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忽梦少年事

                                                                  阿培

    贤庆序香港的阿培同学寄来一份稿件,叙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如今五十来岁的人,在青年时代都会有不少故事,因为当时遭逢乱世,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出诗人,而普通百姓,也不由自主地成了故事的制作者,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人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所谓欲说还休;而有些人,甚至缺乏用文字表述故事的能力,于是,记忆中的故事,就将随着萎缩的大脑而消失。阿培同学,在估计五十五岁的年纪,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发生在当年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眼前那十五张信纸即是明证。阿培同学以前有没有写过东西,我不得而知,估计也没有,至少是不多,因为他发来的稿件, 连个标题也没有,可见还缺少拟标题的能力,我匆匆看完了整个故事,忽然发现,要拟一个很合适的标题也不太容易,思量再三,有一句唐诗忽然在脑海中浮现:“夜深忽梦少年事”,姑且就先用着这个带有些朦胧带有些诗意的标题吧。

   三十八年前,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记得文同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曾经痛恨过上山下乡, 提起来就悲愤莫名. 现在忽然有了另一种想法, 无疑, 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十分痛苦, 在肉体上, 特别在精神上, 是一种煎熬,但是, 事过景迁, 从另一方面来看,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或是上山下乡, 皆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这种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也算是我们这辈人的机缘际遇吧 。说实话, 我甚至为自己没有下乡, 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文同学的感慨,我认为是很真诚的,是的,如今,跟别人说,跟后辈说,当年,我不用上山下乡,的确是自豪不起来的。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我人生履历中这一页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也有别的遗憾!

   由于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广东,在珠三角一带,伴随着上山下乡大潮的,也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逃亡潮——逃亡港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逃亡港澳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是经常要从内地逃亡到港澳 ,或再从港澳转赴他方的。只是,在新中国时期,却也迫使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年轻一代逃亡国外,的确是很不应该很令人痛心的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逃亡,最多是目送过去国离乡的挚友,因而,作为一位小作家,我也象文同学一样,“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

   其实,阿培故事的内容并不朦胧,也并无诗意,叙述的就是一件很惊险很恐怖的逃亡事,但是,阿培这位老人,已淡化了当年的惊险以及恐怖的成分,留下更多的,反而是逗趣的情节,如今的青年如果看到,可能以为他们是参加一个“生存大挑战”的活动呢。由于我的人生履历中缺了这一页,因而我很难想象和虚构出当年他们逃亡的情节尤其是细节,我只能耳闻目睹地听说有关逃亡的一些情况 ,于此作一个并不很准确的说明。

   以香港为例。宝安、东莞等县邻近香港,如果上山下乡落户到那些地方,那就有了地域的优势。老实说,上山下乡之初,绝大多数的知青是没有从这方面考虑的,很少有人一开始就“心怀叛国”之志的。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到前路茫茫 ,尤其是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迫害之时,不远处那“东方明珠”在夜间闪烁着的耀眼光芒就成了他们希望之所在。这希望之所在并不遥远,但是,山岳、海洋、河流形成的天然障碍,由边防军、民兵、铁丝网、壕沟和狼犬组成的封锁线,使得即使是落户于邻近香港的公社大队的逃亡者,也必须经过经年的锻炼,数月的策划,数个日夜的昼伏夜行,然后才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当年,靠近香港的宝安、东莞等县的公社需要边防证才能进入,那么,不是在那里落户的知青,又如何能进入“禁区”?还是那句话,乱世出英雄,年轻一代看过不少反映“革命传统”的电影,他们把共产党人对付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办法也用上了。如到大队开证明,要去哪里或要干什么,然后将字迹褪去,再写上其他需要的内容;如干脆自己用番薯雕刻一枚“公章”, 带着那张假证明混进检查的岗哨;而用得更多的,我认为会是这么一种方法:你先联系好或通过同学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宝安或东莞的知青,由那位知青预先将逃亡所需的物品合法地带回住地。然后,你坐火车到不需边防证的樟木头站下车,由那位当地的知青用自行车载你到他的住处隐藏起来,等待时机 ,由当地的知青给你指路或带路,你独自出发。当然,也有当地知青与你一起逃亡的情况。由于你是假借于人,所以,两人的逃亡费用就应全部由你支付,这是当时的“江湖规矩”。如此一来,当年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就常负起“接待任务”, 他们象过去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按照暗号接头,接待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的逃亡者。而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点,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知青逃亡者的“接待站”,谁有需要,就借宿一晚两晚,有粥吃粥有番薯吃番薯,这种情形,甚至有点象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秘密接待保护地下党员一样。

   上述内容,并非是我随意虚构的,因为阿培的文章,正是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是他当年如何与一位从不相识的青年人阿初一起逃亡的故事。这故事,起码让我了解到当年的青年人逃亡香港的情景,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时过境迁,如今,国家安定富强,香港也回归祖国,而我们也可以“自由行”到东方明珠的每一处角落轻松游览,愉快购物。我们真不希望 ,那可怕可悲的一幕重现。真诚地希望,当年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而投奔怒海,如今仍健在的同学们、朋友们,包括阿培、阿初,能够安享晚年,并多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好了,不再啰唆,大家细心看看阿培的故事吧。(06年5月21日)

                                      (一)

   下午四五时左右,培登上了往广州的列车。

   这是深圳往广州来回的唯一的一趟慢车,培并不是去广州,他在石鼓上车,只是去常平,约见一位十几岁的小伙子。

   黄昏前,火车准时抵达常平,初在车站迎接了培。两人在车站附近找了间小饭店坐下,轻松地聊天,也随便叫了些简单的饭菜,慢慢地吃起来。

   前些日子,培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初。培是一位孤儿,父母早亡,背上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名号,年龄虽小,也被上山下乡的风暴从广州城里刮到了东莞的石鼓,当上了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知青。

   培已悄悄地从石鼓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了两次。这一次,初也想去香港,他家里的情况比培强多了,因为哥哥已去了农村,作为弟弟的他以照顾年老的母亲为由,竟可以留在城里不用下乡。据他说,他也走投无路,要选择偷渡了。偷渡需要的费用,全由初负责,而培已于早些时候将所需要的物品如干粮、充气枕头、指南针等全都从广州带到了石鼓的生产队。

   这次会面,是接初到培在石鼓的“家”。

   培问:“今晚在哪儿歇息?”

   初答:“蔗林吧。”

   培问:“为啥?”

   初答:“我今天看见附近有一大片蔗林,长得很茂盛。”说完,他又很得意地继续说,“我俩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谁也不会发现我们的。”

   培心里想,常平离石鼓有一百多里路,还未正式踏上偷渡的路程,要在常平这里就栽一跤,那值得吗?他问:“你什么时候到常平的?”

   初答:“昨天。”

   “在哪睡的?”

   “一伙知青的家里。”

   “为啥今晚就不可以在那些知青家里住一夜?”

   “这……”

   “难道他们都是女的?”

   “这也不是。”

   “那是什么?”

   初呐呐道:“我有点不好意思。”

   培笑起来,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又不是干坏事,知青之间串串门,平常得很。今晚我是坚决不会到蔗林里过夜的。吃完东西,你带我到那些知青家里,我就不信他们会拒绝我们的请求。”

   饭后,初带培慢慢踱到知青的家里。好几个知青小伙子住在一起,刚从农田里回来,正忙着挑水煮饭。相互介绍一下,他们倒也挺热情的,知道培与初已经用过晚饭,不用从他们那些寒酸的饭菜里再分一杯羹,只不过与他们挤着过一夜,倒也乐得个顺水推舟。就这样,培与初相安无事,度过了一夜。

                                             (二)

   翌日清早,培和初迎着朝阳赶往塘头厦。

   培那破烂的衣服上面不但有许多洞洞,还有不少补丁,脚踏一双旧拖鞋,头戴一顶破草帽,比农民的衣着更差;初戴的草帽稍微好些,配合他从广州穿来的衣服。

   沿着铁路轨道往南走,这天是塘头厦的墟集,自然是故意选的这一天,提防有人查问他们的去向。

   走了好几个时辰,到达塘头厦,热闹的农贸市场已是尾声,只剩下一些还未回家的农民。当然,他俩的目的也并非参观农墟,在墟集上随便买了一些青菜,继续向离这还有十里路的石鼓生产队走去。

   平安到达石鼓生产队,村里的农民在田里耕作,并没有发现初的到来。

   培把初安顿在阁楼。阁楼以前是堆放生产队分配的谷子的,后来培因无法挣到足够的工分,谷子只好放在生产队的谷仓。

   阁楼上现在堆放的全是稻草杆,这是一年煮食的燃料,以前是放在外面的,因日晒雨淋的损耗了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农民的“顺手牵羊”后,一年的燃料还不够半年烧的,培只好在放牛时在山上偷偷掰断一些松树枝,晒它个十天八天后枯干了再拿回来作为燃料的补充,可这些树枝也会时不时给一些路过的农民取走。

   天还没黑,培先煮好了饭菜,让初早点吃了躺在阁楼里。

   每天傍晚时分,村里的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捧着个大饭碗到培的屋子边吃边聊,屋子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硬板床,一张小书桌,几张长木凳。

   今晚也不例外,不到七点,十几个人把小小的屋子挤得热闹非凡。

   七点多,热闹的欢笑声突然被一阵阵响亮的鼻鼾声打断。要命,初在阁楼里竟……

   这一惊,把培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屋子里怎会有老鼠声?”培在大叫:“快,快,帮忙把这只大老鼠赶出来。”

   接着培就把家具、木梯碰得乱响。鼻鼾声总算停止了。培想起土灶旁有个老鼠洞,拿起一根长棍子直捣入那鼠洞,那个洞也真够深的,整根长棍没入洞内,竟还没探到底。小伙子们全把饭碗放在一边,都过来帮忙乱捅乱搅,如是这般地折腾了半个时辰。

   当然,老鼠没有出现。

   有人建议爬上阁楼查查,培说上面放满了稻草杆,又没有手电筒,今晚就拉倒不查了。

   “今天我去了墟集有点累了,大家也早点休息吧”。

   小伙子们离开了,培立刻关上了门,狠狠地骂了起来。

   阁楼上竟没有回应。

   隔了一会儿,鼻鼾声又像雷声般响起来了。

   培草草洗了个冷水澡,熄了灯躺在床上。

   突然,响起一阵拍门声。“培,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捉到那只大老鼠了,快开门吧。”一个小伙子在门外大叫。

   “我已洗了澡,上床躺下了,要捉那只大老鼠,明天再想办法吧”。

   培死也不肯开门,小伙子没趣,只好走了。

                                            (三)

   午夜,全村的农民都进入了梦乡。

   因为培的屋子在村子的中间,隔几步就是生产队的队部。门前几步就是一个鱼塘。队部正对着一条主道,两旁各有一个鱼塘。

   把初从阁楼上叫了下来,也懒得责骂他打鼻鼾扮老鼠的事。

   拿齐了物品,锁好了门,培叫初跟着他,快步离开村落。

   培快步从队部的主道离开了村子,却就听不到背后初跟随他的脚步声。

   培忖道,“想不到初走路竟轻得连脚步声都没有”。回头一看,哪里有初的影子?再细细一看,初竟像一个瞎子,一头冲进了一户农民家的大门,大概发出了响声,屋内竟亮起了灯光。

   这一吓,把培又惊出了一身冷汗,快步向前,一手抓住初的衣服,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出了村子,也不敢回头望望那刚亮了灯的大门有否打开。

   这个活宝贝,这位小少爷,竟是个大近视,大概出了屋门,没能适应外面的黑暗,甭说分清那是东、哪是西了。

   天公不作美,刚离开村落,竟刮起了狂风下起了大暴雨,原来香港的大台风刚刚刮到。

   初这小少爷,没下过农村,也没经历过如此的大暴雨,竟变得寸步难行。

   田基太窄,无法两人同行,培拉着初的手,前进得很慢。

   培掏出根绳子,一绑在初的手上,一头绑在自己的手上,相隔几尺,以为会行走的快些。

   谁知道初根本没有走过田基的小路,频频跌进了稻田里,往往把培也拽了下去,两人全身都是泥和水,狼狈不堪。

   培唯有把绳子解下,任随初在田与田基间翻滚。

   风吹得很猛,雨下得特狠,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如是这般折腾了几个小时,雨稍微小了一些。

   夜色稍微明亮了一些。突然,培呆呆地站着不动:眼前的景色似乎很熟,在哪见过?

   再细细一看,“甭走了,回家睡觉吧。”培对初道。

   初不明所以。

   培道:“走了四个多小时,足足绕了一个大圈子,竟走回自己的生产队,不回屋里睡觉,难道躲在蔗林里?”

   悄悄地进了村,摸出了藏在门洞里的钥匙,开了门,没有惊动任何人。

   幸好水缸里仍有大半缸水,匆匆地淋了一下身,初穿上了培找出来的干衣服,爬上阁楼去睡他的觉了。

   培用缸里剩下的水,把两人的衣服、鞋子洗干净,也躺上床:是倒霉的一天,还是幸运的一天?

                                           (四)

第二天,竟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想起昨夜的狼狈相,真有点儿啼笑皆非。

不想引起农民的注意,培将洗干净的衣服、鞋子等分别在村子里不同的地方晾晒。

随便做了一些食物给初吃了后,培锁上了门,到别的村去串门,省得漫长的白天,惹来村民的查询、骚扰。

下午,培回来了,正想躺下睡一觉,因为接下来到晚上将没有时间休息的。忽然,从阁楼的木板缝里不停地滴下来水滴,滴落在床头旁边的书台上。

“怎么会有水滴下来?”培忖度,一股尿骚味钻进了培的鼻子,才晓得是初在阁楼上散了泡尿。

“早就告诉过你,要大要小就下来,屋脚有个尿缸,关上门就行了。”

“现在倒好,这泡尿如此不停地滴下来,迟点儿不少农民小伙子来串门,如何‘收科’?”

培边骂边找了些烂布放在桌上,只希望这尿水快点停止。

阁楼上竟没有任何回响。

培做好晚饭,送上了阁楼。

晚上,不少小伙子又串门来了,幸好那泡尿也没有再滴水了,小伙子们也没有再提起前一晚老鼠打鼻鼾的事。

相安无事,九时多培就把满屋的年轻人赶走了。

午夜再次来临,村子里的农民也全睡了,培把初从阁楼上叫了下来,准备出发。

却闻到初身上有一股臭味,就着灯光望见初的身上有一大块污渍,才明白这位小少爷连大小便都不敢下来,全在阁楼上解决了。解决时却不爬远些,连大的污秽物就此压在身下,惹得全身一股臭味。

两人出发了,这晚天气晴朗,就着星光,望着反光的地面,倒也不用手电筒。几个时辰后,他们离开了平原、农田、开始登上了一些小山头。

在一个小山头上,培掏出了指南针,确定行走的方向。

指南针是自制的,在钟表店里买了个装零件的塑料小圆盒,把一片双面剃刀片剪成菱形,找一粒金属拍钮,镶嵌上去;剪断一根针,找一小片塑料片,用胶水将塑料片和断针固定在盒子的中央;将刀片冲一下电,令其产生磁性,在某一方涂上记号,确定其指向南或北,放在针尖上就大功告成。

继续行程。

培突然摸了一下口袋,发现指南针不见了,才想起刚才在一个小山头掏出来后,就忘了放回袋里。幸好并没走多远,两人又折回去,寻回了指南针。

如此又走了一段时间。

“停下!我看见一个窗户有一个人。”初叫了起来。

培给吓了一跳,哪来的窗户?哪来的人?这里是荒山野岭啊!

“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带了两副眼镜在身上。”初得意地说。

两人趴在小山巅上,望着前方。

培只看见晴朗的夜空上,星光正洒向大地,为他们指路;远在一百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些疏落的灯光;近处只有一些小山头,远处一大片农田,或是一些村落农舍,眼前哪来的房子、窗户和伫立在窗边失眠的人?

培苦笑了一下,也不答话,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走下去。

西线的路程并不太辛苦,因为没有大山大岭;只是村落、农田太多,经常要小心翼翼地穿过村落、农田。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就要寻个地方躲起来,白天是无法行走半步的。最佳的躲藏地点是半山腰一些浓密的野草丛。有时发现一个较佳的隐藏地点,时间尚早,也要停止前进了。

消磨漫长的白天是一件苦闷、危险的事,经常有一些农民上山打柴、放牛,或是一些民兵到处巡游,增加了躲避的风险。

累积了多次偷渡的经验后,培深知要有一个炉子加热食物和水来补充体力的重要。他也自制了一个小型的酒精炉:用一个小型的油漆罐,在罐边的四周用钉子打上许多小孔,罐里倒入酒精,盖上盖子,放上一个铝制的漱口杯,就可以慢慢烧些开水,煮些食物。水源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到处都有山水和小溪。在如此艰苦的行程中,能有些热的水、食物,对体力帮助很大;而且酒精炉煮食,没有烟冒出来,减少被发现的危险;有时在凌晨时分,雾水浓重、寒冷,喝一两口酒精,驱驱寒气,人也会精神些。

从石鼓到深圳的边境,路途并不远,因为白天不能行走,晚上才能行动,所以也需要六、七天的时间。

一般的村落,在村边都有一些竹林。只要一看见竹林,就晓得附近一定有村庄。

这晚,走到一条大道上,路旁有一片竹林,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因为道路挺宽,可以行车。

已是半夜时分,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声,还有几个人的说话声。

“跟我来,躲在竹林后面!”培命令式地说,接着自己也躲到了竹林后。谁晓得一瞧,初不但没有跟着来,而且还反方向朝大道上奔去。

这一惊非同小可!自行车声很近了!顾不得危险,培也朝初奔了过去,一把拉住初,把他从大道上拉了下来,将他整个人按在地上的一个泥坑里,泥坑里有水也不管了,培也一起躺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几个背着步枪的民兵已驰到,车灯刚好从趴在地上的培和初身上扫过。因为车速挺快,而且这些民兵正在兴高采烈地聊着,他们并没有发现躺在路边的两个人,瞬间就消失在黑暗中。

虽然化险为夷,但培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用生气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初,一言不发。

泥坑里的泥浆,沾了两人一身。

几天的行程,初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那真要问问他了。

经过几天的奔波、挣扎,总算到了深圳附近的边境地带。

前两天的行程,已经不再需要使用指南针来寻找方向,香港这个不夜城的灯光将天空映照得很亮,只要朝着最光亮的地方前进就行了。

这一晚,望见了边境线。

路线太靠近深圳,故边境线每隔一百米左右就有一支灯柱,灯光把那条国防公路照得发亮。不远处就是一条并不宽的河,相信这就是驰名的“深圳河”。

过了河就是神仙,过不了呢?

                                           (五) 

准备冲线了。

将多余的物品抛弃。

培对初道:“我在前边开路,你在我后面几步处慢慢爬。倘若我被发现,你也不要站起来,知道吗?”

两人匍匐前进,爬行在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植物上。

不远处的灯光,照出一个人形,动也不动地站着。细看之下,才发现是个假人,披着一件军大衣。

两人更加小心,爬行时尽量不发出响声,尽管如此,还是由于人体与植物的摩擦,产生了一些声响,令人担心。

“什么人?站出来!”一声吆喝突然从黑暗中发了出来,吓了两人一跳。

一个边防军手里提着支步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手电筒,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这时初竟站了出来。

培在心里暗暗骂道:“要命。”

其实在黑暗中边防军根本就没看见什么人,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声响,这下可好,初自己把自己给暴露了出来。

培一直趴在地下没动,边防军冲过来时,恰巧一脚踩在培的身上。

他惊叫了一声:“这里还有一个人!”

培不得不爬起来,两人被这个边防军押去哨站。

押送途中,也遇到了几个边防军,他们并没有怎样交谈,其中一人找出绳子,把培与初二人的手绑在背后,安置在一间四面都有窗户的大房间里。然后,所有的边防军都离开了。

寂静的没有开灯的屋子里就只有培和初这两个人了。

“对不起……”初对培道。

培没有回答。现在才说对不起有用吗?

培静静地看了一下环境,一边的窗外竟是深圳河!边防军绑他时,他故意把手腕挣得宽些,现在绳子已经松脱了。

“我已经把绳子松脱了,我也帮你解下来,我们偷偷从窗口爬出去,深圳河就在旁边,游过去就是香港了,也许这是一个机会,怎么样?”培问初道。

“我害怕,我不敢,我也不想。”

培心里想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就算失败了,跟现在的情形有啥分别?”

但看着初那颓丧的样子,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算了,想起这几天的经历,早就注定是失败的了。

没多久,天就开始亮了。

外面的景色看得更清楚了,深圳河的对面很平坦,只有一些农田、鱼塘等。如果边防军不开枪,几十公尺外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可是现在……

外面的边防军做好了早饭。

一个边防军进来替二人松了绑,叫他们去吃早饭。看见培已松了绑,却笑了起来:“你这个小鬼!……”

初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饭也有菜的饭餐,他们好几天都没吃到了。

培却无法咽下一口,可以说,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不久,有车把他们押送去深圳的收容所,也把他们二人分开了。

                                      (六)

经过几天的转送,培终于被送到了东莞城收容所。而他一路上也病了好几天,发冷发高烧,脸色青得没有一丝血色。

一百几十个被抓的偷渡客,全部低着头蹲在收容所的操场上,准备接受点名。

突然,在培的面前,站着一个人,抓起了培的头发,,仔细地端详了好久,放下他的头发,不出一声又走了。

培吓了一跳,也知道此人正是公社举办偷渡者学习班的头头。

培想:在深圳被抓时,只承认偷渡了一次,这次点名,非得更正不可。

“XXX,这是第几次偷渡?”

“报告管教,以前说谎,这是第三次偷渡。”培道。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分上下两格,关了七八十人。没有窗户,门口是几条手臂粗的木柱。角落放了一个木桶作为厕所,一堆稻秆的火灰代替冲厕的水。谁要大便,很考个人技巧:木桶上只放了两块木板,一不平衡,整个桶就翻了。幸好每个人都饿得没有东西拉出来,屋角去水的管口常年淤塞,牢房变成了水牢,臭气冲天。

每天只有两餐,早上的八时多和下午的四时多。

每人一钵饭,美曰四两八钱七的大米,也不晓得那饭是怎么煮的,每粒饭都是独立的,绝不会有两粒饭粘在一起,。每粒米煮成“肥仔米”一般大,故称“咬散”。每钵饭只有一点咸鱼渣或是咸菜,偶尔有两条青菜,肉类欠奉。

每逢吃饭分饭的时间,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

门口堆放着几十钵饭,众人推举一人拿饭。门口的木柱并没有拿开,只能从两根柱的空间拿进来,每钵饭要竖着拿进,还要快,否则那咸鱼渣和咸菜就没了。

不到十分钟,大家都吃完了,没有剩下一粒饭,钵子比洗好的更干净光亮,因此也很容易发生流行病传染。

有病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每人分两粒“桑菊片”,什么病都是吃这两粒药丸子。

牢房里连蚊子也没法生存,因为太挤了,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不可能躺下,臭虫却特别多,咬得每人身上都是红斑点点。

白天没事干,固定木板的钉子早就没了,不少人把木板翻开,捕捉那些晚上吸饱了人血的臭虫,牢房里充满了血腥味和臭虫味儿,令人作呕。

培在牢房里,眉头深锁:给公社学习班的领导认了出来,这次少则要在这呆个十多天,多则可能要呆好几个月。

谁知只呆了三天,就被转送回公社了。

                                       (七)

晚上,培被领导叫了去他的办公室。

这位领导就是那个在东莞城收容所认出培的五十多岁的老人家,早就查清楚培的历史背景,只因他挺同情培的遭遇,故提早把培从收容所里接了回来。

“你到香港干啥?有亲戚吗?”领导问。

“没啥,也没有任何亲人。只因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会好好检讨的”,培答。

“你不怕路上出了意外或是死了?”

“这些我都没想到。”

“这次你和谁去偷渡的?”

“一个朋友。他家里比我有钱,一切开支都是他支付的。”

“如果你再去偷渡,抓了回来,在收容所起码要呆个半年。”

“我不会再去了,我会好好检讨的。”

培心里想:“只因我根本无法生存,才想到去偷渡。到了香港,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即使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好。”

第二天早上,培向领导要求看病。一个民兵背着支步枪,推着辆自行车,押送培前往公社的医院。

民兵偷懒,只在医院的树荫下乘凉吸烟。

培自行前往医生的诊室。一量体温,高达41 摄氏度,把医生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大概十来天前吧,时烧时退,有时会发冷。”培隐瞒了自己偷渡刚刚被抓了回来。

“我们医院设备落后,你持续发烧了十多天,我怀疑你是伤寒,只能写张证明,你拿着到广州的医院诊治吧。”

培把医生证明交给了学习班的领导。领导害怕是传染病,立刻写了一份证明给培,叫他当天就回广州治病。

培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到生产队,又开了一张用谷子换粮票的证明。

当天的火车赶不上了,晚饭又没有着落,只好到附近一个村子的知青家里沾沾光。

两人晚饭后只是随便聊聊,九时多,培正准备离开。突然,门外冲进来两个民兵,把他俩抓了去队部,指控他俩正在密谋偷渡。

他们二人被搞得啼笑皆非。

培出示了那些证明,说自己刚偷渡被抓回来,又怎可能再次偷渡?

民兵把那个知青放了,却把培一直扣留。整整一个通宵,培也不去理睬这些自以为是的民兵。

天亮了,民兵没法,只好把培放了,却把学习班领导的的证明扣下,准备去领功。培也不去辩解,让他们碰一鼻子灰也好。

                                       (八)

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培找到负责粮仓的干部,称了一担谷子。

“你这是第三次偷渡了,你也真倒霉,赤脚医生和梅姑娘一次就到了香港,还写了信回来。”这位干部对培说。

培想起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生产队开的斗争会。

斗争会的重头戏是梅姑娘与本村的一个有妇之夫通奸,这个奸夫骗了梅姑娘,但农民普遍都重男轻女,罪魁祸首明明是那个男的,他倒平安无事,梅姑娘却被羞辱了一个晚上。那个奸夫的老婆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梅姑娘的一件血衣,说是梅姑娘处女失身的一件血衣,成了梅姑娘通奸的罪证,这件事也导致梅姑娘萌生了偷渡的念头。

培只好苦笑一下,怨自己倒霉。

向农民借了部自行车,把谷子运到公社粮食部,换了粮票和现金,否则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当晚到了广州,没地方留宿,只好到初的家里,他已经从别的地方放回来了。

第二天到医院检查,证实了不是伤寒。打了针,取了药,昏昏迷迷在初的家里躺了几天,烧退了,人也渐渐精神了。初很细心地照顾培的起居,弥补其在偷渡过程中的过失。

再过了几天,培完全康复了。写了一封信给学习班的领导,解释和检讨丢了证明的事情。几天后,培收到了证明,准备接受长达一个月的学习班的再教育。

半年后,培终于到了香港,展开了他重新生活的新一页。

      (感谢亚平同学帮忙输入)                                (完)