聚在一起,对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政治形势,我们无所不谈。这时候的我,才似乎忘了‘界限’,沒有了‘压抑’,恢复了我本来活泼开朗性格。我开始认识到,出身好的干部子女并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米之所以具有那么多的优秀品格,很重要一点是因为她一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对‘真善美’的事物能有独自的辨别能力,而这一点,恐怕恰恰是一般干部子女缺乏的。我这次探亲,经过广州时,她已安排我住到她的家。”

   阿兴沉默不语,既为妹妹的委屈感到难过,也为她能遇到一些好人而庆幸。这时,天已黑尽,海面上渔火闪烁,清凉的东北风吹来,让人感到舒适。

   阿兴又感叹地说:“小红走了,我的爱情也完结了,不知你的怎么样。”

   妹妹很干脆地说:“我和阿裴的很稳定。”

   阿兴一听,急了:“稳定?稳定有用吗?稳定更糟糕!”

   也难怪阿兴急的。在本书的第一部中,已经写到阿裴这青年。他是上海的一位高三级学生,从上海到广州搞“串联”,干“革命”,认识了妹妹,阿兴在中山医见过他,甚至在家里也见过他,其时,他和妹妹她们在商量上山下乡的去向。妹妹去了祖国最南的海南岛,而他去了祖国最北的北大荒,接近中苏边境的乌苏里江!阿兴知道,妹妹并不乏追求者,有一位中山医的大学生,就很喜欢她。开始,阿兴对妹妹的婚嫁并不担心,他认为,来自黑龙江北大荒的威胁已经解除。南北万里之遥,再坚贞的爱情也会夭折啊!但是,过了数年,他知道,妹妹与那位上海青年仍有联系,不但有联系,而且还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天方夜谭式的爱情,难道会变成现实?

   阿兴问道:“他在北你在南,见一面难于上青天,怎么谈恋爱?!”

   不料,妹妹说:“见面也不难,这次,我们大家就在南京上海见面。”

   阿兴生气地说:“见面又怎么样,难道爸妈会同意你们?!”

   妹妹平静地说:“爸妈就在南京,他们见到阿裴,会同意的。”

   阿兴更生气了:“见到就会同意?就算他是个多么优秀的人,你们也很难结合呀!”

   妹妹似乎奇怪地问:“怎么会很难结合?”

   阿兴忍住火气:“如果你们结了婚,是他到海南岛,还是你去北大荒?”

   妹妹轻描淡写地说:“他认为在北大荒更有作为,所以,我会去北大荒。”

   阿兴几乎气晕了:“你去北大荒,你去北大荒!你知道北大荒是怎样的吗?去到那里还不把你冻死了!”

   妹妹还是平静地说:“那么多知青,也不见得都冻死了。我知道,外面很冷,但屋内很暖。”

   望着妹妹那张又似幼稚又显得成熟的脸,阿兴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甚至怀疑,妹妹会有什么隐衷。他问道:“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比如,在海南呆不下去……”

   不料,妹妹正色地说:“三哥,你怎么这样想!首先,我觉得他是个优秀的青年,真的想干一番事业,我爱他;我既然爱他,就要跟随他,并尊重他的意向。我就不相信,我一个广州姑娘在北大荒会生活不下去。”

 阿兴也严肃地说:“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

 妹妹立即反驳说:“遇到自己所爱的人而不去把握,将来反而会后悔。你还记得上海的阿国和小沪吗?他们本来就是一对,但在上山下乡时,两人凭一时意气,去向不统一,结果,阿国去了云南,小沪去了新疆,他们以为以后始终会在一起,但是,后来,小沪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副团长……”

  阿兴当然还记得那位十分漂亮的上海女生,但想不到数年之间,她有这样的变化,看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非她想象的是一片浪漫之境,她下嫁给一位比她大十几岁的副团长,恐怕也是为情势所迫吧。

   妹妹说到这个份上,阿兴还有什么可反驳的?他只能感慨,在这个时代,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人,壮志满怀,决心扎根边疆而又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青年不是没有,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类人就出现在自己身边,而且是自己的亲人!

   夜更深,海更黑,阿兴隐隐觉得,坐在身边的他最疼爱的妹妹,不久就会去到万里之外的北疆,他将永远失去她!

 在湛江两日,阿兴试图说服妹妹,放弃那个荒唐的决定,但是,看来妹妹情比金坚,去意不改,阿兴也无可奈何。这次到湛江,他带了四册自己去年写的小说、剧本的手稿,给妹妹看。而妹妹也给他介绍了两位她农场的男知青,也带来他们的几篇作品。

  送走妹妹之后,他也只得回农场,一个人在车中,不禁填了一首《西江月》,以记此行:一条海峡分隔,六年异地相逢。依然蓬勃女英雄,不似三哥无用。    举止开明爽朗,言谈脱俗轻松。霞山两日又行东,眷眷我心犹痛。

                        (四)

   从湛江回到农场后,阿兴认真阅读万泉农场那两位知青的杂文和诗词。

  那两位,一位叫阿祥,一位叫阿善,都是广州知青,但又不属于老三届,他们于1964年初中毕业时即到宝安插队务农,但不知为什么1970年又由宝安再远赴海南万泉农场,现于农场的中小学教书。阿兴发现,他俩的作品与自己的水平、风格接近。尽管他们的经历让人感到纳闷,但是,他们也象自己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肯沉沦,仍在求索发愤,有此同道中人,阿兴也不禁暗喜。当即,他填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寄去,以作相交之礼。词云:陶然数杯酒,酒酣望青天。星河渺渺依旧,尘世又经年。细步蕉丛竹涧,别梦缤纷如画,异地叹风寒。醉罢魂飘舞,总是落人间。    虫唧唧,风飒飒,夜难眠。征人最怕,举头又见月趋园。不知环球变化,只识身旁景物,目光缺周全。傲骨余曹有,隔水共婵娟。

  半月后,阿兴即收到阿祥的来信,信中谈文学,谈历史,谈时局,谈人情,嘻笑怒骂,似有鲁迅笔法。于是,阿兴又当即回信,也接着阿祥的话题,纵谈一番。1月底,妹妹回到农场,把他的四册书稿也带回去,给他身边的一些爱好文学的知青阅读,包括阿祥和阿善等。不久,他收到他们的来信,也赞他的故事编得不错。阿兴很高兴,当即写回信。封好信后,他意犹未尽,想想,难得遇到知音,干脆,他把自己所写的一首题为《理想之歌》的叙事抒情新体长诗也寄去。

  半月后,他便收到回信。信是阿善写来的,他在信的开始部分,赞扬了阿兴的苦学精神、写作热情,以及诗词文章所达到的不错的水平,接着,他写道:

   “……你寄来了一册长诗《理想之歌》。小芳把它交给我们去评论。我们七八位男女评论员,进行了两个晚上的评议和争论。在此,我只就自己的鉴赏,谈谈一些肤浅的看法。我认为,这首长诗,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的形式,洋洋数百行,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的确难得。但是,我认为,就这首诗的思想内容来看,我觉得作者是在‘矫情’,故作‘革命’之态。如果是别人,我不敢说什么,但这是‘你’的作品,从你的出身,到你的家庭遭遇和个人遭遇,都决定了你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你可以去求索,去抗争,但是,你真的相信现在还有‘真理’吗?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吗?我的感觉,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在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人,手拿一柄冰冷的手枪,枪口向着你的脑袋……如果是这样,那没得说的,这只能是‘逼供信’的产物;但是,如果这里面的诗句,都发自你的内心,我反而感到可怕,觉得你的头脑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混合体!……我觉得你是一位充满才气的青年,但又是一位很幼稚的人,难道你还没有看到,现在的社会,有多么的黑暗吗?……”

 看了阿善的这封信,阿兴百感交集,既喜又悲又怒。喜的是,他的这部作品,居然使得海峡那边的一班文学青年感到兴趣,并且召开了作品研讨会,这是他意想不到的荣耀;悲和怒的是,阿善如此评论他的这首诗,尤其说他是在“矫情”,故作“革命”之态,让他受不了。

  他的这首长诗,有点自传体的味道,它记述了抒情主人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成长的道路;诗中既反映了他的欢乐,他的迷惘,他的痛苦;但是,他最终不肯沉沦,不肯堕落,不肯叛国投敌,通过深刻的思考,通过学习英雄人物,他坚定了自己的志向,要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而献身。写这首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手拿一柄冰冷的手枪,枪口向着你的脑袋?当然没有!但是,在他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在作祟?他握笔的手,会不会经常把握不住书写的方向?……他也觉得苦恼。他的诗写出后,身边的知青要么文化不高,要么对此不感兴趣,谁去评论它?想不到,现在在海峡那边遇到大方之家,不管评论得对与不对,起码他们具有文艺批评的能力。

  夜晚,阿兴又抱着他的小提琴,来到了水井头。自小红去后,他已没有来拉过琴了。这一夜,他忽然很想拉一些小学、中学时代唱过的歌曲。于是,他拉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拉着拉着,他似乎觉得自己回到了儿童时代。接着,他拉《我们的田野》,他拉《小燕子》,他拉《小白船》,他拉《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拉《夏夜圆舞曲》……这些儿童、少年、青年时代唱过的歌曲,通过他的琴弓和琴弦,回荡在雷州春夜的天宇间。

  他放下琴,静静地抽起一根烟,思绪又渐渐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1955年9月,他这位“民国遗少”和其他七岁的孩子一样,享受到教育的机会,进入到离所居住的越华路的家不远的一所小学。在他的儿童、少年时代,他过得无忧无虑。他记得,大概当时的孩子玩过的东西,他都玩过吧。如捉迷藏、跳飞机、粘青蜓、掏麻雀、斗蟋蟀、养金鱼、放风筝、集邮票、安装矿石收音机……当然,在那小学里,他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也和体育结缘。那小学的传统的体育项目,是足球,于是,他也在那运动场里,开始了足球运动的启蒙, 他们学校靠近中山纪念堂,那时,中山纪念堂外围并无围墙,可以随便进入,于是,那里的草地,是他们另一处足球场,经常在放学后,他们便到那里,把衣服放在草地上,形成球门,即可进行比赛。在这样的环境中,身材不算健硕的他,也渐渐学得一些传、接、射等足球技巧,并成为校队之一员。不久,又被吸收进越秀山体校儿童足球队,后来又进入少年足球队。此外,他还参加过越秀山游泳场的游泳训练班,越秀区少年宫的合唱团等,生活也算“丰富多彩”。小学六年中,他都是班干部,四年级之后荣升班长;加入少先队后,他又担任中队长。

   小学毕业后,他顺利地升上中学。读初中时,他又爱上音乐,学会弹秦琴,拉二胡,和两位同班同学、也是音乐爱好者的阿柱、阿沅相识并亲密起来。他们学唱新歌,大家的歌本中抄满了中国的民歌和外国的名歌。每天放学后,他们或去珠江边看舟艇望晚霞,或到书店乐器铺流连,或到阿沅家听唱片;晚上,他们会去看电影,或去欣赏岭南轻音乐队的节目,或去文化公园中心台欣赏广州乐团的演出。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是音乐陪伴着他们的日子。

  高中时,他们学校搬到郊外。他又爱上了长跑,并与同样爱好音乐的阿元结为好友。他们除了长跑和音乐,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登山。登学校附近就是瘦狗岭,登白云山。有些个星期六,午饭后,他们从沙河处上山,游完山后,再从下塘回家,回到家时天已黑尽。有时,周六周日,我们甚至不回家,而是去登白云山。已经记不清楚他们登过多少次了,那粤军第一师纪念碑,那摩星岭,那滴水岩,那白云仙馆……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可惜那个时候阿兴还不会写诗,不然肯定会“为赋新诗强说愁”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消息振奋了全中国,当时,他们还读着高一,仍在维新路学校,他们敲锣打鼓开大会庆祝欢呼,人人激动万分。1965年1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时也组织了欢庆活动,晚上,全校学生到中央公园门口跳集体舞,跳到夜深,仍兴奋不已,于是,再回到学校的操场跳,人人充满了青春活力。1966年初,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他和另一位女同学小妮,共同编导了一个歌舞节目《英雄谱》,热情地讴歌那些革命英雄……

  啊,他是一位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他是一位受过正统教育的青年,这八年来的社会现实,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善良与丑恶,阴谋与爱情。而他自己,正走着一条艰辛的路途,更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已弄得他有些晕头转向,实在很难准确地分得清正与邪,真与假。但是,要他把十多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思想境界、道德规范完全推翻,完全否定,他也觉得不可接受。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他写出了长诗《理想之歌》,却不料受到文友的批评和奚落。

  他觉得,不管怎样,还是要反驳阿善的批评。于是,他给阿善写了一封回信,否认自己是“矫情”,是故作“革命”之态,只能说是自己把握的不够好。同时,他也指责阿善,不该把社会看得太“黑暗”。他写道:

 “黑暗的事固然不少,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将目光放得长远一点,你就会发现,真善美总多于假恶丑。在我们身边,不是有许多正直的人吗?不是有许多真挚的感情吗?再看我们的国家,形势也好起来了,最近,四届人大召开,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鼓舞人心,邓小平也能出来工作了,我觉得国家很有希望,我还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抄给你看看。数载求安定,今朝盛会开。林彪已消灭,邓总正归来。策划中青老,联谊港澳台。建成大中国,吾亦栋梁材!我相信,象我们这样的人,始终会有施展才华的时候的。……”

  他把信寄出后,老想等阿善的回信,不料,阿善并无回音,大概,这一回,阿善觉得话不投机,懒得和他争辩。

                     (五)

  春天,在雷州,除了经常浓雾缭绕,也看到勃勃生机。草更青了,树更绿了,野花开了,杨梅结了。只要雾气收拢,太阳出来,那阳光照射在身上,会感到暖洋洋的。

 小红走后,阿兴见到同一个班组的同事,同一劳动地点,也会睹物思人,引起阵阵伤感。不知是否队领导善解人意,在新的一年开始,人员作了一些调整,把他调到另一班组,同组的女知青有小晴、小月等,他稍觉安慰。

 那年的3月,阿兴接到父亲的来信,原来父母在南京住了几个月,又思念家乡,于是,又返乡居住。阿兴尽管觉得不妥,但也理解两位老人家的心情。他写了回信,并附上一首七律:为父母旅居南京返乡作:尘海浮游六十载,万千恩怨化云烟。绿芽幼嫩风初畅,白发龙钟意更绵。玄武湖滨迎远客,紫金山下忆当年。家乡到底鲈鱼美,涧水松声伴午眠。不久,父亲回了信,也附有一首七律,并注明是改阿兴的的寄诗:尘海浮游六十年,曙光照我见青天。寒冬过后风和畅,白发龙钟意泰然。玄武湖滨迎远客,紫金山下忆从前。应知到底家乡好,最羡篱边石上眠。最后一句,父亲注解出典:“陶潜家居时宅边有一大石。”

  唉,日子虽然难过,但一年多前,好运忽然降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的政治问题解决了,帽子脱掉,变成“国家退休干部”,每月可以拿到60元退休金;母亲也作退休工人处理,也有30多元的退休金,所以父亲说,“曙光照我见青天”,这的确是很幸运的事,尽管本来就是冤案一桩。此时,父母身体尚好,两父子,能够你吟我和,也算是难得的乐趣啊。

  再看看报上,得知重新上台的邓小平在进行整顿,把多年来被搞得乱七八糟的秩序加以整顿,形势正向好的方面发展,阿兴是个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对此,他感到高兴。

  但是,他也高兴得太早了,不久,他发现报纸上的言论又变了,似乎猛烈批判有人在搞“右倾翻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阿兴虽然关心国家大事,但是,那年头,政治运动不断,人人都是“资深的运动员”,正所谓见惯不怪,随他批刘少奇也好,批林彪也好,批孔子也好,批宋江也好,批安东尼奥尼也好,批德彪西也好,都已经有点麻木了,即使再批邓小平,也无所谓了,只要不批到我自己!所以,晚上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在构思一些什么诗句,或者小说情节。小组会上,必须要发言,也难不倒他,老实说,如果他也说不出几句,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工人还能说得出什么?!所以,小组讨论会,那老工人组长求他讲完再讲,不要冷场;他也可怜那不知孔子,更不知少正卯为何物的老工人们,他只得讲了又讲,使得那小组讨论会成了他个人表演的场合。这样,就为他后来能当上一名教师打下了坚实的演说基础。

  但是,这种风光的日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中央在反击邓小平,他万万想不到,农场在“反击”他!

  某天,他被叫到队部。他尽管不知有什么事,但心里很坦然。但是,当他步入队部时,他看到里面已坐着农场政治处一位干部以及队里的领导。这时,他才有点紧张。他们让他在对面的一把椅子坐下,很自然,这就形成了审讯的格局。

    “今天叫你来,是农场领导要问一些问题。”队里的书记说,语气还是很平和的。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隐瞒,不要有顾虑。”队长说。队长是个粗人,说话也干脆些。

    听了两人的话,阿兴不由得更紧张了。尽管他没有受审的经历,但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他到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时候了。

     “听说——”那政治处干部说话了,“你前些时候写了一些书,是吗?”

     对这个问题,阿兴想说“不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会找到“证人”,到时反而不妙。于是,他老老实实地答道:“是的,但不是书,我怎么会写书?是随便写些故事罢了。”他尽量轻描淡写,一副谦卑的样子。

    “是自己写的,还是抄的?”那干部继续问。

    阿兴想,是回答“写的”好还是“抄的”好?他觉得回答“抄的”好,因为出了事,也是人家的问题,自己的罪会轻些吧。但是,他马上想到,如果是“抄的”,总有原书吧,要把原书拿出来,岂不自找苦吃?再说,“书”是他“写的”,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如何能隐瞒得了?于是,他又老老实实地答道:“是我自己写的,不过,水平很差,乱写的,乱写的……”

    “写了几本?”那干部问。

    对于这个问题,阿兴又犹豫了,自己被调查,被审问,是有人告密,还是那些领导只是听到一些风声?要不要老实交代?说得少,他们可能不信;说得多,自己又拿不出,甚至可能连累到妹妹,因有四本在她处。于是,他采取折衷的办法,说:“写了五本吧,但可能有的已经失散了,我也找不到。”

   “书的内容是什么?”那干部犹豫一会,再问。

   对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说老实话,他那批书的内容,放到现在,和满街满店的书相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色情”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贾平凹《废都》的十分之一。但毕竟里面写了一些“男欢女爱”,而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这属于禁区。试看看,李玉和没有老婆,江水英没有老公,虽说是“阿庆嫂”,但并无“阿庆”出现,小常宝、李铁梅都没有情人;洪常青和吴琼花相爱最有可能,但硬是到洪常青牺牲,也不让他们单独缠绵跳上一会儿双人舞,这就是当时的文艺!他只能含糊地说:“是写旧社会人民的苦难……有些是写治理淮河的……”

   “有写到……少女之心……那样的内容吗?”那干部似乎很神秘地问。

    啊,问到这里,阿兴反而答不出,因为他不知“少女之心”是指什么,他的书中也有少女,也有些心理描写,不知算不算。他只能再度含糊地答道:“我不是专门写少女的,写的都是成年人……”

    其实,阿兴并非是在装疯卖傻,事实上,他也听说过当时社会上有《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在流行,但是,孤陋寡闻的他,并没有看过那本书,所以,他也只能如此回答了。这时,他才明白,那干部为什么问他的书是不是“抄的”。

    “那么,”那干部继续神秘地问,“有梅花党的内容吗?”

    对这个问题,阿兴也略有所闻,说有个美蒋潜伏下来的“梅花党”,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后来回归祖国的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就是头目云云,但是,他也没有机会看到过《梅花党》之类的书,这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更不能乱说。于是,他故作糊涂,反问道:“什么党?梅花党?有这样名字的党?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呀!”

    那干部再问了一些其他问题。最后,他说:“你现在把手头上的书交上来,让我们审查一下。”

   事到如今,不交一些,肯定过不了关。于是,阿兴回到宿舍,把那本《淮河激浪》,那本《桃园村》,把那本《波特号商船》,把那本《花落花开》拿出来。但是,他忽然想到,那本《花落花开》,写的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流落香港的故事,虽则时代背景是旧社会,但很容易被认为鼓动人们偷渡香港,因为当时偷渡正成风,欲加之罪,就说也说不清了,还是藏起来为妙。于是,趁别人不觉察,走到杂物房,把它塞在一堆烂衣臭鞋之中。

    他回到队部,把三册书稿上交,对那干部说:“就只有三本,其余的已找不到了。”那干部也没有再追问,拿走了书,离开了生产队。

   三部书稿上交了,那么,如何处置《花落花开》?阿兴想到,最简单就是把它烧掉,让它灰飞烟灭。但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焚烧,须找一个快速毁尸灭迹的地方。于是,他想到了连队伙房的炉膛,那里经常燃烧着几棵大的干木柴,把它丢进去,保证一分钟之内解决问题。为免得夜长梦多,次日中午,他怀揣书稿,走到炉灶前,趁四下无人,迅速把它抛进烈火之中,只见一丝淡蓝色的火焰升起,《花落花开》被熊熊大火包围,很快成为灰烬。他忽然感到,黛玉焚稿,固然悲惨,但王文娟演得何等美,唱一句,焚一页,而我,是采取一种多么粗暴的方式,连一点悲剧美也创造不出来,可叹!

另外,他即去信妹妹,叫她把那四本也同样“焚之”。过了不久,妹妹回信说照办了,只不知她如何个焚法。后来问起她,才知道她采取另一种焚法,但也谈不上“悲剧美”:她分两个中午,偷偷跑到胶林中的一个小石洞,让它们化作飞灰,永藏于洞中。

书稿上交后,可能上面有个审查的过程,使得阿兴每天忐忑不安。然而,一天、两天,乃至多天,也没有人再找他谈话教育,只是队里开会时,支书含蓄地提到“有的知青犯错误,要自觉地认真地改造”之类的话。但他还是整天忐忑不安,食不甘味,不知会有个怎样的结论,万一戴上一顶“坏份子”或“反动作家”的帽子,那就惨了。不过他又想,“坏分子”一般有破坏活动,这帽子恐怕不恰当;至于后者,他应该不够资格吧,他能算个“作家”?!

终于,在某一个下午,支书把他叫到队部。

支书问:“这段时间,思想改造得怎么样?”

阿兴不得不态度谦恭地说:“我在认真改造,正在学毛著……”

支书沉默了一会,说:“对你的问题,场政治处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

听到这里,他紧张得手心出汗!如果给自己戴上一顶“坏分子”之类的帽子,那一辈子就完了,他屏息着,竖直耳朵在听。

支书手上似乎并没有判决书之类,他只是口头宣布:“政治处审查了你写的书,认为你所写的书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政治处予以没收。另外,你的问题,要在生产队的大会上进行批评教育;队里决定,委托团支部对你进行帮助……”

听到这个决定,阿兴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扣个什么帽子!关于那个“小资产阶级情调”,如今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为何物,即使他们在当年,虽经常听说,但也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介乎于“人民”与“敌人”之间的一种罪名,他获此轻判,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他当时想,如此轻判,原因有三:他的书,的确找不到多少“反动”“黄色”的东西;二,把他“打倒”了,宣传队少了一个会编剧,作曲,伴奏的人;三,他是个小人物,犯不着和他过不去。对于第三点,他忽然产生失落感,不是吗,自己连定罪的资格都没有!……他转而又想到那些书稿,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毕竟是他和小红爱情的结晶,可怜如今落得这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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