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乐风飘处处闻(第三部)

                                 (六)

  有的读者看了前面一节的内容,觉得很不满意。他们说:“有这么精彩的一个情节,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应该如此设计:阿兴因写书受到审查,继而被关进监狱;他在监狱中受尽折磨,但仍坚持斗争,如同张志新,如同遇罗克,最后,获得释放……”我把这设计告诉我的委托人,不料他大摇其头,说:“这样就离事实太远了,太远了!当时我虽然倒霉,但还不至于被送进监狱,不能乱写!对于生产队里的书记和队长,我还是心存感激的,他们对我,并没有无限上纲,没有无情打击,这在当年,是很难得的。”既然委托人如是说,我们也尊重他的意愿吧。

  阿兴虽然获得重轻发落,但心里还是很难过的,那八部书稿,毕竟是自己和小红爱情的结晶,也可能还有些文学价值,如今,被没收的没收,被焚烧的焚烧,都化为乌有了,可叹!他最感到遗憾的是,他不该害怕得写信叫妹妹把那四本也烧掉,妹妹远在海南,莫非他们会跑到海南去调查?……但是,那年头,外调的事常有,并不奇怪,连累了妹妹那更不得了。所以,他把心中的委屈,都在信中向妹妹倾诉。

   半月后,他收到妹妹的回信。意想不到的是,同时也收到阿祥和阿善的信!妹妹在信中,主要是告诫他要正确对待这事,要自觉改造世界观,有才能,总会得到发挥的。看罢妹妹的信,他迫不及待地拆开阿祥和阿善的信。阿祥主要说了些勉励的话,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而阿善的信,却写得很长,阿兴饶有兴趣地看下去:

   “……你最近的遭遇,固然不幸,但是,我觉得,却是小菜一碟!起码对比起我,则是小巫见大巫!如果你有兴趣,你听听我的遭遇吧!

   “我家世居广州,我的祖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抗日战争时曾任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医;我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在广州有一间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们一家原住在光塔路一幢小洋房,我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内外环境。广州解放前夕,别人都劝我们家离开广州到台湾或香港去,但是,我祖父说:‘我要留在广州,我这样的人才,改朝换代都是有用的。’父母觉得不踏实,带着我们四兄妹和我舅舅一家去了香港。解放后,父母感到内地解放了,国家大有希望,带着我们又回到广州,而舅舅一家则仍留在香港。

  “用送羊入虎口一词形容当年父母的举动,实不为过。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可怜我那坚决留在广州的祖父,被定了一个‘坏分子’!祖父当时气得呼天抢地:‘定什么也可以,为什么要定我为“坏分子”!’的确,一生清廉,悬壶济世的祖父,突然变成了‘坏分子’,他能受得了吗?!不久,我祖父、祖母双双郁闷得病而去世。我父亲,遭遇更惨,被定为‘反革命’,还被送至东北劳改。我母亲,无法接受这种家变,被迫与父亲离婚,改嫁了一位丧偶的小职员。我们兄妹,搬离了那幢小洋房,住到一间破旧的小屋,靠亲戚的资助度日。

  “读小学的时候,我已深深体会到阶级的仇视。一次,一位同学把一块抹过门窗的抹布扔到我的头上,我生气地说:‘我打你!打你!’站在一旁的那位平时和蔼可亲的女教师,忽然变了脸色,大声斥责:‘打人?你还想打人?!你们在旧社会打骂劳动人民还不够吗?!’当时,我只能含着泪回家。我也在恨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为什么在旧社会要欺压劳动人民,现在让我来受罪!

  “六十年代开始,父亲也劳改结束回到广州,有一位善良的女人也甘愿嫁给他,我们总算有个完整的家。但是,经济十分拮据。那时,我初中毕业了,自己也知道,因经济和政审,难以读到高中,尽管我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很喜欢读书,但也只能辍学,1964年,我便和经历相似的阿祥,去到宝安县务农。虽然宣传上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么光荣,但对于17岁的我来说,只能说是到农村去混一口饭吃。

  “农村的艰苦你应该可以想象,我就不多说了。在那艰苦的环境中,我和阿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不断自学文化知识,受到当地农民的器重,我们双双当上了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对于我来说,非常难得!我十分珍惜,以百倍的努力投身于工作之中。

  “文革开始后,也是我该倒霉,对林彪的一些言论,表达了不理解。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怎么会是顶峰,还会有发展的吧。’‘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怎么算的呢?’……结果,我的这些说话,被某些人‘揭发’出来。阿祥也说了一些类似的话,也被人‘揭发’。于是,我们和全公社五十多位‘有问题的人’,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那学习班是很恐怖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某天开会,突然,台上的人宣布:‘现已查明,有一位国民党地下救国军的成员潜伏在我们公社!他就在我们中间!现在,我宣布,对其进行逮捕!’接着,两位高大的荷着枪拿着锁的民兵向我这个方向走来!我想,这回没命啦!正闭着眼睛等死之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位中年老师忽然大喊‘冤枉’。我睁开眼睛一看,他已被打得脸青鼻肿,奄奄一息,被拖去不知什么地方。这学习班办了一个月,总算结束了,我也没有什么问题。我松了一口气,急急回到广州探亲。

  “我在广州过了半个月,又回到宝安。刚回到住地,还没坐下,忽然有几位民兵上门,为首的宣布:‘现已查明,你有反革命行为,公社革委会要逮捕你!’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带走,与十几位‘牛鬼蛇神’关押在一起。事后经审讯,我才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的住地被革委会的人搜查过,查出了我有两大‘现行’罪状!一是,我自制了一个很漂亮的木框,粘上毛主席的像,我觉得不够恭敬,又用红漆写上一行字,结果,红漆不慎染到了人像的胸口,擦也擦不掉;想把画像掀下来,结果又掀不下。于是,我又买了另外的一幅毛主席的画像,把它帖到上面。结果,他们搜了出来,说我用上面的那幅掩盖里面的那幅,恶毒之处就在里面那幅,是想用利器刺向毛主席的胸口,使他胸口流血……另外一事,我有一个镜框,镶嵌着马恩列斯的画像,由于镜框不够大,我把四位领袖的双手都剪去,留下身体,这样就能放在一起,结果,他们说我要残害领袖!

  “对于这两件事,我是百口莫辩,这样,我就从‘言论反革命’上升为‘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在一所黑房子中,天天要交代‘罪行’,天天要强迫劳动。开始还有十余人陪着,到了最后,只剩下四个人,有的是‘老地主’,有的被指控‘窝藏枪支’……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只有我是个20出头的青年!这时,幸亏每天给我们送饭的大婶,她特别关照我,暗中做些好吃的送来,还偷偷替我把写给我姐姐的信带出,帮我寄出。这样好心肠的人,我会永远记住的。

  “在那黑暗的屋子里,我被关押了整整半年,才释放出来。出来后,我已被开除出教师队伍,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从事最繁重的劳动。直到林彪摔死了,我才得到平反,但也不能回到教师队伍。不久,我得知我的后母病重,我回广州探望她。她在弥留之际,仍对我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谁知道,她去世后,街道的人把我叫去,问我:‘你妈临死时向你说了什么反动的话?’我当时差点气晕了……

  “1972年,海南农场到宝安招工,我和阿祥都报了名。那时,人人,包括我的家里人,都以为我的神经错乱了,发疯了,宝安总比海南好多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宝安那里已难以立足,也很难有发展,必须变换一个地方。于是,我们来到了海南,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也许是我们的确勤奋,的确有些文化知识,我们都被起用当了教师,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吧。”

 “你妹妹把你的遭遇告诉了我们,我们也看了你的信,我觉得,你的遭遇,的确是小菜一碟!你想想,我的遭遇比起你,是否更凄惨一些?我到农村后,勤奋工作,勤奋自学,别的知青在策划偷渡香港,大部分也偷渡成功,但是,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如此安分守己,却换来这样的无妄之灾!我把我的遭遇详细告诉你,是希望能对你有些开解的作用。我们这一代,是注定要吃苦的,但不管遇到什么苦难,都要顶住,坚信:乌云总会消散!……”

  看完了阿善的信,阿兴不禁长叹一声。啊,原以为自己是天下间最不幸的人,殊不知,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多的是!说真的,对比起阿善,自己已经是很幸福了。如此一想,他心头的郁闷真的减轻了,脸上也有了一丝自信的笑容。是的,那些书稿没有了,但自己的脑袋还在,自己手中的笔还在,天生我才必有用,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有出头的一天?!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阿善、阿祥早已是大学的教授和讲师,是小有名气的教育专家和文史专家,大概真的应了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在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年代,他们,包括阿兴等,都是无用的草;如今,他们都是宝了吧。

                       (七)

   就在阿兴得到海南那些没有见过面的朋友安慰支持的同时,他也得到同一生产队的知青的帮助,只因秃笔一支,难以同时叙述罢了。

  前面说过,阿兴犯了“大错误”,队领导要安排一些思想进步的知青帮助帮助他,于是,在一个晚上,有一位姑娘在他的窗下喊他,把他喊到房外的空地。那时,阿兴他们已搬离了大宿舍,搬到了一间小宿舍,住着四个人,离女知青宿舍并不太远,从窗户可以望到她们的大宿舍的门口。

   来人是小芬,阿兴望着她,有点不知所措。在朦胧的夜色中,只见小芬在亭亭玉立着,手上拿着两本书。小芬也是广州知青,来雷州时她不过才16岁,如今过去了7年,她也不过23岁。啊,23岁的姑娘,正是人生最灿烂的年华,虽则她时时要早起割胶,但艰苦的劳动尚未摧残去她青春秀丽的容颜。她皮肤白皙光洁,一头齐肩的秀发,一双闪亮有神的大眼睛,让人视之失魂。阿兴与之也相熟,但平时没有单独来往,一则不是同一班组,二则小芬已有他人追求,他也不敢想过这块“天鹅肉”。此刻,阿兴之所以不知所措,是不明白她的来意。

   “支书对我说,”小芬开口说,声音很甜美,但态度绝对是很严肃认真的。“叫我帮助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其实,我的思想也还没有改造好,我只能尽我的能力,给你一些帮助。”

   面对眼前这位小姑娘,阿兴忽然觉得又爱又怜。她说的话,一点也不虚假,是极其真诚的,就是这么一位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劳动积极,待人和蔼的好姑娘,却在生产队里劳动了7年,没有安排当个小学教师,或者队里的文书、统计员之类优越些的工作,为什么?阿兴听说,她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好。

   “小芬同志,我要虚心向你学习。”阿兴觉得在她的面前,自己也要严肃认真一些。

   “这里有两本书,你先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的。”说着,小芬把手中的两本书递给他。“那我走了,你有空看看吧,有不明白的,我们再一起学习。书记要求你到时要交一篇读书心得的。”

    小芬消失在夜色中。阿兴目送着她远去的背影。

    回到宿舍里,阿兴捻亮煤油灯,才看清了那是两本什么书。一本叫《共产党宣言》,另一本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老实说,以阿兴的年龄和学识,还不至于愚昧到连那两本书都没听过,但是,他肯定连想都没想过要拿来看的。

   翻开《共产党宣言》,这本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的经典,阿兴看到一段这样的文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这本书写于1848年,刚好是阿兴出生100年前!阿兴看着革命导师120多年前写下的那些文字,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他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不用一个晚上,他算是翻完了《共产党宣言》。当他合上书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头脑,似乎只适合接受李白、苏轼或者雨果、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字;只适合接受贾宝玉、杜十娘,或者玛斯洛娃、牛虻那类的人物,他实在很难明白,马恩所写的关于共产党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有什么帮助。同时,他对小芬的敬意又加深了,不是吗,如此深奥的一本书,她凭着初一学生的功底,硬是不知翻阅了多少遍,书中所划的线条和写着的心得,就是明证!

   第二天晚上,阿兴又去“啃”那部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那部书是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也是近100年前的事了。阿兴隐约记得,在高中时,学习过社会发展史,似乎恩格斯在书中所讲的,就是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社会怎样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未来的社会是什么社会?阿兴当然也知道,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恩在1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那时,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的思想极大的提高,一切东西都按需分配……夜深了,在煤油灯下,阿兴翻着书页,憧憬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忽然,他觉得肚子饿得慌,他回到了现实,他渴望,此时,谁能根据我的需要分配一点吃的给我?……也可能是马恩在天上显灵,有人在窗外轻轻地叫他。他探头出窗外,只见女知青小晴捧着一只碗,递过来,说:“鸡蛋糖水。”阿兴感激地望着她,说:“谢谢!太好了!”小晴宛尔一笑,转身离去。就是这碗鸡蛋糖水,使得阿兴又有了体力去寻找那“国家的起源”……

   那两部马恩经典,是应该认真细心地阅读和体会的,但是,阿兴实在没有那个耐心,完全没有钻进去,更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他也实在不知怎么联系)。每晚,他仍坐在灯下看书,其实是在看别的书,以至小芬在远处看到,还以为他在孜孜不倦地“狠批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呢。

   这一晚,难得的队里不用开会,同房的阿生、阿文等“佳人有约”,早已消失在某段防风林中。房中只有阿兴,他拉了一会小提琴,又想起还有学习的任务,尤其想到还要写一篇读书心得,自己完全没有头绪,于是,不得不又坐到灯下,摊开那两本书。

   忽然,他觉得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叫他,他探头一看,是小芬在窗外!

  “我来问问,你学习得怎么样。”她小声地说。

  “我……”阿兴一时忙乱起来,“有许多地方还弄不懂……”

  “哪些地方?”小芬关切地问道。

  “一下说不清楚……”阿兴答道,而这也是实情。

  “……那我来看看吧!”小芬说。于是,她进入了房中。阿兴暗喜,忙给她端来一张木凳,两人围坐着一张简陋的桌子。

  阿兴随便即找到一些他认为看不懂的语句。小芬很认真地作解释。那情景,实在也是很温馨,很感人的,两位年轻人,就着一盏小油灯,在认真地学习马恩的著作,如果当时有照相机,把这一情景拍下来,说不定会成为传世之作。不过,这“认真”二字,用在小芬身上很合适,用在阿兴身上则不合适。透过那昏暗的油灯光,阿兴看到小芬披散着一头黑发,那黑发显然刚刚洗过,还散发着淡淡的肥皂的幽香。光是这幽香,就弄得他心猿意马,那还顾得小芬的解释?

  忽然,阿兴听到小芬停了下来,沉默不语。阿兴惊讶地望着她,脸上微红,莫非自己的心事被小芬洞穿了?

  “这里,这里……我也解释不清楚……对不起……”她尴尬地说。

  “不,不,我听着的,你说得很清楚,我听明白了……”阿兴连忙解释,生怕小芬怪自己没有认真听讲。

   “不,我真的讲不清楚。”小芬低着眉,样子显得很难过,不过,阿兴觉得她那难过的样子也是很好看的。

  “不是的,你讲得很清楚,我真的听明白了。”阿兴还在说着假话,试图安慰她。

   小芬黯然地说,“其实,你是高中生,肯定比我懂得多,我只怪自己读书少……我其实是班门弄斧的,不过,书记叫我帮助你,我也不得不照着做。”

   看着小芬难堪的样子,阿兴忽然心生怜爱。他问道:“不,你已经很不错了!这两部书很深奥,我看着,真的是似懂非懂,我还是学毛主席语录,好吗?”

  “不,虽然难懂,我们还是要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我现在正在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小芬又现出一脸不服输的神色。

  阿兴心里暗暗叫苦,她不会也要我学《反杜林论》吧?他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题引开。于是,他故作关心地问道:“你只读到初一吗?”

   “是呀,初一还未读完,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不过我觉得你好象很有学问的。”

   “怎么可能?不过,我也看过一些书,以前,家里有许多书……”

   “以前?……”

   “……我父母都是教师,所以家里有不少书。但后来,破四旧,都被清走了。”

   “我觉得你应该被安排到学校教书,你的气质很适合当教师。”

   “我文化低,尤其,……出身也不好。”

   “教师呀,出身不算坏吧?”

   “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了……犯错误了……”

   “……”阿兴语塞了,他意识到,小芬的父母,也是“着了道儿”,于是,他似不平似安慰道,“你这么优秀,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

   “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是革命的。”

    说到这里,阿兴不禁一声叹息。这位已被打入另册的姑娘,每天任劳任怨地在胶林中割胶,仍在孜孜不倦地探求马列主义真理,从小芬的身上,他看到自己妹妹的影子,自己的妹妹,正在海南,同样是每天凌晨出没在胶林中,每天晚上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用行动证明自己与资产阶级决裂。现在,阿兴也面临这种抉择……

                  (八)

    在和小芬的交往中,阿兴感受到了知青中的另一类。他们出身不好,为了要表示“与反动阶级思想决裂”,要表示“革命”,他们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但在领导的眼中,他们未必是可靠的,因而,较好的工作岗位,不一定轮到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阿兴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某晚,小芬把那本她刚刚“啃”完的《反杜林论》送来!她说:“你看看这本,对你的思想也会有帮助的。”阿兴心里暗暗叫苦,但想到能有机会和小芬一起“学习马列”,也是很惬意的事,尽管他已意识到,小芬的“男朋友”、男知青阿祥的脸色总是不大好看。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在1876--1878年间为反驳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为系统地阐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撰写的经典著作。《反杜林论》共分三编,……在油灯下,阿兴把那有一定厚度的书翻了一会,了解到了大概的内容。但是,里面的语句,他真的很难理解。如这一段: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宾词中简单地重复主词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末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词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宾词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创造体系的"。我们还读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为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单一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地位了"。这是一个使奥斯特尔利茨和耶拿;凯尼格列茨和色当黯然失色的战役。在我们动员了第一个公理以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了三言两语,我们就已经把整个彼岸性,即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了,排除了,消灭了。

   这是一些什么文字啊!他再次感叹:小芬真的了不起,这么艰深的著作,她居然能看得下去,她那最宝贵的少女时代的工余时间,估计大部分交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至于他自己,他只能敷衍对待,记住“杜林”是个“坏家伙”就是了。

  他希望小芬能常来“帮助”自己,但是,小芬多天也没有行动。那天劳动时,他忍不住向小芬的好友小晴打听:“小芬最近很忙吗?我在学习上有些疑难,想问她……”

  不料,小晴正色地说:“你别烦人家啦,最近她心情不好!”

  阿兴一怔,怕涉及到自己,连忙问:“什么事?”

  小晴迟疑了一会,说:“最近,她妹妹小雪牺牲了……”

  阿兴惊讶地问:“妹妹牺牲了?怎么牺牲的?”

  小晴眼圈红红地说:“在广州,为救火……”

  知道了这消息,阿兴心情也不好受,但又不知怎样安慰小芬。

  某夜,小芬例行公事,又来帮助他,小芬平静地问:“学习得怎么样?有心得吗?”

  阿兴感到难过,他觉得应该要表达自己的关心,他问:“小芬,听小晴说,你的妹妹……”

  小芬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低下头,牙齿咬着嘴唇,看得出她在忍受着内心的悲痛。过了一会,她呜噎地说:“前段时间,妹妹经过长堤,一家百货大楼失火,她冲进去救火,不幸牺牲……国家已经把她定为烈士……”

  阿兴叹息一声,也低头不语。之后,小芬断断续续地讲了她妹妹的一些故事,一位20岁的年轻姑娘的形象矗立在阿兴的面前。

  这一夜,阿兴翻来覆去睡不着,在他的眼前,不时出现一片火海,在火海中,走出一位女英雄……他感到,心中涌起一股创作的冲动,他要用热烈的诗句,去赞美,去歌颂那位在烈火中永生的姑娘!于是,他立即起床,点亮油灯,铺开稿纸,写下了“献给小雪烈士”几个字……

  阿兴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的形式,花了三个晚上,完成了百余行的长篇叙事诗《献给小雪烈士》。看来,他的才能还是在文学方面,而不是在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方面。他把那首诗另抄一份,某晚,郑重地送给小芬。过了一晚,小芬到来,诚挚地说:“诗写得很好,谢谢你!我把它寄给我哥哥看。”半月后,阿兴收到小芬的哥哥阿强的一封长信,感谢阿兴的诗作,同时谈到了许多政治、文学上的问题。阿强比阿兴年长一岁,也是一位知青,也是个文学青年!

  阿强在信中写道:“……妹妹牺牲,我很难过,我们全家都很难过!虽说她死得光荣,但是,我又觉得,她死得不值得!那百货大楼失火,火光冲天,她只手空拳,能救得了火吗?听她的同伴说,妹妹一见那里失火,即说:‘抢救国家财产要紧!’于是,冲进了火海……你在诗中写道,‘此时,她想到了邱少云,想到了向秀丽,想到了马口英雄……’我觉得,她应该什么也没有想,只不过,那些英雄人物,早已在她的心中扎根。……用妹妹的生命,换来一个‘烈士’的称号,值得吗?!……”

  阿强这一问,阿兴也难以回答,如果用自己妹妹的生命去换一个‘烈士’的称号,他也是不愿意的!唉,在那“英雄辈出的时代”,热血青年也还是不少的,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年。

  阿强继续写道:“……听小芬说,你的经历有些不寻常,曾写过一些书,还受到批判,我倒是愿意看到你真情流露的作品,看到你真实的一面,而不是那些歌颂革命,歌颂烈士的诗篇……”

  看到这里,阿兴感到不舒服,他所写的这类诗歌,为什么会让人,而且是烈士的哥哥觉得‘不真实’?海南的阿祥、阿善他们,不是也认为他的《理想之歌》是矫情之作吗?唉,阿兴觉得,做人也难,自由创作,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抒发“革命豪情”,又被认为“不真实”,还是什么也别去写了吧。尽管如此,阿兴和阿强,也因此而成为了文学上朋友,时有诗作唱和。现在,阿强君远在香港工作,还是从事文化事业。

  小芬帮助阿兴,是暂时性的,阶段性的,当阿兴还在留恋着这种“一帮一,一对红”的时候,小芬宣布:阿兴可以“解放”了。尽管阿兴还想受“监护”,但小芬完成任务,便要功成身退,你如何能挽留?更何况,阿祥那警惕的目光,始终以一级战备的状态扫射着,使阿兴也不敢有非份之想。数十年后,当阿兴和小芬回忆起那段“一帮一,一对红”的日子,大家都不禁哑然失笑。

                     (九)

   阿兴经此“政治事件”, 又被马恩洗了一回脑,内心不可能很舒畅,虽有怨言但也很难明说,只有寄托于诗词。且看他的一首《鹧鸪天》词:“千里行程赴远陲,六年血汗沥高雷。鲲鹏未展凌云翅,羞我男儿泪暗垂。    杯又举,醉阿谁?丹心一颗未沉颓。可怜和氏连城玉,错作铺途石小堆。从这首词中,不难看出他那怀才不遇之叹。但是,如果以为阿兴从此则一蹶不振,那也不对,从他的内心深处,他仍在挣扎着。且看他题为“自勉”的一首七绝:“平生自幼羡鲲鹏,爱上参天第九层。摔倒寻常休怨叹,瘦身跌硬再长征。”他不怕摔倒,他还要继续“长征呢!

  在1975年,雷州半岛的绝大部分广州等地的知青,仍在“扎着根”,割胶的割胶,挑肥的挑肥,除草的除草,赶牛的赶牛……和阿兴同一个班的,也有其他的知青,尤其是小晴和小月那两位广州女知青,在劳动之时,常给予他鼓励和安慰。

  阿兴由于劳动能力不强,属文弱书生型,所以,经常和一群妇女职工一起干些除草、施肥、种花生、收木薯之类的活。阿兴老想自己能单独干活,最好是赶牛车,因为这工种,算是美差,比较自由,有大半的时间,他可以坐在牛车上,一边吆喝着或水牛或黄牛,一边引吭高歌。数月以来,阿兴遭遇了与小红的离别,以及政治上的审查,八部作品的烟消云散,早已没有心情自由地畅快地高歌了。

   这天下午,他幸运地摊着了赶牛车的美差。他拉来一条水牛驾车,装满了一车牛栏肥后,便往工地送去。初夏的雷州半岛,午后的太阳正显出它的无穷威力,使得阿兴那久经战阵的“战衣”已汗湿了背脊的一大块。阿兴知道那里聚集的盐份最多,也不在乎再增加一些。坐在牛车上,牛车在悠悠晃晃地前进,赶车的人要么是沉思,要么是观景,而阿兴觉得这两者都没有意思,当牛车驶进那通往海康旋的公路时,他看到了一条虽然是由黄土铺成的公路,但那公路漫长而望不到尽头。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防风林带,在远处汇合成一小点。忽然,阿兴有了歌唱的冲动,他真的想唱点什么了。在写这小说的第三部时,我还以为不一定有音乐呢,这不,还是有点贴题的,“仙乐风飘处处闻”嘛。现在的问题是,阿兴唱出的,是否称得上“仙乐”,是否名副其实。

  他想了想,首先唱出的,是那首不知唱了多少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多年以后,阿兴才知道,这首《三套车》,不仅他在唱,黑龙江北大荒的知青在唱,海南岛五指山的知青也在唱!这首歌之所以得到知青们的钟爱,我想,其一是,它的歌词是骂“财主”的,富有革命性,大大方方地唱,也不怕别人上纲上线;其二,它的曲调哀婉深沉,又正适合知青们的苦恼的心境;其三,它的内容是“赶车”的,又使得正在赶马车、驱牛车的知青们情不自禁地要唱出声来。阿兴也正是坐在牛车上,要大声地呼出心中的闷气,于是,《三套车》便是最好的发泄工具了。“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他大声地深情地唱着,尽管歌词是“冰雪”,他头顶着的是烈日。

  在雷州半岛的两旁栽种着高大的木麻黄树的公路上,在那茂密的橡胶园的小路上,回荡着一位男青年的厚实柔和的男中音,这本身就是一件挺浪漫的事。在那广阔天地里,的确能够练出好歌喉的,如同草原上的牧民、黄土高坡上的放羊汉子。阿兴直到现在仍能保持着良好的男中音,恐怕也是那个时代练出来的吧。歌和诗,都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是劳动的产物,是汗水的结晶,因而都是美的。当然,这已经属于美学的范畴,阿兴要等到数年后读到大学的课程,才朦胧地意识到。

  但是,美的事物总是会有人欣赏的。就在阿兴忘情地唱着的时候,在那橡胶园边上的防风林中,就伫立着两位女青年,由于枝叶的遮挡,阿兴并没有觉察到。等到他的牛车驶到她们身边时,阿兴正唱到整首歌的最高音处——“你看吧,那可怜的老——马……”,就在这感情最投入之际,他突然发现了同生产组的女知青小晴和小月就站在防风林边,如果此时嘠然而止,那么前面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好一个阿兴,为了艺术,他要牺牲那礼貌了,他只是向她们扬扬手,继续昂着头,感情投入地往下唱。牛车的两个大轱轳从两位女子身边滚过去了……

  当车子离开她们十米,也许是十五米远,他的歌才唱完。此时,他觉得没有勇气回头看一眼,那两位调皮的女子,会不会在在那里大声地笑,甚至笑弯了腰?自从小红离开以后,队里又进行了一次人员调整,他从五组调到了六组,而六组,就有小晴和小月,当然还有其他人。阿兴和她俩都很熟,但是,对她俩的身世经历等,则知之不多。

  阿兴静下心来,再努力回忆刚才的情景。在他那匆匆的一瞥之中,他看到小晴与小月,身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而那身工作服,并不能遮掩她俩一样苗条的身段;她俩双手都握着锄头的木柄,身体斜靠在木麻黄树干,仪态可人;他看到她们,脸上并没有嘲笑的痕迹,相反,微红的脸色中流露着的,似是一种沉醉,眼神应该更多的是欣赏赞许的成分。想到这些,阿兴也坦然了,不就是唱了一首歌吗?自己经常都在唱歌呀,她们不会不知道呀,真个是庸人自扰!

  话虽这么说,但当第二车牛栏肥又接近她们除草的橡胶园时,阿兴又踌躇了,该不该再唱?沉默地经过,似乎证明了刚才的失态;依然引吭高歌,又不知她们厌恶否……最后,还是自信占了上风,继续唱又何妨?于是,他在情急之中,选了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这首歌,和他赶牛车的情景不大相符,但是,唱赶牛车的歌实在难找啊,那就将就吧!这一次,他显得从容大方了,到了那橡胶园,他还用眼角瞥向不远处那群妇女,似乎感到内中身材最好的两位停了手,站立着倾听……

  到了第三车时,他唱了一首什么来着?哦,对了,是《山间铃响马帮来》。没有50岁以上的人,是不会知道有这么一部同名电影的。当年,父母带着阿兴和他的妹妹去看这部电影,父亲告诉母亲,他们的大儿子参军所去的地方,就是电影里所演到的云南省山区,登时使得阿兴的母亲哭得几乎晕过去……那电影的主题歌还是很高亢而优美的,那是阿兴的大哥从云南回来教会他的,如今,他派上用场了。他发现,这首歌同样有不错的效果,证明则是,她俩“陶醉”的时间显得更长。

  劳动是艰苦的,也包括赶牛车,还要拉上一车,才到收工的时间。当第四车到达橡胶园时,太阳已落到西边的树顶,阿兴的上衣已湿透了,不过这是家常便饭,难熬的倒是,他的肚子在打鼓,饿得够呛!阿兴想,既然已唱了三车,总不能晚节不保吧。尽管肚子很饿,他还是准备来一首压轴的好歌。什么歌?经过很快的选择,阿兴准备唱一首难度高些的,就唱《克拉玛依之歌》吧。诸位,须知此歌不是人人都可以唱得来的,当年是中央乐团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的代表作,你阿兴也敢尝试?有道是,既已当上知青,身处社会的最底层,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不就是那音域宽些,多一些华彩句而已,你朱崇懋唱得,我就唱不了?更何况,在这雷州半岛,又有几人了解这首歌?世界上怕就怕那些既无知又鲁莽的人,不知羞愧为何物的阿兴真的开口唱了,想拦也拦不住了。为了后面的效果好些,第一个音,他尽量定得低些:“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到这里勒着马,我了望过你,漫漫的黄沙象无边的火海,我赶紧转过脸,向别处走去。啊,克拉玛依……”不知别人听后的评价如何,反正阿兴的自我感觉良好,他一直“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地把那车肥运到工地,又把它卸下。

   当他拨转车头往回赶时,他听到了两位女子清脆的喊声:“阿兴,等等我们,等等我们……”他勒住那水牛,让车停下。他回头望去,只见小晴和小月从远处小跑着向自己跑来。阿兴知道,她俩要坐“顺风车”。当她俩跑至车前,阿兴看到她俩气喘吁吁的,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因为劳动了一个下午,她们都面带桃花色,额前的刘海还沾着点点汗珠,又似乎别有一番风韵。

  她们上了车,把锄头横在车厢上,人坐在锄头柄上。阿兴驱动那水牛,车轮滚动,依呀作响。

  小晴说:“阿兴,很久没听过你唱歌了,今天又听到了,说明你振作起来了。”

  小月说:“你唱得很好,尤其那首《山间铃响马帮来》。”

  阿兴似受宠若惊:“是吗?……唱那《三套车》时,冷不防见到你们,把我吓一跳。”

  小晴说:“我们故意在那里等你,谁知你昂头而过。”

  小月说:“我们都听入迷了。”

  阿兴说:“我唱到正高潮处,总不能突然停下来吧。”

  小晴突然说:“多凉爽的风,好舒服!我也突然好想唱歌!”

  小月说:“还是叫阿兴再唱吧!”

  阿兴急忙说:“不,不,要唱大家一起唱,好吗?”

  小月问:“唱什么?”

  小晴说:“唱《小路》吧。”

  阿兴说:“好呀,我们正好走在一条小路上。一起唱吧。”

  于是,在这南疆的橡胶园中的小路上,响起了苏联歌曲《小路》,尽管歌曲的内容与他们的情景并不相符,但是,那优美的曲调,那男女声的和谐组合,便足以让人陶醉:“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遥远的地方……”

  一位男青年,驾着牛车,载着两位女青年,在劳动之后沐浴着夕阳歌唱着而归,这种浪漫的情景,我敢说,在现代的中国的农场或农村,都不可能找到!因为农场或农村的青年男女,都涌到了城市,从事着各种行当,唯独不会去享受我们上面所描写的浪漫。

                        (十)

  赶牛车这工种虽不错,但也不会有幸天天被派做这活儿,有一些工作,是阿兴他们想不到的。

  6月的一天早晨,组长来分工,叫他跟汽车到码头运煤。跟汽车运货,这也是一件美差事,一来可以过过坐车瘾,二来可以到远些的地方见识见识,尽管乘坐的是卡车而不是旅游巴,空车时就站在车斗内。不过,这次所运之物就不那么好了,这次,阿兴与同伴阿生、阿文他们就是要到海康县的一处码头运煤,农场有些工厂也是需要烧煤的。

  汽车沿着黄土公路,大概走了一个小时,才来到一处海滨码头。阿兴很喜欢大海,每当见到海,见到碧蓝色的海水,他就觉得心旷神怡,有一种想唱歌,想赋诗的冲动。不过,现在他不是来游玩的,而是来劳动的,所以,刚一见到海而产生的一点雅兴,很快就消失了。

  要把堆在地上的乌黑的煤块搬到汽车上,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煤块又脏又重,把它铲起抛到车斗内,是很费劲的。干了一会,他们就接近“黑人”了。阿兴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快就被灰尘蒙得模模糊糊。幸好,那工作需要的精确度不高,够力气把煤块抛到车斗内而不是砸着同伴即可。当一车煤装满后,他们才到海边,用微咸的海水洗洗手脚,让那脸部露出一块黄皮肤来。然后,他们又上汽车,就坐在煤块之上,那时候,人货是可以混载的。汽车装满煤后,便往农场开回,到了目的地,他们又要负责卸车,当年那些解放牌卡车,还没有自动卸货装置。

  就这样,阿兴被派干这活,一天下来,累得够呛;第二天,他依然是干这活;到了第三天,还是干这活。本来,熬过这第三天,第四天就不用去了。偏偏,就在装最后一车时,阿兴出事了!他铲起一大铲煤,用力地抛向那车斗,应该是用力过猛,再加上连日辛劳,那腰肌实在受不了,只听到咔嚓一声(有点夸张),他感到腰背一阵剧痛,随即,他觉得整个人似动弹不得。他只好停了手,以铲撑地,支持着自己的身体。同伴们见状,即叫他到一旁休息。

  是夜,他感到伤情严重,辗转反侧也难以入睡。到了次日,他不得不向组长和队长请假,说要到场部医院留医。组长和队长都以不大信任的眼光看着他,直到感觉他不似撒谎为止。于是,他拿起一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必要的物品,由阿生等送到场部医院。

  阿兴虽然身体瘦削,似文弱书生,但是,二十多年来,他又少有病痛,从来没有住过医院,连打针吃药也极少。这回,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了,每天接受那些或穿鞋或“赤脚”的医生或用银针灸肉或用拔火罐吸肌,当然还要吃一些不知用什么制作的苦丸,也是够他受的了。他还担心,如果这次治不好,落下个瘫痪半瘫痪,那该如何是好?后半生如何度过?……诸位可以设想,作为知青一名,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住在医院,会是多么凄凉!尤其是在夜晚,望着窗外的月亮,总会浮想联翩。

  人在困难时刻,也是心理最脆弱的时刻,他很自然又想到自己的遭遇。原本,他有一个安定的家,虽谈不上很幸福,但总算与父母兄妹生活在一起,他在努力学习着,应该继续升上高三,也可能考上大学,但是,六六年夏天,这一切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他们在广州的家,已经破碎,一家人分开在五处,彼此牵肠挂肚。而他自己,远戌雷州,每天从事着最原始的工作,黄尘和汗水正一点点地销蚀着自己有限的青春,二十多岁的人了,却一事无成,想想周总理,这个年纪,早已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即便林彪,也早当上军团长……除了想到自己,他还想到亲朋。他想到远在家乡相依为命的父母,想到远在海南万泉河畔的妹妹,想到远在香港的阿潜,想到同在香港的小红……当然,也想到不知魂归何处的阿德,还有阿德那远在云浮乡下的年迈的父母,以及年幼的弟弟……夜不能寐,唯有想想有什么可以抒发感情的诗句。推敲了半夜,居然被他拼凑出几句来:“平生无病痛,今卧院中床。不见牛猪影,时闻药水香。银针扎嫩肉,苦丸入愁肠。唯有窗前月,终宵爱意长。

  次日,阿兴的腰脊似有了点松动,勉强可以下床走动,这使他放下心来,至少不会瘫痪吧。傍晚时分,他正躺在床上,忽然,病房门被推开,进来了一群人。阿兴定眼一看,竟是阿生、阿文、小芬、小晴、小月等!

  “啊,你们怎么来了?”他兴奋地问。

   “昨天来留医,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小晴似生气地反问道。

   “昨天早上……我走的时候,你们都开工了。”他答道。

   “怎么样?还疼吗?”小芬关切地问道。

   “好象好了一点,勉强能下床,能自己上厕所,这个最重要。”他笑着说。

   “你也不小心点……”小月怪责地说。

   “这能小心吗?都是力气活呀!”他无奈地耸耸肩。

   “来,喝碗猪骨汤,小晴给你熬的。”小芬说。

   “是吗?你们在连队熬好再拿到这儿?”他惊讶地问。

   “小晴下午熬好的。”小兰说。

   “是呀,放在保温瓶,还热着呢,喝吧。”小晴羞涩地说。

   阿兴很是感动了,正所谓“他乡遇故知”,有人这么关心伤病之中的自己,能不幸运吗?

   “哦,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你们是专门来的还是……”阿兴问。

   “收工后,刚好有车来,晚上这里放电影,所以就一起来了。”阿生答道。

   “什么电影?”

   “《多瑙河之波》”阿文答道。

   “不是放过了吗?”阿兴问。

   “那姑娘多漂亮,那手臂,那大腿……再放多几次也要看!”阿文道。

   “坏!下流!……”姑娘们群起而攻之。

   “是好影片,可惜我看不了……”阿兴也遗憾地说。于是,他喝下小晴熬的猪骨汤,觉得很鲜甜。

    晚上,大家都去看电影了。医院里凡是能走动的病号也去了,显得十分安静。那年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外国电影看,有几个“同志加兄弟”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他们拍摄的电影,也可以进口一些。阿文说的“手臂”、“大腿”,不过是《多瑙河之波》那影片中有一艘船,船上有一位身材很好的罗马尼亚姑娘,穿着一条“布拉吉”(连衣群),而能露出她那玉臂美腿而已。的确,那年头,你很难看到女人的侗体;你可能和那些女知青生活劳动数年乃至十年,你都无法弄清楚她们的身材肤色具体如何,皆因那厚实的工作服或绿军装,把哪怕是超一流的身材都遮掩住了。如果不是行动不便,阿兴又怎会放过再次观赏那罗马尼亚姑娘的玉臂美腿的机会?不远处那露天广场上传来的电影中的熟悉的对白,弄得他心神不安。

    也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病房门忽然被推开了。靠着微弱的灯光,阿兴看到是小晴进来了。

   “你不去看电影吗,怎么又回来了?”阿兴奇怪地问。

   “我先拿回保温瓶。”小晴说,声音有点不够自然。

   “哦,在这里,”阿兴把保温瓶递给她,“谢谢你!”

   小晴手拿保温瓶,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快回去吧,耽误你看电影了。”阿兴催促她。

   “广场上人很多,看不清……而且,我也看过了……”她吱吱唔唔地说。

   “……那也好,”阿兴说,有人肯陪陪自己总是好事,“咱们就说说话吧,到院子的树下吧。”

   于是,他们来到病房前的院子,坐在一棵白兰树下。雷州的夜是很凉爽的,凉风吹送着白兰花的香气,令人感到很舒服;加上那夜,天上挂着一钩新月,地上有斑驳朦胧的树影,为这简陋的农场医院增添了一些景色。

   “我真倒霉,”阿兴说,“处处都不顺,家庭、自己……现在还扭伤了腰!”

   “做人怎会一帆风顺呢,总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的。”小晴小声地说,象是对自己说一样。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顺吧,……不过,我对你真的不够了解……我们认识两年多了吧?”

 “你心里只有小红,怎会注意到我?……”这话中隐约含有责怪的味道。

  “……”

   “我也有我的难处,不过我一般不会对别人说。”

   “哦,对不起,我不是一定要知道,你完全可以不说。”

   “……你想知道吗?”

   阿兴有点为难了,不知如何回答。身旁这位姑娘,阿兴知道,大概也就二十四、五岁,已在农场干了七年活,七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开过生产队,一直是割胶工,也难为她了。她中等身材,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韵;阿兴还注意到,她的一双手,柔软而灵巧。七年的劳动生涯,似乎还未能消磨尽她青春的气息。她心肠很好,经常能乐于助人,和老工人的关系融洽。阿兴所知道的,也如此而已。至于她的身世和经历,则一无所知。现在,她似乎很想告诉自己,我该如何表态?

   “我的身世经历,你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小红也会告诉你吧,我想,你的家境,怎么也不会比我的坏吧?”阿兴用试探性的话回答。

   “那倒不一定!按照目前的家境,我的比你的更坏……”

   “是吗?我倒想知道……”

   沉默了一会,小晴说:“我是北方人,出生在辽宁省。”

   “看得出来,你的肤色很好”阿兴说。

  “我父亲是位部队高干,是军区副参谋长,文革前军衔是大校……”

  “是吗?……军区副参谋长?……大校?……”一个“军区副参谋长”,一个“大校”,立即把阿兴给唬住了!他是个对军事很感兴趣的人,尤其熟知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十大将五十七位上将都能数得出来。“大校”离“少将”仅一步之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生产队的知青当中会有一位“军干子女”!他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小晴。

   “他文革前刚好转业到地方,当了工业局的局长……”

   “这也不错呀!”

   “但文革一来,他就成了走资派,还连累到当医生的母亲也被斗……”

   “哦……”

   “作为高干,我们家以前的生活肯定是不错的,我也有优越感,不过,还不至于趾高气扬。但是,父亲倒台后,我们立即从天堂跌落到地狱,以后的事,你可以想象得到的!”

   “那……你父亲现在……”

   “七三年我回去探亲,才获得一次见他的机会。他被关押在粤北地区的一处监狱里,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和母亲被批准去见他。我们在监狱的一间会客室里等待。那等待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好象十年一样。当父亲来到我跟前,我竟然不会说话。我差不多近五年沒有看见他了。这五年里,他的头发已全花白了,又宽又突的前额显得很高很亮。我呆望着他额前的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知道,这些年他一定吃了许多苦。母亲只有在偷偷擦眼泪,而我,怔怔地坐着,不知该说些什么。后来,还是父亲反过来小声地开导我们,他说:‘事情很快会过去的,问题会很快弄清楚的,枪林弹雨我都挺过来了,这点苦算什么?’说完,他又特别对我说:‘在雷州半岛锻炼得怎么样?要自觉改造世界观,还要学文化知识……’……现在,两年又过去了,他不知怎么样……”

  说到这里,小晴哽噎着,说不下去。阿兴也沉默着,这几年来,这类的人间悲剧他听得太多了,只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平时很开朗乐观的小晴,背后也有如此的不幸!他忽然感到,就目前来看,的确自己的处境比小晴还要好,他父母虽然还在乡下,回不了广州,但起码父亲解放了,摘下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而小晴的父亲,现在仍是“走资派”!不过,他又隐隐约约意识到,身为共产党的高干,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吧,而自己的父亲,不管怎么说也只能属国民党派系,阿兴忽然觉得自己与小晴反而有了一点距离感。

  上弦月升得更高了,广场上放映的《多瑙河之波》,也快结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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